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包括了关于波兰的联合宣言，其文如下：
1945年2月11日
我们前来参加克里米亚会议，决心解决在波兰问题上的分歧。我们充分地讨论了这个问题的各方面。我们重申我们的共同愿望是要看到建立起一个强大、自由、独立和民主的波兰。商讨的结果，我们对于一个可以得到三大国承认的全国统一的新波兰临时政府的组成条件，已经意见一致。
我们所达成的协议如下：
由于红军全部解放了波兰，在波兰出现了一种新的形势。
这就要求建立一个比波兰西部最近解放以前可能建立的基础更广大的波兰临时政府。因此现今在波兰行使职权的临时政府，应该在更广大的基础上实行改组，以容纳波兰国内外民主领袖。这个新政府因此应该称为波兰全国统一临时政府。
莫洛托夫先生、哈里曼先生和克拉克·克尔爵士受命以一个委员会的资格，首先在莫斯科与现今临时政府的成员并与波兰国内外其他波兰民主领袖进行会商，以便根据上述方针改组现政府。这个全国统一的波兰临时政府应当保证：尽速根据普遍选举与无记名投票方式举行自由的和不受限制的选举。在这些选举中，所有民主的和反纳粹的政党都有权参加，并提出其候选人。
当全国统一的波兰临时政府已经依照上述原则正式成立时，目前和波兰现在临时政府保持外交关系的苏联政府以及联合王国政府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都要和新的波兰全国统一的临时政府建立外交关系，并且互派大使，各该政府根据大使的报告，将经常获悉波兰的情形。
三国政府的首脑认为，波兰的东疆应依照寇松线，但在若干区域应作出对波兰有利的自五至八公里的逸出。他们承认：波兰必须在北方和西方获得广大的领土上的让予。他们觉得关于这些领土上的让予的范围，当于适当时机征询新波兰的全国统一的临时政府的意见，关于波兰西疆的最后定界，应待和会解决。
第二十三章 雅尔塔尾声
美国、俄国和远东——一个秘密协定——2月8日——我跟斯大林的秘密谈话——7月5日我给各自治领总理们的电报——2月10日我们在沃隆佐夫别墅的最后一次宴会——斯大林和对英王的祝酒——我向斯大林祝酒——斯大林对英国大选的看法——〃约大叔〃——会议结束——我们驱车到塞瓦斯托波尔——到巴拉克拉瓦访问——回到萨基——飞到雅典访问——我在宪法广场上的讲话——2月15日我们动身去埃及——跟总统同进家常午餐，作恳挚的话别——我会见了伊本·沙特国王——交换礼物——我在卡塞别墅停留——2月19日我们飞到英国——关于雅尔塔的辩论——关于波兰的深切忧虑。
我们在雅尔塔的正式讨论之中不曾谈到远东。我知道美国人打算向俄国人提出苏联参加太平洋战争的问题，我们在德黑兰曾经一般地谈到这件事。在1944年12月斯大林也曾向在莫斯科的哈里曼先生提出关于俄国在战后对这些地区的一些权利要求的若干详细的建议。美国的军事当局估计在德国投降之后还要十八个月才能打败日本。俄国的帮助可以减轻美国的严重伤亡。这时对日本本土的进攻还处于计划的阶段。麦克阿瑟将军在雅尔塔会议的第二日才进入马尼拉。第一颗原子弹的试验性爆炸要再等五个月才实现。如果俄国仍旧保持中立，那么在满洲的大量日本军队就能够投入保卫日本本土的作战。
罗斯福总统和哈里曼先生带着这个问题在2月8日跟斯大林讨论俄国在远东的领土要求。除了一个俄国的译员之外，唯一在场的是国务院的查尔斯·E·波伦先生，他也当翻译。
两天以后又继续会谈，俄国的条件作了一些修改之后被接受了。哈里曼先生1951年在美国参议院作证时曾提到这些为交换的条件。俄国方面则允诺在德国投降后二至三个月内参加对日战争。
当天下午，在跟斯大林的私下谈话中，我问他关于俄国对远东的愿望。他说他们要有一个像旅顺口那样的海军基地。
美国人认为那些港口最好由国际共管。但是俄国人要求他们的利益得到保障。我回答道，我们将欢迎俄国船只出现在太平洋，我们也赞成俄国在日俄战争中的损失得到补偿。第二天，2月11日，他们给我看前一天下午由总统和斯大林草拟的协定，我就代表英国政府在上面签了字。这个文件在苏联政府跟中国国民政府之间的谈判完成之前，一直是保密的，斯大林则肯定同意给予中国国民政府以支持。这件事至此告一段落，直到我们在波茨坦重行开会以前不久才又提起。
