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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二月，惲世临罢，以李瀚章为巡抚。世临为政多饘门，高下任意，又刻核，自以习例案，明铨格，于补官屡诘难吏部，而时议追咎毛鸿宾专擅威福，皆自世临发之，欲并去此两人。
然其牵引多，重发难，乃假例事付吏议。鸿宾、世临皆自以为无恐，及奏上，竟降调世临，出不意。湘军将以其治军疏，又力主搉税济东征，乃率醵银五万以资其归。瀚章本起湖南州县，久从曾军，无所不谙练，特喜静镇，抑英锐，颇收权归之官，举错又异矣。
三月，洪寇余党汪海洋等屯踞福建、广东边。议四省合击，复增军。遣陈士杰自桂阳出仁化，王永章自宜章出乐昌，张义贵屯郴州。四月，鲍超军自江西援陕。超假归四川，遣总兵冯标等将前军出汉阳，待饷湖北。饷不时发，又不令其军至省城，久屯金口，军士怨望，冯标等短于抚驭。超军号“霆营”，多收降寇，不乐西征，乃譟而叛，直掠而南，欲合福建余寇。霆营剽悍有名，诸军畏之过于大寇，遂自袁、吉入攸，残安仁而南。湖南屯军至众，当突而过，先败赵焕联所部军，刘德谦要之，不及，委所掠东走，德谦军收赵部军械无算。叛军至桂阳县，乃遇陈士杰拒战，大破之，余千余人逸去。八月，复遣罗萱、彭炳武等助郴防，悉汰并援贵州军为二十营，以周洪印领之。十二月，汪海洋及叛军皆平，东南休息，乃议援黔。
五年，以李元度为大将，出沅州，攻铜仁、石阡寇，以周洪印等出靖州，攻天柱、清江苗。
六年夏，李瀚章迁总督，刘崐为巡抚。奏罢洪印及贵州布政使兆琛军，以席宝田募新军讨苗，始大用兵矣。朝议令四川、湖南俱出军，兼供其饷，以平黔为期。湖南盐茶货厘税，自海口通，江浙定，绌于前十之六，所加东师饷税复停，因议捐输。
李榕为布政使，倡言当先令巨室助资，以率齐民。实不能行，而士民怨恨，摭他事令言官劾榕所委用者，而张自牧久领黔捐局，故指攻自牧。刘崐奏辨，悉直之。其冬，增遣黄润昌率军出晃州，克镇远。
八年春，润昌自施秉谋取黄平，中伏死，军覆。言者以阴事复劾李榕。总督李鸿章雪其事，而微言榕不恤名，罢之。王文韶为布政使。
九年秋，湘潭奸民以县丞于朱亭捕人赇赎，夜集百余人劫之，县丞跳走伤死，以变闻，因讹言哥老会。哥老会者，本起四川，游民相结为兄弟，约缓急必相助。军兴，而鲍超营中多四川人，相效为之，湘军亦多有。初不为奸利，及寇平，军罢散归，无业者假以报复劫掠，因又招诱，所在有之，各不相属，又人猥杂，并不能助缓急。而官吏讳劫盗、惮缉捕，儒生喜防未然，往往推之哥老，以张大其势。奏报频频上闻，廷议以为固有之，虽诏防察，终以为不能绝。寇起既久，督、抚亦不复议疏防罪。一闻哥会，辄上变发兵。于是巡抚以湘潭至近，大发省城屯军及旁近军合击，军至六千，以柳万春、于高胜为将，往来潭、醴间，莫测寇势，稍取民间衣物，所至民亦恫喝之。
用兵数月，卒无所得，虚张首虏而还。
十年春，龙阳奸民复仇，杀在籍同知陈景沧父子，益阳奸民亦劫县狱。荆州闻之，以为寇大起，总督郭柏荫以闻。朝廷未得湖南奏，诘问巡抚，而乱民已散去。言哥老会者不已，因命总督李瀚章渡湖案之，罢刘崐，以王文韶代之，奏设保甲局而还。
十一年春，席宝田尽平贵州苗，军事告毕。四境无所防，而水陆军如故。省城城守，县火击柝，若备寇至。哥老会时有闻者，军往辄散。文韶亦颇知诸军无事坐食，然不能罢。货税捐输益厌不复效，湖南盖贫弱矣。
曾军篇第二
军兴，而养兵之利害尽著。诸帅臣则稍稍召募，而江忠源以楚勇显。然兵妒勇益甚，所屯则私斗，战败固不救，反陷之。
咸丰二年冬，湖北大营患潮勇横恣，罢遣之归，乃益道掠，公奸良民妇衢市，所至焚杀。愚民以为官兵不如寇，则奸人倡伪议，谋通贼，及结盟拜会相挻起矣。
