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怏怏退出。反对变法者当然不放过这样的机会,他们继续大肆抨击王安石及其新法。在这种巨大的压力下,王安石向赵顼提出辞呈,赵顼没有批准。
郑侠的难民图,虽然鼓舞反对派,却得罪了变法者,这些人便要找郑侠出气。从法律角度讲,郑侠通过银台司传送奏章是非法的,因此,郑侠便要在御史台受审。
审问的结果如何,历史上没有记载,但此后不久,他又出现了,而且继续上表,这至少可以证明,他没有受到严厉处罚,充其量只是批评教育,记过一次罢了。
赵顼暂罢了新法,王安石思想有抵触,吕惠卿、邓绾二人进宫面奏赵顼,请求继续推行新法。赵顼犹豫不决。
吕惠卿声泪俱下地说:“几年来,陛下废寝忘餐,推行新政,已经取得了很大成果,天下百姓也一片赞颂,怎能仅凭一个狂夫之言,说废就废呢?如此一来,多年的心血不是白费了吗?”
邓绾附和吕惠卿,也劝说赵顼继续推行新法。
变法图强,本来就是赵顼的理想,他下令暂罢新法,也只是看到难民图后一时冲动,静下心来仔细一想,觉得将推行多年的新法全盘否认,实在是心有不甘。见两位大臣苦苦相劝,变法图强的意识在思想里又占了上风,于是点头同意了两人的建议,继续推行新法。
两人领旨而出,新法继续推行,而且力度比以前更大。
王安石的变法运动,在朝野闹得沸沸扬扬,宫中的太皇太后也有所耳闻。她们的消息来源不是文武百官,而是皇亲国戚。
王安石的新法,不但涉及到老百姓,也触及到宗室、外戚的利益。例如,新法变革了宗室子弟的任官制度,使不少远房的金枝玉叶失去了做官的机会,因而招致他们的强烈不满。这些宗室子弟不仅上书朝廷,对新法表示不满,甚至在路上拦住王安石,要向他讨一个说法。王安石态度坚决,并没有在这些人面前屈服。朝廷没收了皇后父亲的部分财产,曹太皇太后的弟弟也遭到违犯市易法的指控。所有这些消息,都传进宫里,使得太皇太后及皇后对王安石也极为不满。
这一天,赵顼进宫问候太皇太后曹氏,曹氏乘机说道:“祖宗法度,不宜轻改,从前先帝在世的时候,我听到了什么,也要告诉他,先帝都听得进去,现在要效仿先帝之法,才能避免祸乱。”
赵顼轻松地说:“现在天下太平,没有什么事。”
“听说青苗、免役各法,民间都感到很痛苦,为何不一并罢除呢?”
赵顼分辩说:“新法是利民之策,是为民谋福,并无害民之意。”
“恐怕未必吧!”太皇太后道,“我知道王安石很有才华,但他推行新法,违反了大多数人的意愿,民怨极大,树敌太多,出于爱护他的目的,不如暂时免去他的宰相之职,调出京城吧!”
赵顼说:“满朝文武大臣,唯王安石一人能担此重任,怎么能免去他的宰相之职、调出京城呢?朝廷离不开他。”
太皇太后流着眼泪说:“王安石这是在乱天下啊!”
赵顼与祖母的感情极好,他见祖母如此伤心,虽然很内疚,但他确实不愿放弃新法。正在左右为难之时,恰好弟弟昌王赵颢进来了,他接过话头说:“太皇太后的慈训,是至理之言,皇上不可不听啊!”
赵顼正在懊恼,听了昌王的话,怒斥道:“是我在败坏天下,我不会治国,你来做皇帝好了。”这是将心中的怒气与痛苦发泄在昌王身上。
赵颢无端受到一顿呵斥,流着泪,委屈地说:“国家有事,可以共同商议,我并没有什么异心,何至如此啊!”
