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备到什么程度？”
“甲级。部队拉出去，布岗，设置障碍，挖工事。”
老天，这不是要打仗了吗？如此严重！邬吉成不敢半点耽搁，保卫党中央是他的天职，他马上执行命令，到钓鱼台布岗，设置障碍，一直忙到天色微微发亮。而汪东兴比他更忙，竟然忘记了给部下才下达的战备命令，电话里怒气冲天地质问邬吉成：“到处找你，你到哪里去了？现在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到处乱跑！”
邬吉成困惑不解，这一顿批评是哪儿跟哪儿啊？汪主任可不是个好忘事的人，前脚交代的事情，后脚就忘了？什么事使他大动肝火？“不是你通知要进入紧急战备吗？我去布岗才回来。”
“噢噢，……我忘了。对不起，对不起。”汪东兴这才想起来。
几天后，邬吉成才知道中南海发生了如此惊心动魄的事件！别说汪东兴紧张，谁听了不是一头冷汗？副统帅叛逃，他的几大金刚都重兵在握：黄永胜总参谋长，吴法宪空军司令，李作鹏海军政委，邱会作总后勤部长。陆海空三军都抓在他们手里。如果敌人从内部捣乱，内乱往往比外患难提防。
就在中南海处于高度紧张的日日夜夜里，红墙外的天地却是一派宁静的景象，依然花红柳绿，车水马龙，一派迎国庆的热闹气氛。高高的红墙阻隔了人们的视线，风景如画的中南海已经充满了浓浓的火药味，进入了严阵以待的战前状态。四处可见设置的障碍物，大板子上钉满了钉子，铁丝网密布……
被留在大会堂陪同总理的工作人员，在林彪逃离十多个小时后，才慢慢得知事情的真相。好比大梦初醒，竟然惊呆得半晌无语。
13日晚，夜色降临，阵阵微风已经带着秋季切肤的凉意。大会堂东面的天安门广场却是另外一种情形，首都各界和以往一样，在国庆节的那一天，要列队通过天安门，接受伟大领袖的检阅。因为白天广场上人多，无法排练，只好等到晚上九十点以后，将两头卡死，让车辆绕道驶过长安街，腾出大块地方，供人们加紧排练。
沉浸在迎节日操劳而忙碌之中的人们，怎能相信近在咫尺的人民大会堂已在高度紧张中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
这两个世界反差实在太大。可是，这面鼓必须这样敲下去。否则，中国人民的心理承受能力何以能接受这么意外且沉重的压力！
灯光，在周恩来的书房里彻夜通明。
灯光，投在毛泽东苍白、憔悴的脸上。
灯光，在中南海大大小小的会议室里像星星一样闪烁。
毛泽东历经沧桑，临大事波澜不惊，“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他去吧！”
然而，林彪的叛党叛国毕竟震惊中外，党史里史无前例的接班人也是党史里史无前例的驾机叛逃者。毛泽东的心理承受力无法安然接受这枚不是落在他的掩体前而是落在他心灵上的重磅炸弹。这无疑也是对他发动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无言宣判。
他沉默苦思一个多月，终于，病倒了！
1971年初冬。中南海。
曾郁郁葱葱的苍翠在寒风中迅速地枯黄、凋谢、飘零……
毛泽东在游泳池住宅里突然晕倒。巨大的身躯像一堵坚固的墙倏忽轰然倒塌……砸蒙了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
毛泽东病了。充满生动诙谐和思辨色彩的书房里，开始飘散着刺鼻的药味，尽管毛泽东最不喜欢和药打交道，这次由不得他了。
惊心动魄的九一三（3）
患病后的毛泽东坐在凹陷的沙发里，闪动着忧郁的目光，缄默着……他的病一直对外界保密，大家也无从知道主席究竟生了什么病。但他迟缓的动作和痛苦的神情描绘出他重负之下没有轻松自在的生活内容。
从一开始杜修贤就疑惑主席的病态模样不仅仅是“自然规律”的结果，会不会还因为其他什么原因，一种科学仪器和听诊筒所不能探及的更深层的原因？
当杜修贤第一次见到大病初愈的毛泽东，立即被一种从未有过的惊恐骇住了。毛泽东忧伤而暗淡的目光里丝毫看不见病人渴望康复渴望健壮的意念，仿佛陷入失望、苦恼的境地，让精力、生命在苦斗中慢慢地消耗……杜修贤手微微地颤抖，不敢按下快门，总觉得调不准焦距，过去的形象现在的形象，在取景框里重叠交融，最后慢慢融化，成为一种困惑，涂抹了他的视线。