曾国藩既奉命帮办巡抚团练，是时湘乡先立练局，请主其事，辞母忧不出，且自信行军用兵不素习。已而武昌陷，湖南大震，始至长沙与巡抚张亮基治守御。且上奏曰“团练之难，难于捐资。湖南行伍空虚，以练兵为要务。自军兴以来，二年有余，糜饷不为不多，调集大兵不为不众，而往往见贼逃溃，未闻有Ｃ１１战者，所用兵器皆大炮、鸟枪，远远轰击，未闻有短兵交锋者，其故何哉？由兵未练习，无胆无艺故也。今欲改弦更张，于省城立一大团，择乡民壮健朴实者招募来省，练一人收一人之益，练一月有一月之效。”又曰“湖南会匪自粤逆入楚，大半附之而去，然犹有串子、红黑、边钱、香会成群啸聚，如东南衡、永、郴、桂，西南宝庆、靖州，万山丛薄，为卵育之区。有司亦深知其不可遏，特不欲其祸自我而发，相与掩饰弥缝，苟且一日之安，积数十年应杀不杀之人，而任其横行。今乡里无赖之民，嚣然而不靖，彼见夫命盗首犯常消摇于法外也，见夫粤匪倡獗而莫制也，遂以为法律不足冯，官长不足畏，若非严刑峻法，无以折其不逞之志。臣欲纯用重典以锄强暴，即良民有安生之日，臣身虽得残忍严酷之名，所不敢辞。今之急务，在使通省无不破之案，而尽除大小各会匪，则涤瑕荡秽可期也。有曾经抢掠、拜会、结盟者，请即用巡抚令旗，恭请王命，立行正法。内奸既清，外寇虽至无能为已。”
于是立三等之法，重者斩，次杖毙，小鞭责释之而已，不以烦府、县狱。又手书告劝乡人士耆老，虽幼贱，身自下之，必与钩礼，有所布告，皆通启自名，每牒府、县招致贤俊，牧令虽怙旧习，然亲见大人尊官与乡民诸生为等夷，亦稍稍悟悔官民否隔，颇询地方利病。山野材智之士感其诚，虽或不往见，人人皆以曾公可与言事，湖南欣欣乡治矣。国藩以十二月壬辰治军事。
三年正月丙午朔。丁未，寇弃武昌，下犯安徽、江宁，湖南不受兵，乃益招募教练，兼令营兵防城者月六日合操。抚标中军参将塔齐布，日阅所部军，训练有法。诸州县亦时禀承国藩，言所兴除。有上言胥隶贪恣，辄捕治斩之，其行馆即讯者。
经三月，杀五十余人，文法吏大哗。张亮基移督湖广，未几，移抚山东。署湖南巡抚潘铎引疾去，骆秉章复来。以国藩所行异于罗绕典及诸团练大臣，心诽之，然见其所奏辄得褒答，受主知，未有以难也。二月，常宁土寇起，以刘长佑将楚勇五百人、湘勇三百人往，未至，其县团丁讨定之。阳山寇窥宜章。
大庾寇入桂东，杀汛官，以张荣组将七百人往。衡山土寇起，三月，刘长佑破平之。永兴、安仁、茶陵时有寇发，辄闻而兵随至，奸轨破散。
五月，洪寇分党围南昌，江忠源往援，因乞师湖南，以罗泽南将湘勇千二百，六月辛卯起行，道醴陵；忠源弟忠淑将楚勇千，壬辰起行，道浏阳；署盐道夏廷樾将营兵六百人、湘勇七百，丁酉起行，道醴陵。援军之行也，国藩念营将积敝不可用，纯用书生为营官，率皆生员、文童，以忠诚相期奖，然未经行陈，故以楚勇百战者偕。楚勇尚剽锐，营制疏略，乃命千总张登科领湘勇二十人为前哨。戒忠淑、登科曰“哨探必百里，至瑞州待湘军而行。”忠淑狃其家军称劲旅，心笑曾公怯，驱而前，中途讹言寇至，哗而溃走，奸民噪惊之，弃军械、饷银，退保义宁，留十余日乃进。七月壬申，湘军至南昌，则战城下，书生争奋搏寇。寇阳退抄其后，军败。营官附生谢邦翰、童生罗镇南、易良幹、罗信东战死，泽南收众入城。于是国藩闻之，以为湘勇果可用，虽败敢深入，官兵不如也。江忠源初至九江，奏请增兵。国藩与书曰“今日之极可伤恨者，在兵败不相救而已。盖调发之初，征兵一千，而抽选数营或数十营，卒与卒已不相习，统领之将又非平日本管之官，遂乖然不能以相入。至于兵与勇遇，尤相嫌恨。桂东之役，三厅兵寻杀湘勇于市；江西之行，镇筸兵杀湘勇于三江口，伤重者十余人。以今日营伍之习气与调遣之成法，虽圣者不能使之一心。足下前奏调云、贵、湖、广兵六千，募勇三千，合为一万，自成一军。
