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帝很聪明，面对因毁弃《要典》而可能有人质疑他辜负亡兄天启帝的信任，他说有了熹宗皇帝的实录，不必有《要典》，熹宗皇帝的光辉形象在实录中留给后人景仰。然后下旨说：“从今以后，官方不要以天启朝东林党人事件来决定好坏丑恶的评价，天下的人才不要依照《三朝要典》来决定进退。”
理论上一旦有了突破，平反就顺风顺水了，魏党还留在朝廷的人很快就清除了，崇祯帝大胜。也许是崇祯帝在当信王和即位之初时装孙子，憋了很久，一旦释放就控制不住。魏党除掉后，崇祯很快就显露出他刚愎自用、狭隘多疑的本性，急躁冒进，闹得政局不可收拾，本想做中兴之君最终成了亡国之君。
崇祯帝即位后，先忍耐静观，再进行人事调动，然后解决魏党首要人物，最后凭借“正名”，以求根本解决魏党的残余影响，这是封建政治中常见的套路了。
家法即国法
崇祯当上了皇帝后，除掉了罢斥朝政的魏忠贤以及魏氏的对食——熹宗乳母客氏。一个团体的头脑除掉后，接下来的工作就是剪除手足，这项工作一定会搞成轰轰烈烈的运动，否则怎能保住拨乱反正的成果？
“阉党”逆案最后由皇帝钦定，罪犯分三级，首逆当然是第一等，非魏忠贤、客氏莫属；第二等为首逆同谋，是魏忠贤重用的崔呈秀等把持要津的高官，以及魏、客的侄子和儿子。第三等罪名为“交结近侍”。这个罪名仔细分析起来经不起推敲，魏忠贤连皇帝都可以操纵，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对于这样权倾天下的九千岁，朝廷能有几个人能洁身自好不去想办法结交呢？这种天下朝廷命官争相巴结一个自宫的废人的畸形政局形成，是谁造成的？当然是皇帝的昏庸、制度的腐朽造成的，但崇祯不能去责备自己的哥哥，熹宗朝政治糜烂的责任只能由魏忠贤和巴结他的大臣来承担。
犯“交接近侍”大罪第一人是刘志选，此人已经七十多岁了，万历年间，任合肥知县时，吏部考察不合格，罢官回家。——当时京官和外官的考察，尽管掺杂着派系斗争，但程序上还是非常严谨的，决不是认认真真走过场。刘志选在浙江老家闲居了三十年，曾尝过做官威风的他，一日也不能忘却起复。
魏忠贤当政后，刘志选通过跑关系，得以复出，这类好不容易重新戴上乌纱帽的人，格外珍惜来之不易的位置，处事更是利字当头，不讲廉耻。《红楼梦》中的贾雨村便是这样一个人，考中进士，第一次进入官场，手段还欠圆通，心中还残存着一丝读圣贤书所培养的荣辱观，因此得罪上司，罢官回家。后来投奔贾府重新做官，再次出山后的雨村便吸取教训，很快成为一个办事老到、趋炎附势的标准官僚。刘志选和贾雨村一样，三十年的闲居，痛定思痛，为官之术炉火纯青，努力奉承结交魏忠贤，自然是他的最佳选择。由于他替魏忠贤做爪牙十分卖力，短短一年内就提升为正四品的顺天府府丞，帝国首都市政府的二把手，这人还不满足，大约是因为自己来日无多，决定赌一把。熹宗的正宫娘娘张皇后，十分贤良，对魏、客的野心洞若观火，常常提醒皇帝，因此魏忠贤十分痛恨张皇后。魏忠贤一直想设法让皇帝废掉张皇后，把自己侄儿魏良卿的女儿嫁给熹宗做皇后，如此江山可能真的能姓魏。皇后可不是朝廷大臣，想要撼动皇后，风险极大，一般人不敢出来攻击皇后。关键时刻，刘志选这位老将出马，上书参劾皇后的父亲张国纪，这攻击国丈爷也不是闹着玩的，大概是刘志选罢官后，家人饱尝了世态炎凉，比刘志选更能感觉权力的含金量，于是鼓励刘志选冒险，刘的儿子们竟然如此开导老头子：你年纪这么大了，肯定死在魏公公的前头，只要魏公公在，刘家的富贵就有保障。将来万一魏公公败落了，你已经死了，很难被追究。
刘志选的上书主要内容是攻击皇后不是张国纪所生，而是他收养的一个囚犯的女儿，显然这是欺君大罪。好在明熹宗别的方面糊涂，唯独对皇后，对弟弟信王——后来的崇祯帝十分爱护，连魏忠贤身边的人都劝他做事不要太过分，万岁爷别的可欺，唯独重伉俪、手足之情。