有关这些谈判的记录，我保存在下面的一个电报的节录里面，电报是我在7月5日打给各自治领总理的。
以绝密的方式，斯大林在克里米亚会议上把苏联政府愿意在德国投降后两三个月内参加对日作战一节告知罗斯福和我本人，其条件如下：
（1）外蒙古的现状须予维持。
（2）恢复俄国在1904年所失去的权益，即：
（一）收回库页岛南部及其邻近一切岛屿。
（二）大连商港国际化，苏联在该港的优越权益须予保证，苏联之租用旅顺港为海军基地须予恢复。
（三）对担任通往大连的出路的中东铁路及南满铁路，应设立…苏中合办的公司以共同经营之；经谅解：苏联的优越权益须予保证，而中国须保持在满洲的全部主权。
（3）千岛群岛须交与苏联。
2．这些条件体现在罗斯福、斯大林和我三人之间的一个私人协定中。该协定认为这些条件须取得蒋介石的同意，而罗斯福则答应根据斯大林的意见去取得蒋的同意。我们三人都同意设法使苏联的要求在击败日本之后毫无问题地予以实现。协定的内容，除了表示俄国为了协助中国摆脱日本的枷锁而准备跟中国订立同盟条约以外，没有别的东西。
我必须说明，我虽然代表大不列颠参加这个协定，但不论我还是艾登都完全不曾参加这个协定的拟订。这被认为是一件美国的事情，当然是与他们的军事行动有巨大利害关系的事情。我们不应该要求去拟定这一协定。总之，事前并没有跟我们商量，只是要我们表示同意。我们也这样做了。对苏联的这些让步，在美国曾有许多谴责。责任是在他们自己的代表身上。这个问题对于我们是关系不密切而且是次要的。
除非我们有极充足的理由，否则我们插手进去是错误的。
※※※
在2月10日最后一次的晚餐会时，轮到我们作主席。在斯大林预定到达的几小时以前，有一个班的俄国兵来到沃隆佐夫别墅。他们把要举行宴会的各会客室两边的门都锁上了。
警卫站了岗，任何人不得进入。接着他们到处搜查，——桌子底下，墙壁背后都搜查到了。我的随员不得不走出这所房屋，以便从他们的办公室到他自己的寓所里去。一切停当之后，元帅到来，态度极为热诚，过了一会儿，总统也来了。
在约索波夫宫的宴会上，斯大林曾举杯祝英王健康，他这种做法虽然意在表示友好和尊敬，对我却不合意。他说他一般总是反对君王的，他是在人民的一边，而不是在君王的一边，但是在这次战争里，他懂得了应尊重英国人民。而英国人民是尊敬他们的君王的，所以他要祝英王健康。对于这样的祝酒我是不满意的，因此我请莫洛托夫说明，以后逢到这种场合，斯大林只要祝〃三国元首〃健康，他就可以避免尴尬了。我在得到了同意之后，就实行我的新规矩：
我祝英王陛下，美国总统，苏联加里宁主席，三国的三位元首健康。
总统似乎已很疲倦，他回答说：〃首相的祝颂引起了我许多的回忆。1933年我的妻子参观了我国的一个学校。在一个教室里她看到一幅地图，上面有一大块空白。她问空白的一块是什么，有人告诉她，他们是不许提到这块地方的，——那就是苏联。这件偶然的事，也是我们为什么写信给加里宁主席要他派一个代表到华盛顿来商谈建立外交关系的理由之一。那是我们承认俄国的经过。〃
现在来祝斯大林元帅的健康是我的任务了。我说：
我已经有好几次这样地祝酒了，这一次我比以前会见时更大的热情来举杯，这不是因为他已得到更大的胜利，而是因为俄国军队的伟大胜利和光荣使他变得比在我们所经历过来的艰难时期中更为亲善。我觉得，不管我们在某些问题上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分歧，但他在不列颠有一个好朋友。我希望看到俄国的前途光明，繁荣和幸福。我愿意尽力相助，我确信总统一定也是如此。有一个时候元帅对我们不是那么亲善，我也记得我曾说了一些关于他的粗鲁的话，但是我们共同的患难和共同的忠诚已经把这一切一扫而空了。战争之火已经把过去的误会烧得一干二净。我们觉得我们有一个我们信得过的朋友；我希望他也会继续对我们抱此同感。我祈祷上苍，愿他长寿，亲眼看到他所爱的俄罗斯不但在战争中是光荣的，而且在和平中是幸福的。
