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点，远远地赶不上高岗同志。可惜高岗死得太早了。如果他要在，他不会对目前的这种做法采取沉默的。现在连苏联的同志都说我们是瞎胡闹了。”
十二月一日，毛泽东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武昌会议上讲话时劝告全党：“我们的头脑既要冷又要热：冲天干劲是热，科学分析是冷。这话从现在起要多讲，多督促。在我国，在目前，有些人太热了一点，盲目地乱提口号，天天想作增产梦，不愿做分析，只爱热，好像中国要在一个早晨就要到共产主义了，真是幼稚病！这种态度是不利于做领导工作的。另外也有一些人爱冷不爱热，观潮派，算账派属于这一类。对这类算账派，你们也不要客气，该顶就一定要顶！”
彭德怀私下里说：“毛主席在这里既反对了浮夸的态度，又反对了右倾的态度，指出对大跃进的正确态度应该是冲天干劲与科学分析相结合。他的说教永远正确，但是他对处理浮夸的问题没有拿出解决办法。他只是在表白自己的清白无辜，最后是想嫁祸于人的。他已经感到了中国的问题不好搞了。”
张闻天也对他说：“老毛这个人从来是这样的，他十分善于嫁祸于人，推卸责任。从现在的情况来看，他对三面红旗的失误，已经有所察觉了，他正在试图纠正他的错误。我听中宣部的同志讲，老毛跟别人说：‘现在我们的名声不大好，吹得大过盛了，叫别人看不起我们了。过度的大吹大擂，彻底砸了我们的牌子。不但给帝国主义钻了空子，就连我们的朋友都对我们有点害怕了。现在是马上降火，降高温。否则，就要闹出天大的笑话来了。’但是，他又在竭力地捍卫他提出的那三面红旗，竭力地顾全他的面子，竭力地把过去的失误说成了轻描淡写的东西。如果不给他揭发出来，还要出笑话！”
彭德怀气愤地说：“只要有人对他的错误提出抵制，他就要动用“右倾”、“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一这类大帽子来压人。我这回可是作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不怕他的威胁和恐吓，坚决地要和他们斗一斗，就是斗争失败了也要落个海瑞的名声。他在几次讲话中不是提倡海瑞的精神吗？那我们就给他来一个海瑞精神，看他究竟是真纳谏还是假纳谏！到时候就一切清楚了。不过我对毛泽东是深知其人的。”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至十二月十日，中共中央八届六中全会，在毛泽东主持下在武昌举行。
毛泽东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说：“现在国际形势的特点是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
“我们国内人民公社的出现，这是一件大事，是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使我们找到了一种建设社会主义的形式，便于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也便于由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全民所有制的新路子。”
这次全会的公报也指出：一九五八年的全面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是总路线的伟大胜利，是全民整风运动的伟大成果，会议号召全党全民沿着一九五八年的道路英勇奋斗，在一九五九年实现更伟大的跃进。会议针对一些地区刮起的浮夸风，重申了毛泽东历来的指示，指出“在战略上要藐视困难，在战术上要重视困难，即要有冲天的干劲，又要有科学分析的精神。”这个指示对保证今后实现更大更好更全面的跃进有重要意义。会议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决议充分肯定了人民公社的伟大意义，并对人民公社的一系列政策问题作了规定，使新生的人民公社逐步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我国广大人民公社化，使农业集体化跃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加速了农村资本主义势力的灭亡。毛泽东在会议即将结束的时候，在讲话中说：“我再次说一遍：我们在大好的形势下要保持住我们的头脑要冷又要热。冲天干劲是热的，科学分析是冷的。两者结合起来就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热，也要包括勇敢，冷也要包括讲究策略。两者结合起来就可以无敌于天下。在我国，在目前大家的头脑是热了些，但是我就要提醒大家还是保持冷一点好。有的人是爱热不爱冷，不愿意多作分析，多作调查研究。当然也有的是爱冷不爱热，观潮派、算账派，就是属于这类人。他们永远犯不了错误，因为他们从来是不干事情的。他们除了评头评足外，还能干什么？”
