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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间的门被推开了。考察团的成员靳大成走进来。他望着我，愣了一下，说：“走，杨镰，你反正不想睡，咱们聊聊。”他显然在微醺中。回宾馆后，一些年轻人又找地方放松去了，其中也有他。这时，与靳大成同屋的团员赵稀方也进来，说：“大成，走，回房间休息。明天要上路。”靳大成迟疑了一下，说：“好，回房间。”
道过别，他们走了。——一切是那样的恰到好处，就连酒也喝得分寸感十足。
10月2日，9点30，我们的车队自达来库布镇动身，前往肃北马鬃山。
我们走的是七八十年前欧文·拉铁摩尔走过的路。他将这条路叫做“小道”，这是与酒泉到哈密的官道——大道——相比而言的。这一段，是此行最坎坷的行程。谁也不知路在哪里，往西方走就是了。好在方向还是十分清楚的。
关于路上的情况，我原来计划照自己的笔记写，但一再犹豫之后，还是放弃了。
我不打算批评谁，我没有这样的思想高度。其实，我是个又宽容又苛刻的人。我宽容人的缺点，但我不能容忍当面说谎，因为这往往是一切隐患的爆发点。在西部，我不会在意各式各样的不同意见，但我不能忍受“把自己的快乐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的哪怕最微小的流露。野外的随意活动空间很大，可野外的个人感情空间很小。至今我还为没有更善待向导感到不安。他完全是尽义务，拒绝接受任何报酬。实际他没有必要尽这个义务。这正是在“十一黄金周”，他完全可以与家人团聚，与亲友小酌，犯不上陪我们来这大戈壁上受罪。在途中午餐时，有人责问向导：“你认识路吗？”我霍然回过身反问：“你，认识吗？”当然不认识。“那就得了。动身吧。”
我们不能在路上争执。这是野外生活的“法则”。
我们是走在一条离开人们视野已经七八十年的“被遗忘的”古道上，我们是在作一次战胜“非典”的野外实地考察，我们要通过自己经历的艰难坎坷感受西部文明。我们不是走马观花，花实际就开放在心中。
途中，没有见到过任何一截现成的道路，在旷野上，却有骆驼的尸骨指明走向。骆驼死去时间已经不短了，白花花的骨骼有一半埋在了土里。我不禁想起了一首诗，其中写道：树倒下了还是那棵树，人倒下了便不再是原来的人。
一路，李总给了我必要的支持。李总在酒泉与嘉峪关有自己的企业，工作相当忙。但他坚持在酒泉加入了我们的考察团。他的车是我们车队的“头车”，也是我们车队气氛最正常的小组。车是他自己开的，而这辆车则是他用自己的车临时与朋友交换来用的。
戈壁上，太阳一落山天就黑了。谁也说不清离目的地马鬃山镇还有多远，甚至今天晚上我们是不是还到得了马鬃山。手记没有信号。地图成了遥远的记忆。最后一次途中休息时，靳大成说：“到不了马鬃山也没关系。这样好的天气，在野外露营多有诗意！”听他这样说，我笑了。这是一路上难得的开心一笑。为此，至今我还感谢靳大成的无形支持。可我马上有紧张起来。露营？我在野外露过无数次营。可这次不行，没有露营的思想准备，更没有必要的设备。
今晚一定要到达马鬃山。
我看了看表。8点了。10点钟还见不到归宿，就必须露营。因为与冒着彻底迷失路径的摸黑半夜找路相比，篝火、露营是更好的选择。在“塔克拉玛干的肚脐”喀拉墩、在“伊比利斯（魔鬼）出没”的小河，以及在沙雅的阿克塔利亚（远河）、且末南山的昆其布拉克牧场的几次教训，我记忆犹新，一想起这些就头皮发麻。
终于，在浓重夜幕中出现了灯光。路边有一组组巨大的“林木”，在林木的“树梢”，长剑一般的“树叶”在随风挥舞。那就是马鬃山的“标志”——风力发电的机组。远处那一片灯光尽管算不上辉煌，可含有暖意。
《黑戈壁》六（6）