斯大林致答辞的时候，兴致极好，我感觉到他认为〃国家的元首〃的说法对于我们的三国会议极为合适。他的原话我没有记录。我们连同译员一共不到十二个人，正式礼节性讲话之后，我们就三三两两地谈起话来。我提到在打败希特勒之后，联合王国将举行一次大选。斯大林认为我的地位是稳固的，〃由于人民会了解他们需要一个领袖，而谁能比赢得胜利的人当更好的领袖？〃我解释道，在不列颠我们有两个政党，而我只属于其中之一。斯大林深深坚信地说道，〃一个政党要好得多。〃接着我为了他殷勤招待最近访问俄国的英国议会代表团而向他致谢。斯大林说，殷勤招待是他的本分，他喜欢像洛瓦特勋爵那样的年轻战士。近来他在生活中得到了一种新的兴趣，对军事的兴趣；实际上，这已几乎变成他唯一的兴趣了。
这样引起了总统谈到英国的宪法。他说我经常谈到什么是宪法所许可的，什么是宪法所不许可的，但是实际上英国没有宪法。尽管如此，一个不成文的宪法，要比一个成文的宪法好。正像大西洋宪章一样，并没有文件，然而全世界都知道它。在他的文件中，他曾经找到一份抄件有他本人和我的签名，但是说来奇怪，两个签名都是他自己的笔迹。我回答道大西洋宪章不是一种法律，而是一颗明星。
我们继续谈下去，斯大林谈到他所称为〃德皇时代的德国的盲目纪律性〃，并且详细讲述了他年轻时在莱比锡遇到一件事。他是同二百个德国共产党员来出席一个国际会议的，他们的火车准时到站，但是车站没有职员收票，于是所有的德国共产党员规规矩矩地等了两个钟点才离开月台。这样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参加他们远道而来出席的会议。
那天晚上就这样轻松愉快地过去了。元帅离开的时候，许多英国代表团员聚集在别墅的客厅里，我号召〃为斯大林元帅欢呼三声〃，他们热烈地欢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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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雅尔塔时还有一次，事情不是那么顺利。罗斯福先生举行一次午餐会，他说他和我常在密电中称斯大林为〃约大叔〃。我本建议他私下告诉他，但是他却用诙谐的口吻讲给了在座的人听。这引起了一时的难堪。斯大林生气了。他愤怒地问道，〃我们什么时候可以离席？〃贝尔纳斯先生讲了一句很巧妙的话才把局面挽救过来。他说，〃谈到山姆大叔，你毕竟是不介意的，那么约大叔又有什么不好呢？〃这样一说，元帅平静下来了，莫洛托夫后来告诉我说他懂得这是开玩笑。
他已经知道国外有很多人叫他〃约大叔〃，他也体会到这个名称是以友好的口吻叫出来的，表示一种亲密友好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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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星期日，2月11日，是我们访问克里米亚的最后一天。像往常一样，在这些会议上还有许多重要的问题没有解决。波兰公报用笼统的措词定下了一个政策，如果能忠诚地加以贯彻，当然可以发生效用，以等待总的和约。关于远东的协定，就是总统及其顾问为了使俄国人参加对日战争而同他们订立的那个协定，是跟我们没有直接关系的。该协定以后在美国成为一个引起激烈争论的问题。总统急于要回去，归途中还要访问埃及，他在那里要跟各方面的实权人物讨论中东的事务。斯大林和我跟他在利瓦吉亚宫中以前沙皇的弹子房共进午餐。用膳时，我们在最后定稿的文件上和正式的公报上签了名。现在一切都看贯彻执行的精神如何而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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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下午萨拉和我驱车前往塞瓦斯托波尔，〃佛兰哥尼亚〃号邮船停泊在那里。这只船是取道达达尼尔海峡来的，用作司令舰。即使雅尔塔岸上的设备遭到破坏，它也可以使用。
我们上了船，跟我们在一起的还有艾伦·布鲁克爵士和其他参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