魏忠贤完蛋后，刘志选被论罪，最大的罪行是“倾摇国母”。近四百年前的大明，虽然是不折不扣的帝制，但司法官员还得费尽心思从律法中找出罪名。最后有聪明人提议，法律虽无“倾摇国母”的罪名，但有“子骂母律”，以德治国的大明，忤逆不孝是大罪，打骂父母最高刑可以判处死刑。既然皇后是母仪天下，是天下人的妈妈，刘志选攻击皇后，就是骂自己的妈妈，罪该万死。刘志选自知难逃一死，干脆学习魏忠贤，上吊了断一生。
七十多岁的儿子因为骂二十多岁的妈妈而论死，现在看来很荒谬，但在宗法社会这很正常，宗法社会是家国同构，国就是扩大的家，这个国家所有人的家长就是皇帝、皇后。所以高阳还赞扬这个判决十分公平，他认为，“法律贵乎有弹性，尤贵乎言简而意赅，汉高入关的约法三章，定四百年上下信守之基，而至今精神不失，乃由于此三章约法出于人人谓然的人情”。
高氏这番论断我不敢苟同，尽管这番话包含有自然法的某些元素。这种判案方式在家长制的皇权时代，尽管能应付，但祸患无穷，法律弹性越大，判案者的自由裁量权也越大，也越能使有权者利用这弹性伤害弱势者。
《明史•；后妃传》载，“一日，‘马皇后’问帝（明太祖高皇帝）：‘今天下民安乎？’帝曰：‘此非尔所宜问也。’后曰：‘陛下天下父，妾辱天下母，子之安否，何可不问。’”朱元璋极力防范后妃干政，因此他认为马皇后不该问老百姓是否安宁这类政事，可马皇后的回答让他哑口无言，既然国即家，国法即家法，国事乃家事，父亲可以管儿女，母亲为什么不能问儿女的生活状况呢？
所以说，国法即家法，在明代有时候也不能自圆其说。当然，人家照样可以解释：夫唱妇随，一家子只能由老爸说了算，但当母亲的“过问、关心”是否应该在允许的范围内，因为这是“慈母”的分内之事呀。
崇祯帝身旁的“陆秀夫”
历代亡国之君中，明代的崇祯帝死得最凄凉。1644年，农历甲申年三月，闯王李自成的大军攻破北京，三十五岁的崇祯皇帝让太监敲响紧急状态下召集官兵勤王的大钟。可平时那些在朝廷上慷慨激昂的大臣，无一人出现，早就作鸟兽散了。只有太监王承恩陪在旁边。真正成了孤家寡人的崇祯皇帝吊死在紫禁城北面煤山的一棵槐树上。
《明史•；庄烈帝本纪》记载着崇祯帝自杀前所写的遗诏：“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误朕。朕死无面目见祖宗，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无伤百姓一人。”临死前依然说“诸臣误朕”一则反映崇祯帝刚愎自用的性格，也反映了他失望之际的心情：你们这些大臣，世受国恩，最需要你们的时候一个人也见不着，白养你们了！
历史记载中，崇祯帝自杀前那几天惊慌失措，犹如一头困于笼牢中的野兽。
三月十七日，李自成已经将北京城围成铁桶一样，崇祯帝还在御案上写了一句“文臣个个可杀”，密示近侍。尽管随即抹去了，但可见此时君臣已同水火，相互不信任到何种地步。这种情形下，很难指望有大臣和他一起殉国。
十八日外城陷落，他问太监为什么没有京营兵护驾，太监回答说：“皇爷安得有兵？京营兵皆散，今惟有劝皇爷走耳。”走投无路的崇祯召新乐侯刘文炳等带家丁前来护驾。刘的回答是：“臣等何敢私蓄家丁，所有家人，岂能当贼？”刘文炳说的是实情，明朝从洪武帝开始，对大臣监控甚严，大臣如果自己训练家丁，那就有私练武装的嫌疑，可能危及江山，是大罪，而一些没有经过训练的家仆不可能有什么战斗力。此时崇祯尝到了祖宗之法结下的苦果。