彭德怀和周小舟说：“天天说大好形势，实际上就是天天不好。如果真是天天好，就没有必要说了，正因为不好才需要这么欺骗人民。这一点，我们的右派朋友比我们共产党人还要清醒。你作为省委书记，可是要对毛主席说几句公道话呀，不然可是要落骂名的。”
彭真看到公报后，也悄悄地对吴晗说：“毛主席也和所有的领袖们一样，希望得到人民的衷心拥护，使自己为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进人马克思、思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行列。所以，只要我们的工作中出了问题，他都会推掉的，把责任归咎于其他人。这一点，你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是会看到的。”
吴晗点点头，小声说：“我们这些学者、笔杆子大概只能是主席所说的观潮派和算账派了，因为我们实在想象不出主席的那种冲天干劲是从何而来的。”彭真笑了笑，没有再说什么。所以，这次会议讨论毛泽东的提议，他不作下一届国家主席的候选人时，彭真坚定地投了赞成票。他说：“我同意毛主席提出的他不作下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候选人的建议。这样更可以使他集中精力考虑党的大事，国家的大事，使他从一些具体的琐碎事务中解脱出来。”
第十三章 落难他乡
＇毛泽东看着刘少奇的报告，思潮起伏，浮想联翩……＇
江青对毛泽东说：“刘少奇现在可是大得不了了，他要树立自己的新形象，在理论和政策上完全要搞他自己的体系，公开说你那个调查研究已经过时了。他在今年八月一日的报告，可是厉害呀！你讲了多少次就是没有人听，刘少奇的讲话一声令下，中央机关的人都要下乡去，连陈伯达也对我说：“不下去不行呀，不下去连中央委员也就当不成了！你以前说他是羽毛丰满，不，现在已经是咄咄逼人了。”
毛泽东说：“你把他的报告给我调来一份，我要仔细研究一下。”
是的，刘少奇经过他的调查研究，认为防止修正主义在中国复辟，主要是抓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四清和两种教育制度和两种劳动制度的落实。他把这两条，作为他自己的创造。一九六四年八月一日，中共中央召集在京党政军机关和群众团体主要负责干部参加的大会，由刘少奇作了关于四清和两种教育制度和劳动制度的报告。
这个报告的一开始就说：“最近找了几个同志讨论了一下，到北京、天津、济南、南京、上海、郑州等地去工厂，给省、地、县委书记讲了一次，正碰上他们三级干部会议，看了一些简报，其中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有所反映，但是我始终看不到一个像样的总结，所有的发言都很一般。”
邓小平这时插话：“王光美同志于今年七月五日在中共河北省委工作会议上所作的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就很好，她在桃园的经验可以成为我们一个方向和指导性的典型。”
刘少奇继续说：“从山东曲阜、甘肃白银厂的两个报告里，可以看出四清、五反的过程，反映有些单位的领导权被篡夺，各种问题十分严重。其余的也有一些材料。但是我们的斗争怎样进行的、是否彻底，都没有说清楚。我问了一下省、地、县委书记下去蹲点没有？都说蹲了。怎么蹲的？下去一下，听了些汇报，住几天就回来了。这怎么叫蹲点？这叫应付！我可以老实地讲，这样的蹲法不行！现在我们有些单位光靠听汇报、看电报、打电话来领导工作，这样干是不行的。相比之下，军队蹲点还好一些，下连队当兵，取得一些经验。我不说军队了，就说地方。不仅省、县、区、公社党委也是这样蹲点，即不找群众，光找干部拿些报表就回来了。他们的领导作用也是靠听汇报、看报表、开会来指导运动。中央曾开过几次会，但各地就是没有按中央的去改。白银厂的事为什么长期没发现？毛主席说，有些错误长期不解决，就是因为负责干部不蹲点，没有调查研究。所以我们今天开会就是强调要蹲点，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解决几年来没解决的这些问题。”
