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丽宋朝的落寞:这才是宋史(壹+贰)- 第72部分

　　　　佛印出身富家，原本没有打算出家。传说他的生母就是李定的母亲。显然，他的母亲曾出嫁三次，和三个丈夫各生一个儿子，这在当年是不多见的。

　　　　在皇帝对佛教徒赐见时，苏轼便把此人推荐上去。佛印在皇上驾前力陈对佛教的信仰。皇上见他颀长英俊，面容不俗，说他若肯出家为僧，就赐他一个度牒。度牒是僧人的一个资格证。当时，持有这个证件的僧人可以免除各种赋税和徭役。赐他一个度牒，是皇上对佛印的恩赐。佛印当时进退两难，只好答应出家。

　　　　佛印机智敏捷，他和苏轼交往，留下了很多有趣的故事。一次，他们两人去游一座寺院，进了前殿，有两个狰狞可怕的巨大金刚把守大门。

　　　　苏轼问：“这两尊佛，哪一个重要？”

　　　　佛印回答：“当然是拳头大的那个。”

　　　　进了内殿，又是一尊手持串念珠的观音菩萨。

　　　　苏轼指着观音菩萨问道：“观音自己是佛，还数手里那些念珠何用？”

　　　　佛印回答：“噢，她也像普通人一样祷告求佛呀！”

　　　　“她向谁祷告？”苏轼再问。

　　　　佛印回答：“向她自己祷告。”

　　　　“这是为何呀？她是观音菩萨，为什么向自己祷告？”苏轼有点打破砂锅问到底的味道，实际上是在刁难佛印。

　　　　“你知道吗？”佛印笑着说，“求人难，求人不如求自己。”

第三篇　短命皇帝　第87节：狐假虎威

　　　　两人一问一答，妙语连篇。

　　　　还有一次，苏轼想借一个“鸟”字开佛印的玩笑，他熬有介事地对佛印说：“古代诗人常将‘僧’与‘鸟’在诗中相对。比如‘时闻啄木鸟，疑是叩门僧（声）’，还有：‘鸟宿池边树，僧敲月夜门’。我佩服古人以‘僧’对‘鸟’的聪明。”

　　　　很显然，苏轼是在取笑佛印。不料佛印回答得更妙。他对苏轼说：“这就是我为何以‘僧’的身份与你相对而坐的理由。”

　　　　一句妙答，令苏轼哭笑不得。

　　　　其实，这都是野史的记载，正史无从考察。至于苏轼有一个才华出众的妹妹苏小妹，许配给秦观，新婚之夜拒绝新郎入洞房，非要等新郎作好她给出的一副对联才给他开门，由于上联出得很难对，秦观搜肠刮肚就是对不出来，苏轼助了他一臂之力，才对出下联的故事，实属是虚无之说，因为苏轼根本就没有这样一个妹妹，更没有秦观这个妹夫，苏轼与秦观虽然是好友，但并没有郎舅关系。

　　　　3。狐假虎威

　　　　苏轼携眷离京去了杭州，欧阳修退隐于安徽富阳，张方平回了河南老家淮阳，司马光和吕公著隐居在西京洛阳，富弼也贬出了京城。当年仁宗皇帝在位时的名臣儒吏已被清除净尽。朝廷平静了，死一般的平静。

　　　　苏轼离京之前，京中曾发生过一次不大不小的暴乱。

　　　　前年冬天，保甲法便已实行，新兵在乡村接受军事训练，他们疑心受训的用意，以为要离开家乡，调到北方去与外族打仗，于是临近京城的村子里发生了示威游行。骚乱的另外一个原因，当时的官府命令农人自备武器，其实也只是弓箭而已。乡民们认为这是要远征了，父子、兄弟相拥而泣，有的人甚至断腕以躲避征调。

　　　　乡民的暴乱，实际上是抵抗离乡背井到边境去打仗，但表现出来的是反对新法，而且是以这种过激的方式。

　　　　韩维当时是开封府知府，在他的辖区内发生了这样的事情，责任难逃。他立即将暴乱的经过向朝廷作了汇报，并请求将军训推延到冬天进行，因为那时是农闲季节。

　　　　王安石岂能容忍这样的事情在他的眼皮底下发生？韩维就因为这一份奏折，遭到罢免。

　　　　韩维是王安石的追随者，当年赵顼为太子的时候，韩维在他的面前替王安石说了不少的好话，从这种意义上说，韩维有恩于王安石。罢免了韩维，王安石也失去了他最后一个朋友。

　　　　宁州通判邓绾给王安石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极力赞颂新法，对王安石的吹捧也是用尽了溢美之词，大得王安石的欢心，被推荐为御史，并兼管农业。