太皇太后没有想到赵顼与他的弟弟发生了争执,一时愣在当场,过了一会儿,不高兴地说:“这都是王安石惹的祸,该如何处理,皇帝你看着办吧!”说罢径直入内去了。
赵顼本来是进宫问候的,结果弄得个不欢而散。
王安石自郑侠上疏之后,便萌生退意,当他听说太皇太后、皇上与昌王为他的去留发生争吵之后,去意更加坚决。
赵顼在王安石的坚决请求下,最终还是接受了他的辞呈,并叫王安石推荐接替他的职务的人选。
从这里可以看出,赵顼虽然免去了王安石的宰相之职,但并没有完全放弃富国强兵的理想,而是要继续推行新法。
王安石推举了两个人,一个就是前宰相韩绛,一个乃是曲意奉承的吕惠卿。
熙宁七年(1074年)四月,王安石正式罢相,出知江宁府。
大宰相王安石秉政五年有余,大张旗鼓地推行新法,在中国历史上掀起了一股巨大的改革风暴,许多人都被这场风暴刮出了政坛,刮出了京城,甚至丧命,最后却被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掀翻了。
第三篇 短命皇帝 第92节:小人得志便猖狂
八朋友是最大的敌人
1。小人得志便猖狂
王安石离京之后,韩绛任同平章事,吕惠卿任参知政事,变法运动由韩绛、吕惠卿等人负责。刚开始,两人感王安石提拔之恩,仍然继续实行王安石制定的方针政策,真正是萧规曹随,一些儿不肯改违。因此,京城的一些人送他们二人两个美号:韩绛称为“传法沙门”,吕惠卿唤做“护法善神”。
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他们为了各自的利益,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吕惠卿是个极具野心的人,王安石在位时,他是王安石变法最得力的助手,王安石离开之后,他妄图取代王安石的地位,为了达到目的,提拔族弟吕升卿、吕和卿等人,扶持自己的势力,打击变法派内部的其他成员,打着变法的招牌,肆意妄为。
吕惠卿执政以后,因为与三司使曾布有嫌隙,便想拔去这个眼中钉。恰在此时,曾布上表奏称:“市易法扰民。此种不良的政治,在秦、汉衰乱的时候,亦未曾有过;而提举市易司吕嘉问又请贩盐鬻帛,岂不贻笑大方吗?”
吕惠卿便以阻挠新法罪弹劾曾布,将曾布逐出京城,贬到饶州去做了知州。吕嘉问也因为赵顼讨厌他,同时被免职。
吕惠卿采用吕和卿的建议,创行手实法,具体内容为:命令民间的土地、房屋、宅基地、牲畜和所有资产,都要据实估价报官,官府按估价总额抽税,凡隐瞒不报者,重罚,举报者有赏。这实际上就是征收资产税。如此一来,民间寸土尺椽,都要纳征,养鸡饲牛,都要纳税,老百姓苦不堪言。
吕惠卿的所作所为激起了郑侠的愤慨,他再次画了一轴画,题名为《正人君子邪曲小人事业图》,在这幅图中,他将唐朝的宰相进行分类,其中魏征、姚崇、宋璟等,称为正人君子;李林甫、卢杞等,号为邪曲小人;将冯京比做君子,吕惠卿比做小人,借古讽今,呈献给赵顼。并附上一道奏折,弹劾吕惠卿。
吕惠卿绝不容忍郑侠对他的攻击,在他一手操办下,郑侠被贬谪到偏远的英州。本来,吕惠卿要置郑侠于死地,但被赵顼阻止了。赵顼说郑侠谋国而不谋身,忠诚可嘉,不可重罚。皇帝都这样说了,吕惠卿也只能见好就收。
冯京在郑侠遭贬之后,也被免去参政之职,出任亳州知州。因为他被郑侠比做君子,与君子相对应的小人是吕惠卿,吕惠卿当然咽不下这口气,冯京被免职也就不足为奇了。
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一直不赞成哥哥的新法,他曾特别过提醒王安石,说吕惠卿是个佞人、骗子,要提防这个人。
有一次,王安石正在和吕惠卿商量政事,王安国却在外面吹笛子,王安石冲着外面的弟弟喊道:“停此郑声如何?”
王安国应声回敬道:“远此佞人如何?”