红润、健壮、目光敏锐、谈笑风生的毛泽东几个月前还在他的镜头里熠熠生辉，怎么就迅速消失了，一下子转换成苍白、臃肿、神情滞缓、沉默寡言的毛泽东呢？他无法接受这个突变的严酷现实。就像看着一座巍峨的山在眼前塌方、崩落、流失，而自己却无能为力。还有什么比突然失去眼前最完好的形象更令人痛苦和焦虑呢？
毛泽东和外宾缓慢地交谈，口齿也开始不清了，有时翻译要在旁边问好几次才能听清楚。杜修贤当时想，主席身体这样差，就应该少接见些外宾，让主席多休息，或许能早些恢复健康。殊不知，这只是外宾蜂拥而至游泳池要求拜会毛泽东的开端。
毛泽东迅速衰老的真正原因在以后才被人们所发现所认识。
第八章
面对诗友的遗像（1）
一颗乐观豁达、爽直忠诚的心脏在凌晨的钟声中停止了跳动。“调车，我要去参加陈毅同志的追悼会！”毛泽东的突然决定令所有人措手不及。
陈毅去世了。他是在北京最寒冷的季节里去世的。
无论是相信还是不相信，他都静静地躺在那儿，仿佛熟睡一样，那么安详，那么轻松。
此时，日历上印着赫赫黑字—1972年1月6日。
凌晨的钟声，再有5分钟就要敲醒新的日程。而一颗乐观豁达、爽直忠诚的心脏却停止了跳动，生命的钟声永远地沉默了。
朱德、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刘伯承……白发苍苍，颤颤巍巍的老帅们，一次又一次地来到医院看望弥留之际的老战友，他们是从一个战壕里出生入死冲杀出来的，今天说什么也不忍心让陈毅一个人孤孤单单地“上路”，送他一程又一程。
一程比一程凄凉，一程比一程涕零。
几个小时前，他醒过来，听见叶帅的声音：“二月逆流”平反了。他终于了却了人世间巨大的也是最后的心病。
他悄然无声地走了。床前那台心动监视荧屏似乎再禁不起亮点的蹦跳，它太累了，歇息下来，拉成一条笔直笔直的直线……
陈毅逝世的消息很快传到了中南海。
1月8日，毛泽东含泪圈发了有关召开陈毅追悼会的文件。
按照文件上所定的规格：陈毅已不是党和国家领导人，陈毅的追悼会由中央军委出面组织。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主持追悼会，军委副主席叶剑英致悼词。政治局委员不一定出席，参加追悼会人数为500人，地点在八宝山。
当毛泽东看到悼词时，发现连头带尾只有600字，而且简历占去了一半篇幅。毛泽东提笔圈去了悼词中“有功有过”四个字。
但是，接连几天，宋庆龄副主席都来电话说，她坚持要出席陈毅的追悼会；西哈努克亲王亲自发来了唁函，并提出参加陈毅追悼会的请求；还有许多民主人士要求参加陈毅的追悼会。这一切令周恩来十分为难。
陈毅的追悼会定于1月10日下午3点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
这一天的中午，身穿淡黄色睡衣的毛泽东，在一侧堆满线装书的卧床上辗转不安。他面色略显憔悴，腮边胡须很长。
1971年“九一三”事件之后，毛泽东无论是在身体上还是在心灵上都受到了极大的震动，身体状况已大不如以前。这一年11月下旬，毛泽东又患了一次重病，经医生全力抢救方才脱离危险。一个半月来，他的身体一直没有恢复元气，双脚严重浮肿，原先的布鞋、拖鞋一双都穿不上了。工作人员赶制两双特别宽大的拖鞋，好让毛泽东穿着散散步。但是，这时的毛泽东由于受健康状况的限制已经不能散步了。
按惯例，午饭后，毛泽东是要休息一会儿的。他今天躺在床上，四周虽寂静无声，但却怎么也睡不着。他究竟在想些什么？工作人员劝他休息一会儿，他说要起来到沙发上坐一坐，坐下以后便随手抓起一本书，看了一会儿又放下，显得那么地烦躁不安。
卧室里没有日历，床头没放钟表，自从圈阅了陈毅追悼会的文件以后，他一直心中不安。没有任何人提醒他，10日，就是今天，再过一会儿，3点钟就到了，陈毅的追悼会就要举行。
突然，他问工作人员现在是什么时间。当告诉他是一点半钟的时候，毛泽东马上说：“调车，我要去参加陈毅同志的追悼会！”说完，他便缓缓站起身来，颤颤巍巍地向门外走去。