　　　　邓绾是因拍王安石的马屁而升官，他的一些成都同乡瞧不起他，有骂他是阿谀奉承的小人，有人讥讽他是一名投机的政客。邓绾对此却怡然自得，不以为然地对人说：“笑骂由他人去，好官我自为之。”

　　　　王安石在邓绾与曾布的协助下，继续做着“毁”人不倦的工作。

　　　　老宰相富弼因不满王安石的所作所为，辞去宰相之职，降职为博州太守之后，仍然极力反对青苗法，置上司对他推销青苗贷款不力的指责于不顾，给皇上上了一本，他在奏折中说：“此法行，则财聚于上，人散于下。”

　　　　邓绾见这是个讨好王安石的好机会，便向王安石建议，以阻碍新法之罪，把富弼宰相级别的待遇全部剥夺。王安石却欲置富弼于死地。幸亏赵顼念及富弼是位老臣，不忍加罪，才使富弼逃过一劫。

　　　　御史中丞杨绘，上本请求废止免役法，并奏请重新起用吕诲、范镇、欧阳修、富弼、司马光、吕陶等一批有能力而遭贬的大臣。杨绘被邓绾弹劾，逐出京城，下放到郑州去做了知州。

　　　　监察御史刘挚，上表陈述免役法有十害，也被谪为监衡州盐仓。

　　　　王安石命知谏院张璪撰文驳斥刘挚的建议，张璪不肯从命，也被逐出了京城。

　　　　在这段时期内，继被贬至邓州的吕诲病逝之后，一代文学大师欧阳修也客死颍州。

　　　　吕诲，开封人，是已故宰相吕端的孙子。

　　　　欧阳修本籍庐陵，北宋杰出的文学家、政治家、史学家、金石学家。一生经历了宋真宗、宋仁宗、宋英宗、宋神宗朝代，参与了许多重大的政治活动，是当时的文坛领袖。奉诏修《唐书》纪、志、表，自撰《五代史记》。苏轼作序时对他的评价说：“论大道似韩愈，论本似陆贽，纪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欧阳修初号醉翁，后号六一居士。死后赠太子太师，谥文忠。

　　　　王安石的儿子名叫王雱，从小聪明，有过目不忘之能，十五六岁时就写有数万言的著作，考中进士，被任命为旌德尉，睥睨自傲，不可一世。他做官不久，便因官职太小、俸禄太薄而辞官不做。在家里闲来无事，写了二十多篇策论，纵论天下大事。还写了数万字的《老子训解》《佛书义解》。

　　　　王雱虽然才华出众，议论惊人，但倜傥不羁、风流自赏，平时寻花问柳、选色征声，所有秦楼楚馆、诗妓舞女没有不知道王公子大名的。王安石非常宠爱这个儿子，事事也容他三分。

　　　　王安石为参政时，一天，程灏拜访王安石，两人正在谈论时政，互相辩论，王安石的儿子头发散乱，手拿女人的头巾出现在客厅，他一直走到父亲面前，见了程灏也不打招呼，便问他们在议论什么。王安石说他们正在谈论新政，并说他们的新政总是受到其他大臣的批评。

第三篇　短命皇帝　第88节：开疆拓土（1）

　　　　“这也有必要多议论吗？”王雱大大咧咧地坐下来，大声说道，“将韩绛、富弼两人推出去斩首示众，看谁还敢反对新法。”

　　　　程灏是个道学先生，见王雱如此不懂礼节，大人说话还随便插嘴，有些不高兴地说：“大人说话，小孩子不要插嘴。”

　　　　王雱听后气得青筋陡胀，双拳紧握，几乎要冲上去揍程灏一顿。幸巧王安石以目制止，他才怏怏退出。

　　　　王安石做了宰相后，任用了很多年轻的官吏。为了提拔儿子，特地让人把他写的《老子训解》刻印成书，廉价出售。经过一番安排，书流入宫中，流到皇上眼前。

　　　　赵顼看了《老子训解》，大为赞赏。邓绾、王曾乘机在皇上面前推荐王雱。赵顼便召见了王雱，王雱在皇上面前大谈新法。这样的话题很合赵顼的口味，当即便命他为太子中允及崇政殿说书。

　　　　王雱崇尚法家，特别崇拜先秦的法家人物商鞅，言谈举止常有一些法家的观点，他常说，如果不诛除异己，新法就不能顺利推行。因此，当他在崇政殿讲解经书时，也常将自己的观点渗透进去。

　　　　赵顼受到他的启发，便在京城设立京城巡卒。

　　　　京城巡卒，实际上是新政权的一个特务机构，这些巡卒，就是朝廷派到坊间的密探，只要发现有人谤议新政，不问贵贱，一律拘禁。一时闹得人心惶惶，上至文武百官，下至普通百姓，敢怒而不敢言，说话都特别小心。