当日崇祯将长平公主的胳膊砍断，叹息道：“汝奈何生我家？”命令太子化装逃到民间。他自己也趁黑微服到朝阳门，要出城，守门的不放行，说天亮再说。——这也是规矩，但此时李闯大军在外，稍微有点良心的人不会拘泥于成法，无论是城中哪一个达官贵人，能放出一个就可能救活一人，但此时守门的已生了异心，他们在为李闯守门不让人逃命，好日后邀功。崇祯扈从想夺门而出，守门的反而用大炮回击。他命令人去叫负责守朝阳门的朱纯臣来开门，可朱府看门的人说老爷赴宴未归。——此时哪能有闲心去赴宴，分明是托辞。走安定门，门闸太坚固，打不开。太子叩嘉定门想外逃，守门的官员周奎自顾自睡觉，兵士不理睬太子。
一个皇帝连自己都城的门都打不开，这说明几乎所有基层办事人员都知道大明将亡，纷纷为自己找后路了，崇祯除了投降，绝无生路了。
孔尚任写的《桃花扇》，虽是戏曲，但真实地再现了明亡当时社会的真实状况。提兵镇守武昌的左良玉，听说崇祯驾崩，唱了一出《哭主》，他捶胸顿足对着北方哭道：
“高皇帝在九京，不管亡家破鼎，那知他圣子神孙，反不如飘蓬断梗。十七年忧国如病，呼不应天灵祖灵，调不来亲兵救兵；白练无情，送君王一命。伤心煞煤山私幸，独殉了社稷苍生，独殉了社稷苍生。”
这曲《胜如花》道尽了孤家寡人崇祯帝殉国的凄惶，堂堂天子，竟然不如“飘蓬断梗”。
李闯进城后，有大学士范景文，户部尚书倪元璐、左都御史以及一些公侯、驸马自杀。这些人算是大明的忠臣，但我以为他们不降于贼是报朝廷之恩，未必报崇祯个人之恩。而投降的更多，大学士李建泰以下，包括兵部尚书、户部侍郎、工部侍郎等众多高级官员。明代文秉在《烈皇小识》中列了个长长的名单，共一百三十二人。文秉还特意点了几个关键的投降者的所为：
“逆闯入都，首先劝进者，陈演（内阁首辅）、朱纯臣（就是以赴宴搪塞崇祯不开朝阳门让皇帝逃生的那位）也；向贼叩头求用，指斥先帝为无道者，魏藻德（内阁首辅）也；从狱中出而为贼策下江南者，张若麒也；其颂贼为救民水火，神武不杀者，梁兆阳也；代贼焚毁太庙神主者，杨观光也；大负先帝委任，终以拷掠死者，李国桢也；先帝求金不应，东宫出亡不纳，终赍盗粮，尽为贼有，负君辱国，贻恨千古者，周奎也。”除了这些大臣，还有崇祯很器重的守城太监，后开门投降的曹化淳等。
崇祯尸体被李闯军队发现后，停灵数天，《烈皇小识》载这些已投降的旧臣对先帝尸体的表现，“诸臣哭拜者三十人，拜而不哭者六十人，余皆睥睨过之。”——斜着眼睛瞟一眼就过去了，人情如此之薄！
据《明季北略》记载，崇祯梓宫暂厝在紫禁城北面的河边，两个和尚自愿前来为大行皇帝超度，李自成的两大重要部属宋献策和李岩经过此地。岩对宋说：“何以戴纱帽的反不如和尚？”宋回答：“那些纱帽原是陋品，并不是和尚之品比官员强。”李岩再问：“明朝选士，由乡试而会试，由会试而廷试，然后观政候选，可谓严格之至。为什么国家有事，报效之人不能多见也？”宋献策的回答是：明朝的国政，误在重制科，循资格。因此国破君亡，鲜见忠义。满朝公卿谁不享朝廷高爵厚禄？一旦君父有难，皆各思自保。新进者心想，我功名实非容易，二十年灯窗辛苦，才博得一纱帽上头。一事未成，哪有马上死的道理？此制科之不得人也。其旧任老臣又思忖，我官居极品，亦非容易。二十年仕途小心，方得到这地位，大臣非止一人，我就算一人死了也于事无补。此资格之不得人也。二者皆认为功名是自家挣来的，所以全无感戴朝廷之意，无怪其弃旧事新，而漫不相关也。
这段对话，未必是信史，但多少反映当时一些有见识的士人对明朝情感之冷薄。科举是表面上的原因，本来明室仅仅把八股制艺作为笼络也是控制读书人的手段，读书人也只把它作为敲门砖。所谓忠义之说，远不能遮掩利益驱动的本质。所谓明朝养士三百年的“养”，和用草料养牛马差不多，多数士人哪会给它尽忠？
清代定鼎中原后，追赠崇祯的谥号为“庄烈帝”，帝王死于宫外者为“庄”，而自杀很符合“烈”字。崇祯皇帝既不像汉献帝那样懦弱，也不像隋炀帝那样残暴，也不像南唐李后主、宋徽宗那样醉心于诗词书画而荒了国政，而是很敬业、颇思进取、一直想匡正爷爷万历、哥哥熹宗执政时的过失。因此崇祯的死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