夫六千之兵，必有一二镇将统之，其势不能相下，而将弁中又多卑庸，无足与语者。鄙意欲练乡勇万人，概求吾党质直晓军事之君子，将之以忠义之气，而辅之以训练之勤，相激相劘，而后可以言战也。”忠源未及用，而江西楚勇以索赏复溃，健锐者皆弃去，江军遂弱。九月，败于田家镇。
是时，湘营制，营三百六十人。中营罗泽南将之，左营王珍将之，右营邹寿璋将之，塔齐布将兵勇成二营，周凤山、储玟躬各将二营，曾国葆将一营。国藩仍欲充广至六千人，合忠源所将成一万为义师。而己居湖南，有寇乃佐巡抚治兵，故多与军民政事。长沙协副将清德，自以为将官不统于文吏，虽巡抚例不问营操，而塔齐布谄曾国藩，坏营制。提督鲍起豹者昏庸自喜，闻清德言，则扬言盛夏操兵虐军士，且提督见驻省城，我不传操，敢再妄为者军棍从事。塔齐布沮惧不敢出，司道群官皆窃喜，以谓可惩多事矣。提标兵固轻侮练勇，倚提督益骄。
适湘勇试火枪伤营兵长夫，因发怒，吹角执旗列队攻湘勇。城上军皆逾堞出，城中惊哗。国藩为鞭试枪者以谢，乃已。俄而辰勇与永顺兵私斗。辰勇者，塔齐布所教练也。提标兵益傲怒，复吹角列队讨辰勇。于是国藩念内斗无已时，且不治军，即吏民益轻朝使，无以治奸轨，移牒提督，名捕主者。提督亦怒，谩曰“今如命，缚诣辕门。”标兵汹汹满街。国藩欲斩所缚者以徇，虑变，犹豫未有所决。营兵既日夜游聚城中，文武官闭门不肯谁何，乃昌狂公围国藩公馆门。公馆者，巡抚射圃也，巡抚以为不与己公事。国藩度营兵不敢决入，方治事，刀矛竟入，刺钦差随丁，几伤国藩，乃叩巡抚垣门，巡抚阳惊，反谢，遣所缚者，纵诸乱兵不问。司、道以下公言曾公过操切，以有此亦。国藩客皆愤怒，以为当上闻。国藩叹曰“时事方亟，臣子既不能弭大乱，何敢以己事渎君父？吾宁避之耳。”即日移屯衡州。
已而湖北事亟。总督吴文镕，故国藩坐主，专倚援湖南，奏调湘军。有诏令曾国藩赴援，骆秉章供支其军。巡抚亦以寇棘，故手书谢国藩，且召之同守省城。王珍时将湘勇，闻援鄂，自请增募，合三千人先往。十月，武昌寇去。江忠源擢安徽巡抚，兵少不能进，侍郎宋晋请发湘军援安徽。时新募壮勇分击土寇，未尝休息，合会军饷乏绌，器械旗服朴陋，又方议水军，造战筏守湘，初无意勤远，而鄂、皖羽檄日至，月三四奉诏促出师，乃议遣王珍。珍既得请饷省城，不复启国藩，后又罢行。
国藩议合并湘勇为十营，汰珍军，珍大怨望。国藩初本倚珍为大将，既以军新集，技器粗脆，远出遇寇忧必败，而珍颇易言兵，度其才气终不能为下，乃听珍别将。十二月，江忠源死庐州。
四年正月，总督吴文镕败死黄州。国藩知时事愈危，势不得出十全，于是改营制，以五百人为一营，其非湘乡人各领乡军者，随所统为小营。凡陆军五千余人，为十三营，水师五千人，为十营，战船二百四十，坐船二百三十，器用工匠米炭杂具及员弁丁夫，水陆万七千人，建旗东下，留罗泽南屯衡州镇土寇。文宗以国藩一人兼统水陆军，心忧之，特诏贵州提督布克慎自黄州还，赴其水营，诏总督台涌会其师。时寇已围武昌，台涌方居德安，而寇党分犯通城、崇阳，入湘阴，趣宁乡。巡抚先遣王珍会曾军俱下，寇沿洞庭者皆退走，陆路游奕自如。
二月庚辰，遣储玟躬拒寇宁乡，雨雪步进，欲与寇争城。
壬午，未至县十许里，县故无城垣，寇已据治所，官走免。众议止待后军，玟躬奋曰“自军兴，寇破城百数，皆待其休息或饱掠弃去耳，今舍营兵，起义勇，奈何闻警咨趄。”即部分其五百人，分三道乡宁乡。寇方散掠，遂乘攻之市中，寇各求门出走。玟躬止营郊外，休士会食，而躬率十余人行衢巷，抚难民。寇先出者不知官军至，方还县，见街中横尸，大惊，复出东门，乃反遇玟躬，相挤塞门。玟躬遽前搏寇，寇前后刺之，玟躬及十八人尽死。寇不知主将死，奔相告“此来者以数百人败数千众，今止营待后军，不可当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