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以笼络人心。由于严庄总揽大权,所以不免让人生出疑心来:严庄的用心看来不怎么地道啊,只怕安庆绪十分无能是假,严庄欲总揽大权是真。但安庆绪居然任由别人来掌权,也是有能不到哪去。
此时金殿之上的安庆绪,万万想不到,将来自己也会被他人取代,是谓“你方唱罢我登场”。而且如果他不动手,别人似乎也不敢动安禄山,倒是自己给那人帮了个大忙,去掉了一个强劲的对手,使自己家族的权力旁落他人之手。因此,安庆绪的作为,到头来,只是为他人作嫁衣裳!
二、肃宗的隐患
肃宗着手反攻叛军,但究竟要采取什么样的策略呢?
几乎与此同时,肃宗朝的隐患也开始出现了。
㈠、李泌之计
由于颍川被攻破,再加上房琯东征的失败,肃宗一时间觉得一筹莫展,就和李泌说:“现在叛军如此强大,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够平定啊。”李泌回答说:“臣观贼所获子女金帛,皆输之范阳,此岂有雄据四海之志邪!今独虏将或为之用,中国之人惟高尚等数人,自余皆胁从耳。以臣料之,不过二年,天下无寇矣。”
李泌的观点是对的,叛军攻下长安之后,并没有长久占据的迹象,反而把抢到的东西都运回了老巢,这确实表示他们并无争夺天下的大志,否则,关中之地,按汉朝张良的话说,是“左殽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自西周的镐京,到秦咸阳、汉长安,尤其是长安,十二朝古都,在中国是首屈一指的帝都。也有说是十三朝,差在哪一个呢?看了一下,是王莽那个二十年的“新朝”。把这么一个“朝代”也算上,实在是有凑数之嫌。总之,唐包括唐以前,很多王朝都建都关中,如果安氏父子真有吞吐天地之志向的话,占领了长安,就该把家当都搬过来,范阳虽是老家,但尚不足以成事。正是安禄山造反的李唐,当初不也是以太原为家么,可是一旦攻取长安,便不再离开,即使曾有过突厥的骚扰,在当时犹为秦王的李世民的坚持之下,仍然没有迁都。这就是差别。玄宗、肃宗一心收回长安、洛阳,固然也是为了祖宗之地、为了唐王朝的面子,但能守住两京,对唐朝将大有裨益,无论如何也比安禄山要高明一些。此外,李泌还看到了叛军的“寡助”,说只有胡人将领为安禄山卖力,汉人中只有高尚等几个,其余的都不过是一些胁从。不过,这个似乎给肃宗打气的成分居多了,因为帮助安禄山的人也不少。总之,基于这两点,李泌认为,不过二年,天下就会平定。李泌认为两年能平叛,事实上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不过那是在超出正常的情况下。可惜李泌有点高估唐朝,出现一些特殊因素,所以真正的时间,是延长了三倍。而且,李泌看到的是根本问题,根本问题上的优势,也得通过具体行动才行啊——根本优势可以决定战乱的最终结果,而具体的行动则能左右平叛事业进展的是否顺利和时间的长短。
肃宗一听两年就能平叛,又惊又喜,不大敢相信,就问:“这是什么道理?”李泌回答说:“叛军中的骁勇之将,不过是史思明、安守忠、田乾真、张忠志、阿史那承庆这几个人。现在我们要是命令李光弼率军从太原出井陉关,郭子仪率军从冯翊进入河东,这样一来史思明与张忠志就不敢轻易离开范阳和常山了,安守忠和田乾真则不敢离开长安,我们以两支军队便可拖住叛军的四员骁将,这样一来,跟随安禄山的就只有阿史那承庆了。望陛下下诏,命令郭子仪不要攻取华阴,以便两京之间道路畅通,陛下则率领所征军队驻扎于扶风,与郭子仪、李光弼交互攻击叛军:叛军如果救援这边,我们就攻击他们的那边;如果救援那边,我们就攻击这边。总之,使叛军在长达数千里的战线上往来奔波,到头来疲于奔命,我们以逸待劳就好下手了。叛军若是来交战,则避其锋芒,如果要撤退,就乘机攻击,不攻占城池,不切断道路。等到明年春天的时候再任命建宁王为范阳节度大使,从塞北出击,与李光弼形成南北夹击之势,来夺取范阳,颠覆叛军的巢穴。这时叛军要想撤退,则后路已被切断;要留在两京,却不得安宁。我们再以各路大军合力进攻,一定能够平息叛军。”肃宗听后很高兴。
