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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中存下来的领导干部和指挥员，其中大多数在日后的战火中也安然无恙，留在赣南的队伍损失最大，尽管如此，也还有不少幸存者。
与蒋介石的斗争是激烈的，自己内部也有过激烈的斗争。它在等候向志们上山出席政治局会议及随后召开的中央全会时。他的脑子里不会不想到这一系列的斗争。
长征中，没有任何革命领导人投敌。长征的每一步都使他们变得变为坚强，最后毛取得了—致公认的领袖地位。长征是在怀疑、猜忌、阴谋与恐惧的气氛中开始的，当时毛不在领导圈内，而长征结束时，大家都有了坚强的信心，毛也随之成了领袖人物，他用事实和手腕争取了不少反对过他的人。唯独张国焘在一九二八年不辞而别，投奔了蒋介石，而后又流亡香港和加拿大。博古在延安接管了《解放日报》，要不是一九四六年死于飞机失事，他会在后来的革命中发挥重要的作用。洛甫和王稼祥已成了毛的坚定的支持者。十分精明的周恩来曾经是毛的对手，此时已成为他的一位出色的参谋长。
毛坐在藤椅上，遥望蓝天，思绪万千：有谁会选中陕北作为革命根据地呢？ 这里既荒凉又偏僻，到处是黄土高原，褐色的十地，光秃秃的，没有树，没有草，没有水，无情的风沙打在人们的脸上，象弹片一样厉害。陕北人烟稀少，农民贫穷而又目不识丁，疾病流行。去古都西安要穿过沙漠，步行一个星期。多少年来，陕北的群山一直是盗匪的巢穴，是一片被不法之徒、封建亲教和秘密帮会左右着的土地。
然而，毛十分清楚，事实也证明，那里的环境对革命十分有利，一九二六年十二月西安事变之后，更是如此。西安事变导致了国共停战，和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有了延安，毛才有可能考虑问题、进行写作和研究中国的未来。在延安。毛把自己的队伍缎炼成为一支革命的精锐部队，赢得了中国。在这里，长征精神发展成为延安精神，毛就是用体现这种精神的哲学、制度和策略来缔造他的共产主义国度的。
毛率领大家在长征的旗帜下奋勇前进。夺取中国。他们打垮了蒋介石。尽管美国支持国民党、而斯大林则想在长江以南保留蒋家王朝。但是，蒋还是被赶出了大陆。毛泽东他们在世界上站住了脚。在朝鲜，他们把美国打得不得不停火谈和。毛深知，他们一直在努力创造一种能使中国进入现代世界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制度。
事情发展如此迅速，超出所有人的预料，甚至比毛自己预料的还要快。此刻，毛稳稳地坐在庐山之巅，沐浴着和煦的阳光，可能已经忘却了这一点。
马海德是位美国医生，一九三六年他和埃德加·斯诺一起去了陕北，从内部目睹了中国革命。一九八四年我问他，一九三六年他在保安时是否认识邓小平，马说，当然认识，人人都认识邓小平。但马有没有想过邓有朝一日会成为全中国的领袖呢？ “从未想过。”马海德眨着眼睛笑着说，“不过，我也没有想到毛能成为全中国的领袖。当时我们想，中国革命不会在我们这一代获得成功，我们以为要等到下一代，即毛以后的一代。”
现在，毛坐在山上，赋成七律一首，正等着他的同志们的到来。他脑子里考虑着一连串的问题：大跃进（一些土钢铁厂）和公社化（一群群蓝蚂蚁）的后果；他和俄国及尼基塔·赫鲁晓夫之间出现的大裂痕（为了原子弹）；自己队伍中某些同志的观点和态度（爱挑毛病）。
“冷眼向洋看世界… ”毛在诗中写道。冷眼… ，革命英雄们的这次聚会，看来并没有多少诗意可言。
指挥过抗日战争和抗美援朝作战的老将彭德怀上山前到湖南走了一趟。他去了自己的老家乌石村和毛的老家韶山冲。有人报告说大跃进后农村问题严重，他想去核实一下。（ 有些外国专家估计，大跃进使一千至二千万农民死于饥荒。找不到这方面的官方统计材料。）