孔夫子曾说,“驱郑声,远佞人。”兄弟俩的一问一答,实际上是引用了孔夫子的话。
吕惠卿当时虽然没有说什么,但怀恨在心。郑侠流放英州之后,吕惠卿便以王安国与郑侠交往甚密为由,撤掉他的职务,贬回四川老家去了。
吕惠卿将冯京、郑侠、王安国逐出京城之后,气焰更加嚣张,处事独断独行,根本不同宰相韩绛商量。他担心王安石复出,抢了他的彩头,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对他的恩师王安石下黑手。
当时,山东有一个谋反案,主犯是一个亲王,犯罪团伙中有一个人是王安石的朋友。本来,这件事与王安石八竿子也打不到一块。吕惠卿欲置王安石于死地,诬陷王安石与这起谋反案有染。
吕惠卿的所作所为引起了包括宰相韩绛在内的朝中大臣的不满,很多人强烈要求王安石复出,他们认为,只有王安石才能控制吕惠卿。
韩绛向赵顼上了一道密折,请皇上罢免吕惠卿,起用王安石,同时,他派人给王安石送去一份密函,说吕惠卿欲控告他谋反罪,叫他在七天之内赶到京城。七天之内,他可保这件事不爆发。
谋反罪是灭九族的大罪,谁要是与这桩罪沾了边,不但自己人头落地,九族之内的亲人也要跟着遭殃。
王安石接到韩绛的密函后,知道问题很严重,连夜从江宁出发,骑快马日夜兼程,果然在七天之内赶到京城。进京之后,连夜进谒赵顼。
赵顼自从王安石出京之后,似乎失去了主心骨,加之吕惠卿执政后,处事毫无章法,他便开始想念王安石了。韩绛告诉他,王安石不日将进京,奏请把吕惠卿控告王安石与谋反案有染的奏折暂缓处理。赵顼根本就不相信这件事,故将吕惠卿的奏折压而不发。
王安石进京的当天,赵顼便接见了他,君臣二人经过半天长谈,第二天,王安石官复原职。
王安石复职了,但吕惠卿没有放弃自己的野心,他不仅不协助王安石推行新法,反而处处设置障碍,成为王安石的掣肘,妄图搞垮王安石,取而代之。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吕惠卿做梦也没有想到,正当他算计别人的时候,有人已将矛头指向了他,而这个人,就是曾为他的政治盟友的邓绾。
王安石复出之后,很多人要取媚于他,其中御史中丞邓绾是一个最为典型的人物。
邓绾本来是王安石变法的助手,王安石罢职后,他倒向吕惠卿,成为吕惠卿的政治盟友,两人狼狈为奸,对王安石落井下石,干了一些见不得人的事,王安石复出之后,邓绾的处境很尴尬,他知道王安石与吕惠卿两人嫌隙已生,他不可能在两人中间左右逢源,必须从中选一人作为自己效忠的对象。邓绾是个聪明人,他知道吕惠卿不是王安石的对手,于是选择了王安石。为了弥补以前的过失,重获王安石的信任,邓绾决定反戈一击,出卖吕惠卿。他背着王安石,暗中与王安石的儿子王雱商量,控告吕惠卿勒索华亭商人铜钱五百万缗。
御史蔡承禧也欲取悦于王安石,上表弹劾吕惠卿,说他欺君玩法,结党营私。
赵顼对吕惠卿已然厌恶,看了邓绾等人弹骇吕惠卿的奏折后,便将吕惠卿贬出京城,出任陈州知州。
三司使章惇也为邓绾所劾,贬出京城,出任潮州知州。
韩绛是王安石复出的功臣,但王安石复出之后,因和王安石的意见不一致,萌生去意,便托病请求离职,赵顼批准了他的请求,命他出任许州知州。
王安石重新独揽宰相大权。
第三篇 短命皇帝 第93节:割地七百里
2。割地七百里
契丹自庆历二年(1042年)向宋敲了一次竹杠、两国签订和约之后,三十余年来,两国一直相安无事。仁宗至和二年(1055年),契丹主宗真病逝,他的儿子耶律洪基继位。
熙宁七年(1074年),辽国皇帝耶律洪基派使臣萧禧来东京汴梁,要求与宋重新划定边界,声称要以蔚、朔、应三州之间的分水岭土垅为界,并说宋在河东修筑的营寨已经侵入辽国边界。
宋、辽和平相处几十年,一直是各守疆界,从未在边界问题上发生纠纷,这次辽国突然提出要重新划定边界,明显是借端生衅、找茬儿。
赵顼派太常少卿刘忱等人到代州与辽国谈判,辽国的谈判代表是枢密副使肖素。肖素坚称宋、辽两国的疆界应以分水岭土垅为界,但经实地勘察,分水岭上根本就找不到什么土垅。肖素又改变了口气,说泛指以分水岭为界。
无论什么山,有山就有分水岭,分水岭并不是一个确定的地名,肖素要求以分水岭为两国分界线,实在是胡搅蛮缠。
刘忱据理力争,肖素竟然执意不从。刘忱便派人回京,将谈判的情况向朝廷作了汇报。
赵顼一面命枢密院开会商议,一面亲自给判相州韩琦、司空富弼、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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