这时，已经是2003年10月2日夜里10点。这一刻将长久留在我的记忆之中。我“活了过来”——肃北马鬃山镇到了。那儿不但有宿营之处、开水热饭，而且有“公婆泉”与“碉堡山”！
……我回忆起1982年考上社科院后乘坐70次列车返回北京的旅途。当列车即将走出河西走廊时，同车的人都睡着了，只有我一个人凝视着车窗外漆黑的夜幕。突然，在遥远的地方出现了一点灯火，那是一个不知名的小小山村。望着灯火，我萌生了这样一个错觉，我是这个无名村落的“漏夜归人”。一种奇异的失落感使我辗转反侧，夜不能眠。我想到，如果我有两次、三次生命，我会在每一个曾经落脚的地方生活几年，结识各式各样的朋友，成为他们的一部分，与他们分享喜怒哀乐，与他们分担艰难困苦。可我最想知道的是：此刻会不会有人在想着我、等着我。
哦，马鬃山，你在耐心地等着我，一个迟归的游子、迷途的旅人。
车灯前面出现了一个雕像，那是三只北山羊（红羊）。车灯晃动，北山羊们似乎争先恐后地走下了基座，迎上前来。一旦平安到达，路上的磕拌就不复存在。
镇上的人一直在宾馆等着我们。至今我一想到站在大门口的副镇长，就如同再次回到久别的家中。大家住下来，略事休息，到街上一个餐厅就餐。早过了餐厅营业时间，可人们知道我们一定会来。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肃北蒙古族自治县马鬃山镇副镇长娜仁娜。娜镇长是女中音歌手。
晚上，我一个人在房间里写笔记，李总来聊了一阵。
我的朋友往往是在患难之中结识的。可那时我年轻啊。我想，认识了李总，就不虚此行了吧。写完笔记，我的心情平复了。
手机有信号了。我给在新疆的妻子打了电话。她的父母病重，她回家照顾。我又给留在北京的儿子打电话。他正在准备考研究生。一家三口，天各一方。今天是2003年10月2日，——不，已经是3日了。
我独自一个人走到寂静的街道上。我没有再想自己与黑喇嘛的“不见不散”的“死约会”。这是在黑戈壁的腹心地带，可我却漫无边际地想起一些零星的、早该忘记的往事：
——爸爸生前总是说，我自幼胆子最小，刚刚会说话，就爱缠着大人问：爸爸，山上有老虎，你怕不怕？据说，连一个小小的沟，都不敢迈，非得爬过去。
——鱼缸里的巴西彩龟几天一动不动，我一看，原来已经成了空壳。我当着儿子把龟随便扔到了院子的树丛里。儿子大叫一声：“我的小乌龟！”然后恨恨地看着我。我忙说：“他死了，已经没有感觉了。”儿子抹着眼泪说：“可我有感觉！”这年儿子七岁。
——我和妻子在议论学生们的“追星”，颇不理解，也颇不肖一顾。一边做作业的儿子突然插话：“要不那些追星的都是学生呢。到你们这个年龄，都崇拜开自己了。”这年儿子刚刚上中学。
——从1983年起，我就不再过春节了。这年春节前夕父亲住进了医院。我每天去医院陪伴看望，并送去饭菜。这天，我急忙赶到医院，没锁自己的破自行车，就冲进病房，我已经比往常迟了一些。等回家时，却发现随手撂在医院对面树下的自行车不见了。这车已经骑了20年，早该扔了。可目前正是离不开它的时候，我家离医院不近不远，又要穿越北大的校园。除了骑车，我就保证不了随时看望父亲。刚才在病房里，因为父亲的状况不见好转，我五内俱焚。这时，我再也承受不了一点点的负重。“没丢过自行车的就不是北京人”，话虽这样说，可我此刻呆立在医院前，仿佛天已经塌了下来，一时不知该怎么办。这时，一个大学生骑着自行车从远处路过。他大概是刚下了晚自习，轻松得飘飘欲仙；他也许是应约去赴第一次约会，心中充满美妙难言的情愫；说不定他才从老师家里出来，老师的肯定让他激情难抑。他随口放声高唱着美国乡村歌曲《苏珊娜》。随着歌声远去，我流出了眼泪。从这一晚上起，只要我出现了绝望的念头，《苏珊娜》的旋律就开始萦绕在脑海里。啊，青春岁月。一去不复回的青春岁月！