彭看到的是一场灾难。农民缺粮，田园荒芜，工业衰败，干部思想混乱，统计生产数字弄虚作假，按北京的命令一再加码。谁也不如彭那样心直口快，他给毛写了一信，说明了自己的观点。毛的反应犹如彭在他的座椅下安了一枚炸弹。彭因此被罢官、流放，被冷落达十六年之久，最后被害致死。彭并非唯一的受害者。一位用脑子的中国观察家认为：“一切从此完了。”在百花齐放运动（ 知识分子想争取言论自由，结果遭镇压 ）和庐山会议以后，再也无人敢对毛表示异议。人人缄口不语，说话太危险。“百花齐放运动”封住了党外人士的嘴，庐山则使党内鸦雀无声，接踵而来的便是“文化大革命”。
彭被赶出了中南海，安排任在北京西郊的吴家花园，从事一些体力劳动。正如他所写的那样：“在我的戎马生涯中，从未有过片刻的休息，现在人老了，除了种桃子别无他事可做。”一九六二年他给毛写了一封八万字的长信，回顾了自己的历史，也说明了自己的观点。（他把手稿的部分抄件送回乌石村保存。）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他受到宽宥，毛派他到四川担任战备建设副总指挥（ 毛当时担心美国人会发动进攻 ）。但好景不长，“文化大革命”已迫在眉睫。不久。彭便落入审讯者的手里。他一遍又一遍地写简历材料，以为只要说真话就可以获释。事实并非如此，他一再受到审讯，在拳打脚赐的情况下、他的肺被踢破，肋骨被踢断。他多次被拉出去游街示众。这一切开始时他巳六十八岁，到临死前七十六岁时还没有结束。他是一条硬汉子，受审多达一百三十次。最后终于卧床不起。为了折磨他，不许他坐起来，不许他喝水，不许他上厕所，不许他翻身。他的身体全垮了，于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去世，他没有交代一个字。他的朋友杨尚昆将军写道：“彭德怀是一位为了救中国而寻求真理的人。”
毛要彭承认的“罪名”是什么呢？ 是这位老帅组织了一个阴谋推翻他的“军事俱乐部”。不待说，既不存在什么“俱乐部”，也没有所谓的阴谋。
冷眼向洋看世界… 。毛不再接近那些与他一起长征过的人了。洛甫认为毛和斯大林一样，说毛“整起人来毫不手软”。毛让洛甫领教过他的厉害。庐山会议后一个月。洛甫失去了外交部第一副部长的职务，让他去搞经济工作。他的妻子刘英也丢掉了在外交部的工作。
长征途中不论遇到多大危险，刘英从来都是处之泰然的，但在述说她丈夫临终前的情况时，七十五岁的刘英再也控制不住自己，她攥着手帕，揪着衣襟，两眼闪烁着泪花。他们罗织罪名，指控他是间谍，说他是苏联特务。刘英说：“中国的封建传统历来是：丈夫落难，妻子受株连。”他们要她说洛甫是苏联问谍。后来他们夫妇双双入狱。他们对刘英说：“你必须交代，说出来就是对党的贡献，”刘英不干，坚持说，毛提倡的是“实求求是”。于是他们说她在革命与丈夫之间划不清界限。
洛甫被拉到红卫兵面前进行批斗，刘英陪斗。根据林彪的命令，限他们于三日内出发去广东，由广州西面的肇庆军分区负责监护。他们在那里过了六个年头。洛甫写了些经济论文，可是写出来又有谁看呢？ 他的健康每况愈下，高血压和心脏病越来越严重，他要求到北京治疗，但得不到批准。他还要求搬到上海附近的老家去住，也遭到拒绝，最后把他送到江苏省无锡。因未得到适当的治疗，于一九七六年七月一日死去，终年七十六岁。死后没有开追悼会。一九七八年，他和彭德怀等人一起得到平反。最后开了追悼会，刘英也得到平反。在胡耀邦总书记的支持下，她成了一名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成员。“
朱仲丽一九三八年十月在六届六中全会上见到毛的“担架阴谋”的同伙王稼祥时才二十三岁。用她的话来说，“还非常年轻”。她对那一天的情景记得很清楚。当时，她是大会的值班医生，毛泽东、周恩来和王稼祥走进大厅时，她正站在大厅门口。毛说了 一句关厂“牛皮公司”的双关语，她没听懂，但因紧张而满脸通红。毛说：“要想开‘牛皮公司’，就得学会不脸红。”
她脸红起来一定很漂亮。从那天以后、王通过介绍认识了她，不久他们就结了婚。王稼祥刚从莫斯科带回了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重要口信：承认毛是中国党的领袖，党内不要再为此事争吵不休。斯大林还说，中国人不必担心统一战线政策会使中国沉入民族主义革命的汪洋大海。