　　　　王安石奏请推行市易法，委任户部判官吕嘉问为提举。接着又推行保马法，让曾布确定具体条款，颁布各路实行。继而又推行方田均税法。

　　　　新法都是先在京东路试行，然后逐渐向全国推广。

　　　　反对新法的人仍然很多，枢密使文彦博、副使吴充上言说保马法不便施行，王安石并没有理会。

　　　　枢密都承旨李评，极力诋毁免役法，并奏罢閤门官吏。王安石上书，说他抵御新法，要求追究他的罪责。赵顼虽然口头上答应了他的请求，但一直没有下文。利州判官鲜于侁上书指陈时事，批评青苗法，影射王安石扰乱朝政，竟提拔为转运副使。

　　　　王安石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就是皇上对新法的兴趣在减退。于是他递上一份辞呈，请求辞去宰相之职，离开京师。其实，这是个以退为进的策略。

　　　　赵顼虽然对新法有所动摇，但还没有到否定新法的那一步，他当然不会放走王安石。经过一番劝慰，打消了王安石辞职的念头。

　　　　七小人物掀翻了大宰相

　　　　1。开疆拓土

　　　　经过一番折腾，王安石仍然稳坐相位。在新法全面推行之后，他又创议开拓疆土。选拔官员，征讨西南、西北的少数民族地区。此次军事行动，他采取三路并进。

　　　　一路，命中书检正官章惇为湖北察访使，征讨峒蛮；二路，命戎州通判熊本为梓夔察访使，征讨泸夷；三路，命洮河安抚使王韶，招讨西羌，进兵吐蕃各部落。

　　　　西南多山，多民族杂居，历代被视为化外。由于地形复杂且多民族杂居，管理非常困难，故历代都不在那里设官置府，而是让各部落的酋长自行管理，实行自治。

　　　　宋初，有个叫秦再雄的辰州人，足智多谋，武艺超群，他征服了那里的异族人。太祖皇帝在东京汴梁召见他，对他好言抚慰，任命他为辰州刺史。除了赏赐之外，还赋予他自治权，内部机构由他自己设置，官员由他自行任命，征收的赋税也不上交朝廷。

　　　　太祖的意思很明确，只要他自守一方，不闹事就行。

　　　　秦再雄感恩图报，派选亲信分别招降各部落，使宋初数千里无边患。

　　　　仁宗时，溪州刺史彭仕羲，自号如意大王，集众作乱，经官军征讨，归顺于朝廷。

　　　　赵顼即位以后，西南已分江而治，江北地区由彭师晏管辖，江南由舒氏、田氏、向氏三族分治，都受命于宋朝。熙宁五年（1072年），峡州的舒氏横征暴敛，部众不服，因而发生内乱。

　　　　王安石选择在这个时候出兵峒蛮。

　　　　章惇率军到达湖北后，先是招抚江北的彭师晏，向他传达皇上的诏令，授他礼宾副使，兼京东州都监。兵不血刃就搞定了北江。接着又发檄文江南各族，好言劝降。向氏、舒氏两族知道朝廷这是先礼后兵，自知难以与朝廷为敌，便上表请降，献还先朝所赐剑印。唯田氏一族自恃骁勇，不肯从命。章惇率兵征讨，大兵压境，田氏并没有多大反抗能力，一战即溃。

　　　　章惇顺利地平定西南，凯旋归来。

　　　　泸夷在西南边界，因地邻泸水，靠近泸州，得名泸夷。

　　　　泸水附近有一座废弃的姚州城。仁宗初年，夷族酋长乌蛮王得盖上表宋朝廷，请求赐为州名，并说他愿率各部落归顺朝廷。仁宗皇帝答应了他的请求，设姚州，授得盖为姚州刺史。得盖死后，孙子仆夜继任时，自号“罗氏鬼主”。

　　　　赵顼继位以后，罗氏鬼主势力渐衰，力不能服众，各部落首领公开与他叫板，而且还率众骚扰宋边境，罗氏鬼主无以约束。

　　　　王安石绝不能容忍泸夷的挑衅，于是命令戎州通判熊本率兵征讨泸夷。

　　　　戎州通判熊本久守边郡，对泸夷的情况非常熟悉，他率军运用各个击破的战术，很快平定了泸夷，使泸夷各部落重新归附宋廷。

　　　　洮河安抚使王韶招讨西羌，遇到了番人的强烈抵抗。

　　　　熙宁四年（1071年），赵顼设置洮河安抚司，命王韶为长官，开始经营河州、湟州地区。在河湟地区，吐蕃部落的势力最大，一直是宋、辽和西夏拉拢的对象。王韶到达秦州之后，了解到青唐城的俞龙珂是西羌最大的一个部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