毛泽东看到这里，问江青：“王光美的桃园经验主要有些什么内容？我记得看过一次，印象不深了。刘少奇把这个经验吹得神乎其神！连陈伯达也在拍他的马屁嘛！”
江青说：“王光美介绍的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搞四清的经验，讲什么先搞扎根串连，再搞四清，再搞对敌斗争；对基层干部和组织是又依靠，又不完全依靠；四不清干部不仅有地主、富农和资本家影响这样的根子，还有上面的根子，不解决上面的问题，四清就搞不彻底；四清的内容已经不是你说的那种清工、清账、清财、清库，而是要解决政治、经济、思想和组织上的四不清，等等。最恶毒的是提出你主张的调查研究方法已经不能用了，过时了。人家是在全力地树立他们夫妻俩的形象，目的就是把你压下去！”
毛泽东未动神色，静静地阅读着刘少奇的这个报告：
“什么叫蹲点？搞四清，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干部下去，扎根串连，参加劳动，从头至尾参加运动，大体上四至六个月一期，五反七至八个月，自己蹲点取得经验。就像王光美同志在桃园那样，真正下去了才叫蹲点。你们以前那样不叫‘蹲点’，叫‘走点’、‘看点’，这种领导方法是不行的。所以许多党的领导干部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对下边的问题不了解，就因为只凭汇报解决问题。下边有些问题他就不向你汇报，还有些讲得天花乱坠，但实际上不是那么回事。当然也有讲得结结巴巴的，但实际工作做了不少。表报许多是不实在的，有的公社土地愈报愈少，人口愈报愈多。有一个大队，二千九百亩地，少报百分之十五，瞒产百分之二十至三十。山东省委书记问农业厅长：‘你向中央报的生产进度是真的还是假的？’厅长说是假的。‘假的为什么还要搞？’回答说：‘农业部要的，就要这些假报告！’同志们，我们就是凭这样来作决定！真危险啊！现在是‘五多’，哪五多，就是会议多、报表多、表扬多、模范多、宴会多，至今没有改进。是不是可以做出一个规定，中央各部发报表未经部长签字一律不发，而且发下了不要催？你们可以考虑。我们有时催得很紧，也就假报了，有专门填表造假数字的人。有一个会还没问呢，就报上来了，说有多少人参加开会，发了些什么言，等等。这都是办公室的人搞的，如四清办公室、五反办公室、干部办公室，总之是一些吃饱了饭没事的人搞的。如果把这一点切实改进一下，你们说好不好？如果不改，我看再搞多少年我们就要灭亡。王光美同志发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后，跟我一讲，我就感到危险，严重的危险呀！”
毛泽东笑了：“好嘛，王光美简直快成了挽救党和国家的救星了！怪不得他要那么迫不及待地吹捧他的老婆呢！”
他想起了一九六四年八月中旬，刘少奇就以中共中央成立的“四清”、“五反”指挥部总指挥的名义给他和中央写了一封信，信中说：“王光美同志的这个报告，陈伯达同志极力主张发给各地党委和所有工作队的同志们，现代中央拟了一个批语，请中央审阅，如果中央同意，请中央发出。”毛泽东当时对陈伯达说：“我这个老乡是抬出来你作为挡箭牌的，而且已经代替中央把批语都写好了，我不同意能行吗？”那天，他让江青记下了刘少奇代写的批语中的话：“中央认为，《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是王光美同志在河北省委工作会议上的报告记录，是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一个比较完全、比较细致的典型经验总结。文字虽长，但是好读。各地党委，特别是农村和城市的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急需了解这些材料和经验。现转发你们，望你们印发给县以上各级党委和所有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的队员阅读。桃园大队的经验是具有普遍的教育意义和指导意义的。我们批发下去，供你们学习和执行。但是，各个地方、各个大队的情况，又是各不相同的，都有它的特殊性，所以我们认为在主观上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