——两个五六岁的孩子走进我家的院子。他们走得慢慢地，手拉着手，仿佛在互相鼓励，而且下了好大的决心。他们问我：“老爷爷，你家有老虎吗？”“老虎？”我愣了一下。“没有啊。”“奥，没有老虎呀！”他们放了心又悬起了心的神态至今历历在目。显然是他们的家长（在我家院外有一个小小的自发农贸市场）不愿意他们进入院子打扰住户，就以“那院子里有老虎”相吓。可这反倒引起了他们的好奇：他们决定宁被老虎咬一口也要看看活着的老虎。知道没有时，一块石头落了地，可那种遗憾又深深打动了我。
——一个同事养了一只麻雀，爱同己出。她非要为麻雀上点眼药，就把麻雀紧紧攥在手里。等点了眼药，却把麻雀活活掐死了。
——我整整三十岁，“四人帮”终于销声匿迹。我知道过去已经结束，但我不知道将来是什么样子。一天我路过乌鲁木齐河的干渠。那干渠相当“可怕”，因为它的水流太急，它的落差太大。突然上游有人呼救，一个在河边的人不知怎么回事竟叫渠水冲走，渠边立时集结了不少人，我意识到必须有人下去相救，因为那人不会水。我身边的一个年轻人急得团团转，他口吐白沫，只是重复“我不会水”“我不会水”。——可我会水。我脱下了棉衣，特别是摘下了手表。那上海手表，是妈妈为我买的，它已经成了纪念物。我把东西塞给年轻人，他明白了怎么回事，急急忙忙地说：“放心，我不会叫你失望。”救上来人，我已经遍体鳞伤，与落水者被一同送到了医院。等我想出院时，发现自己几乎是一无所有了。我没有敢告诉妻子出了什么事。可我知道，手表丢了，是不可长久瞒着家人的。想想看，在70年代中期，一块手表有多贵重。我已经不抱找回衣物的念想了。过了一段时间，大约是一两周吧，我又从渠边路过。突然有人拦住我，激动地说：“是、是、是你！”那正是那个年轻人。他将衣物塞到我的怀里，一个劲说“你不会失望”“你不会失望”。他告诉我：从那天起，他天天在渠边等着我。我们就这样相逢，又分别了，从此再没见过，互相连名字也不知道。但这无关紧要，要紧的是，至今每遇到应该提醒自己“勿以善小而不为”时，我总会说：我不会让你失望，我不会让你们失望。
《黑戈壁》六（7）
……
这个时刻，只有那三只红羊伫立在马鬃山镇的街头，陪伴着我。我想到许多零星的往事片段，惟独没有涉及黑喇嘛和他的著名的要塞“碉堡山”。
《黑戈壁》七（1）
10月3日，8点早餐。
餐后，我们前往几公里之外的碉堡山。我知道，以前怎样凭空想象，也想像不出目前我所见的景象。
当然，在这之前我见过要塞的相片，而且不止一幅。最经典的，是哈士纶在1927年所摄的要塞废墟的主体建筑。另一幅则是1934年斯文·赫定的医生赫默尔所摄，刊布在《丝绸之路》书中。哈士纶的照片往往被说成是1928年所摄，可他路经此地的时间，是1927年11月16日。这两幅照片都拍摄在黑喇嘛覆灭之后不太久，要塞还保持着基本面貌。同时，取景与角度相当一致。关于要塞的毁灭，一般都说到是为外蒙古派人来焚毁。可这两份照片使人对此怀有疑虑。一是外观看不出火的破坏力，另外，这个要塞是由石头与泥土建成，能够引起燃烧的东西相当有限。火，不会造成破坏性的损失。照片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那个俯瞰要塞的敌楼（岗楼）；另外，是绵亘在山梁上的围墙。
我们的车子停留在山群的东边。镇上的人先招呼我们看了遥遥相对的那一座山的“坑道”。这些建筑不是黑喇嘛的杰作，它是水泥的结构，据说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反修防修”时为防止“美帝苏修”“突然袭击”，建造的“三线工程”。这里离边境虽然有几百公里，但其间都是一马平川，能阻止一下苏联坦克的，就只有低矮的马鬃山了。我们进入了坑道，里面相当大。从山的另一面钻出来时，“碉堡山”就在面前了。
从踏上黑戈壁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