高兴是高兴,但高兴之后,也没后文了,后来并没照这个来。此时肃宗对李泌真的很好,即使不听他的话,也不表示反对,只是说好,然后不照办就是,这样至少可以保住李泌的面子。但对李泌来讲,还有什么比皇帝的阳奉阴违来得更无奈、更郁闷呢?肃宗后来用的战略,仍然是玄宗时期以两京为根基,进而正面与叛军作战,以敌后截击扰乱为辅。这条策略不能说不好,但代价也是很大的。理论上的分析,就是唐军可以凭险守住长安,但无险可守的洛阳则需耗费唐大量精力,这么个地方易攻难守,得不偿失,唐最初的失误就在于对洛阳过于执着,如果花费太多的人力在洛阳,不如选择放弃;实践上的验证,就是后来的平叛过程,果然四面无险的洛阳得而复失,唐军在洛阳一再消耗力量,虽说后来和叛军比谁的底子厚时是唐赢了,但代价确实太大了。
那么叛军就没有弱点吗?当然不是。安禄山的老巢是范阳,但河北、河南一带都是平原地区,属于攻下的快败的也快的地方,直到河东地区,才有险要可言,所以安禄山若能占据险要,肃清河东以东地区内的唐军,那么他们的形势与唐占据关中以潼关为大门是一样的。但安禄山也没有在意自己这个可以用来作大门的河东,他们轻易放过太原就是一例——其实安禄山后来派史思明等人攻打太原,也是下了大力气的,但是他们迟到了一步,唐肃宗已派李光弼来守卫太原,这一点上,肃宗又高出一筹来。叛军没有赶在太原最薄弱的时候来攻取,实是失策。后来,太原虽然守卫很艰难,但始终在唐朝手中,这就使叛军无法关闭河东这个大门。所谓关起门来打狗,门没关上,狗自然也打不死,因为总会有外援。再加上安禄山后方唐军一直顽强抵抗,致使安禄山在潼关之前都得想着家里是不是太平。其次,安禄山的战线太长了,几乎就是一条线,我们不妨美其名曰“一字长蛇阵”,如果唐军用把菜刀分别把这条长蛇阵切成几段,各个击破,那就完了。纵然唐军办不到这一点,但攻击他们的侧翼,骚扰一下他们实在是轻而易举的事情,所以从一开始叛军的这个无奈的阵型就是处处被动挨打的。
李泌的计划,是有点类似于游击战术,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巧了,游击战对付的日军也是战线太长,兵力分散。李泌建议由李光弼出井陉关来牵制范阳、常山,以郭子仪入河东牵制长安,正是让叛军首尾不能相顾,而又故意不阻断两京之间的道路,使叛军不能因为支援无望而死守其城,然后唐在郭李之外再分出来一支兵力,三方交互骚扰叛军,让叛军疲于奔命,最后再由第四支兵力与李光弼合力攻取范阳这些地方,然后就可以平叛了。这确实是个好办法,唐可以不急于得到两京,使这两地成为叛军的累赘,然后自己可以占据战略上的主动地位,引敌人围着自己团团转——妙啊。如果唐军真依此而行动,就算不能两年平叛,但相信必定会有效果的。而且唐军比叛军更有条件进行游击战,怎么他们也比叛军更有民众基础。
但李泌千算万算,没有算到肃宗这个因素。这个策略只怕肃宗本人承受不了,因为李泌说让肃宗亲自率军与郭李二人去交互打击叛军,一来肃宗没有郭李二人的军事才能,万一哪次不小心反倒被别人袭击了,岂不是太糟糕了?二来,肃宗的身体,能禁的住这般折腾吗?想必肃宗对一夜行三百里的经历记忆犹新,可那是迫不得已,如果再来几次,甭说肃宗,就是壮汉怕也吃不消。肃宗必然想到了万一反中敌人之计时,自己必须得逃跑的问题,如果跑不了,自己丧命不说,唐军的士气将会大大的降低,说不定朝中又要乱成一团,确实比较麻烦。那可否换将来完成这项工作呢?