毛泽东的这一决定使人感到太突然了。工作人员赶紧通知调汽车，又通知了汪东兴等人。
这时，毛泽东还穿着睡衣，下身是一条薄毛裤。工作人员急忙拿来他平时出门见客时总要穿的那套灰色“毛式”服装要给他换上。他说：“不要换了，套在睡袍外面就行了。”大家赶忙替他穿好上衣，再给他穿制服裤子时，他便不让穿了。只穿着薄毛裤出门，这怎么行呢？可是毛泽东的脾气大家是很熟悉的，有时候他决定要做的事谁都别想阻拦，他不想做的事你再动员也无济于事。工作人员中有两位抱着大衣搀扶着毛泽东上车，一位快速拨通了西花厅周恩来处的电话。
周恩来得到这一消息后，也感到很突然。但他立即拨通了中央办公厅的电话，声音洪亮而有力地说：
“我是周恩来。请马上通知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务必出席陈毅同志追悼会；通知宋庆龄副主席的秘书，通知人大、政协、国防委员会，凡是提出参加陈毅同志追悼会要求的，都能去参加。”
接着又拨通了外交部的电话：“康矛召同志吗？我是周恩来。请转告西哈努克亲王，如果他愿意，请他出席陈毅外长追悼会。我们将有国家领导人出席。”
搁下电话，周恩来乘车急速赶在毛泽东之前到达八宝山休息室，激动地通知张茜：毛主席要来。张茜听到这突然的消息后，说不出一句话来，只是双泪长流。周恩来安慰道：
“张茜，你要镇静些呀！”
张茜强忍住抽泣询问：“毛主席他老人家为什么要来呀？”
是啊，从1956年以后，毛泽东从来没有参加过一个人的追悼会。这一次，毛泽东为什么要来参加陈毅同志的追悼会呢？从表面上看，毛泽东要亲自参加陈毅追悼会的决定，带有一定的突然性，但是，这实际上是毛泽东心灵深处隐藏着的一种自责和悔恨的流露。
经过“九·一三”林彪反革命事件的强烈刺激，毛泽东毕竟老了。这时的毛泽东尽管意志依然坚强，但心理却无可避免地变得脆弱和易动感情起来了，他陷入了极大的痛苦和失望之中，从而又一次进入了极为沉重的反思。
面对诗友的遗像（2）
1971年9月12日至14日，毛泽东度过了一连两个不眠之夜。一个月后，他以自嘲的口吻对别人说：“我的‘亲密战友’啊！多‘亲密’呀！”他又引杜牧的诗曰：“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他说：“三叉戟飞机摔在蒙古，真是‘折戟沉沙’呀！”
经过反思，毛泽东一方面彻底认清了那个“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的“副统帅”的
真面目，另一方面也使他加深了对像陈毅这样的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陆续被打倒或遭贬抑的老同志、老战友的认识和感情。
1972年2月，正当“九·一三”事件刚刚在全国传达之时，美国总统尼克松到中国来了。毛泽东同他谈话时，似开玩笑又似自责地说道：“我喜欢右派。比较起来，我喜欢这些右的人掌权。”后来，他又说：“我们的‘左’派是一些什么人呢？就是火烧英国代办处的那些人。今天要打倒总理，明天要打倒陈毅，后天要打倒叶剑英。这些所谓‘左’派，现在都在班房里头……这些所谓‘左’派，其实就是反革命。几个月过去了，总后台的人现在也过去了，叫林彪，坐一架飞机往苏联去，见上帝去了。”
认识愈是清楚，感情愈是加深，从而在毛泽东的心灵深处便产生了一种自责和悔恨之感。他十分希望陈毅等一些老同志、老战友在经历了这一场风波、曲折之后能够谅解他，并恢复原来的友谊和信任。
痛苦和失望、自责和悔恨、痛惜和希望，这种种矛盾一直纠缠着毛泽东的心。因此，毛泽东决定抱着重病之躯亲自来参加陈毅同志的追悼会，或许可以说，这既是对死者的一种悼念，也是对生者的一种安慰，更是使他的心灵能够得到解脱的一服良药吧。更何况井冈山的老战友一个一个地都离他而去，活在世上的已不多了。
周恩来在致悼词中，曾两次哽咽失语，几乎读不下去。毛泽东站在队伍的前面，高大的身躯略略向前，他双泪长流，静静地听着。
追悼会安排在下午3点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