王问国途中、差—点回不成延安。他在兰州以南遭到土匪袭击，警卫员跑了。他随身带南不少党的宣传材料，另外带了—些枪支和大量美钞。他设法使土匪相信他带的都是纸张，接着从西安去延安时，半路又翻了车，幸好除了摔坏一副眼镜外，没有别的损失。
王和朱仲丽没有孩子。朱流产后做了子宫切除手术。王有一个前妻生的男孩。王的前妻死于难产。
毛多次说过一九三四年他之所以能够在长征途中恢复领导权，王稼样是有功的。到了一九六七年，王却被押起来，还被拉上台批斗。红卫兵骂他，中联部有人朝他脸上阵唾沫，还有一个想帮造反派把周恩来赶下台的外国人打过他的耳光。王被打翻在地，引起心脏病发作。
这仅仅是开始。王被关在自己家里的一间房内，不见天日，与世隔绝，达一年半之久。朱仲丽可以为他做饭，但必须把饭交给看守。不许她同自己的丈夫见面或谈话。王一个月只能洗一次澡，自来水被切断，王的妻子不得不向邻居借水。
朱仲丽是医生，可是不许她为丈夫治病。王用药全凭看守一句话，看守说王得了感冒，她就把感冒药交给看守，看守说王发烧了，她就把退烧药交给看守。王在长征中受过重伤，以后身体一直没有真正复原，此刻王的健康迅速恶化。王的儿子被红卫兵折磨至死。
一九七零年，根据林彪的命令，王搬出北京，南下到了武汉西北的信阳。他的健康状况很差，情绪更差。王一生救过许多人，其中包括他的连襟海军司令肖劲光，作家和毛童年时代的好友肖三，可能还有被秘密警察头子康生怀疑是间谍的马海德。然而此刻王稼祥自己的生命已到垂危阶段。他的妻子尽力抢救无效，一九七四年一月王溘然长逝，时年六十八岁。
毛冷眼看着他的世界… ……薛明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七日晚，第一次见到贺龙时，她才二十二岁。那是在延安南门外的—个纪念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二十一周年的庆祝大会上。她很漂亮，是个从北京来的学生。她和一些女友（ 其中有一个名叫叶群 ）听说贺龙要来，便提着小灯笼赶到南门。贺龙很会讲话，声音又洪亮。薛明回忆说：“我对他佩服极了，他在我眼中是个英雄。”
现在，薛明虽已六十八岁，但体态仍很端庄。谈话开始后，她的女儿晓明在她身边坐下，晓明长得十分清秀。薛明自幼丧父，由当裁缝的母亲抚养成人。她的老家在天津城外。她说：“我想帮助我妈妈生活，但我从小就想当个男孩。”
她参加了学生运动，并因此认识了叶群。经过这些年的风风雨雨，她现在对叶群恨之入骨。她认为叶群历史肮脏，在陪伴薛明和其他一些女青年去延安前可能就是个国民党特务。
到了一九四二年，贺龙就已成为薛明办公室的常客。贺龙长征时的妻子，这时已同他分手，跟了别人。
薛明与贺龙的第一次谈话就与叶群和林彪有关。她说：“贺龙显然对我做了一些调查。”贺龙告诉她林彪正在追叶群，而叶却把林彪写给她的信拿给朋友们看。贺龙说你要是真爱一个人，就不该把他的信到处拿给别人看。贺要她把这些话转告给叶群。叶群和林彪不久正式结婿，他们没有请薛明参加婚礼，也没有请贺龙。
薛明钦佩和尊重贺龙，但对他也有所保留。在延安，男女的比例是八十比一，情况相当特殊。她比贺将军年轻得多，贺四十六，而她才二十六岁，年龄相距甚远。她说：“女学生不嫁老头子。当时我们这些姑娘中流行这么一句话：老干部不错，但不懂得爱。”但她还是被吸引住了。贺龙健谈，性格开朗，可是只要和她在一起，就变得笨嘴拙舌。贺的一些老战友登门劝她，其中包括贺龙的政委任弼时、和孙中山共过事的林伯渠。“他们都说贺龙是个好同志，”她回忆道，“我感到有些压力。”
贺龙和薛明在一九四二年八月一日那一天结了婚，恰逢南昌起义十五周年。他们在延安南门外西北军营里办了一桌简单的酒席。“我们婚后生活十分愉快，”她怀念道，“有一个儿子，两个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