只怕也不好,因为如果是派遣一员大将,或是干脆让广平、建宁去扰敌,他们虽然可以办好此事,但相应的,肃宗的行在就必须有重兵守卫。这样势必使兵力分散,如果待叛军疲劳了,再分兵去取范阳等地,那时还有胜算,但敌未疲就分兵,起到的作用怕是有限,也就不能达到目的;如果不分兵,重兵去扰敌,那叛军在情急之下,若出其不意围魏救赵来袭击肃宗,那岂不是比上面那种情况更糟?这种情况有点像汉初,楚汉相争,刘邦彭城之败后,以彭越、英布、韩信分别去攻击项羽侧翼,英布、韩信两方面不说了,韩信取赵、齐等国,肃清了周边,而主要起诱项羽去攻打的是彭越。他在项羽之后劫粮也好,攻城略地也好,都减轻了刘邦所受的正面压力。就是在这种来回的拉据战中,项羽被打的疲惫了,最后死于垓下。但刘邦自己也是项羽的诱饵,他的到处奔波也带动了项羽的疲于奔命。肃宗没有像刘邦一样肯亲自作诱饵,胆量上的问题也不必过于苛责他,毕竟刘邦有几次也是很惨的,甚至不得不找人来当替身。而李泌,怕也不能和有“谋圣”之称的张良相比,以张良之多智,再加上个陈平,刘邦尚且如此,肃宗可恃的谋士,除了李泌,还有谁呢?种种考虑,再加上既有的方针,而且玄宗还有一句“等攻下了京城,我就把权力全部下放”,这些都促使肃宗采取原来的办法,至少在两计之间的取舍问题上要徘徊一阵。 有人说李泌平叛之计是万全之策,而肃宗急于夺回两京则是务虚名轻实效,孰不知,肃宗坚持的才是最稳妥的办法。他本人不必去冒什么危险,这首先可以保证唐朝政局的稳定。除此之外,还有比这个更稳的吗?而且这个办法,怕也是这两条平叛计中最笨的一个,所以,当然也就是最稳的了。
㈡、建宁之死
终于还是写到了建宁的悲剧……安史之乱中悲惨的事情很多,但若说最可惜的人,我觉得首先就是建宁王李倓。
建宁之死,和李良娣、李辅国两人有关,也和肃宗、广平有关。前两人是陷害他的主犯,广平是被他们用来陷害建宁的借口,肃宗则是最终决定杀建宁的人。
这话要从头说起,张良娣何许人也?张良娣的祖母窦氏,是玄宗生母的妹妹。武后长寿二年,和睿宗正妻同被陷害而死,可怜李隆基九岁时便失去了母亲。于是窦姨便替她姐姐来抚养这个孩子。后来李隆基长大了,最后又当了皇帝,对他的姨母十分尊敬,她的儿子们也都被封为大官。所以肃宗和张良娣也算是亲戚关系,所谓亲上加亲。
在肃宗随玄宗逃出长安的时候,张良娣也跟着逃了出来,但当时她正怀孕,居然也捱过了这份苦。在肃宗离开玄宗独自去灵武的时候,她也跟上了,真是不佩服不行啊,那是什么速度?是比急行军还急行军,很多人都掉队了,张良娣固然不能骑马,但相信坐在马车里也是颠簸的像筛子一样,受的苦也是很大的。当时沿途又有很多贼寇,危险重重,当建宁带人保卫他们浴血奋战的时候,张良娣也挺身挡在肃宗之前。肃宗以为她要为他御敌,就说,打仗的事不是你们女人可以做的。要张良娣去御敌,这当然不可能。肃宗也不想想,就算她身怀绝世武功,可现在又怎么能打呢?张良娣当然不是这么想的,她的想法是,如果真有人冲到他们跟前,她就用身体挡在前面,好让丈夫快跑。肃宗听后十分感动,患难夫妻,感情最为难得。由这件事,除了我们看到了一位体贴丈夫的妻子形象,还可以推测出来,当时肃宗应该也是在马车里,因为张良娣不可能去骑马——连肃宗都不敢骑马而要坐马车,可以想见,那段旅途是多么令人痛苦。
后来到了灵武,张良娣生下了定王李侗,三天之后,就起身给战士们缝补衣服。肃宗不无心疼的劝她:“产忌作劳,安可容易?”张良娣却说:“这并非是我自养之时,应该先办大家的事,以大局为重。”张良娣这么说,确实是出自真心,否则不必让自己这么苦,她这个时候休息休息很正常,谁也说不出来什么。假如张良娣在这个时候真的累死了,在今天的史书中,她将是位难得的贤后——当然是追封了。但是,张良娣没死,后面的形象便发生了变化,也实在是可惜。对于建宁王来讲,是可惜他在不该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