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方法的表象的条件。我们完全可以认为，这些文化都不能产生出自己的自然科学，但我们不能认为，它们的体系没有其文化的基础。
在此，我们又一次看到了生成和既成、方向和广延是如何地相互包容、相互依存，而我们正是因此而处在历史的或“自然”的中心的。如果历史就是所有既成之物与生成过程在其中得以吻合的那种世界秩序，那么，科学工作的成果就尤其（inter alia）需要这样来处理；而事实上，对于历史的慧眼来说，物理学只有一种历史。氧气、海王星、重力、光谱分析，对这些东西的发现皆是因为命运才能在当时那样地发生。燃素理论、光的波动理论、空气动力学理论，也都是因为命运才得以出现的。我们要明白，它们只是对结果的说明，如此说来，它们只有就各自的阐述者而言才完全是个人性的，而其他的理论（不论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同样可以发展得很完善。还有，当一种理论消失而另一种理论成为物理学家的世界的北斗星时，那也是因为命运和强有力的人物的结果。甚至连天生的物理学家也会谈及某个问题的“命运”或某个发现的“历史”。
反之，如果“自然”即是物的构成，在其中，生成过程在逻辑上应当体现在既成物中，活生生的方向应当体现在僵硬的广延中，那我们最好把历史看作是认识论的一章；实际上，如果康德记得把历史包括在他的知识体系内的话，他必定会这样处理它。十分重要的是，他并没有这么做；如同每一位天生的体系化理论家一样，在他看来，自然即是全世界（Nature is The World），而他在讨论时间时，并未提及时间有方向性和不可逆性，由此我们发现，他处理的乃是自然世界，对于另一世界即历史世界的可能性，他没有显示出感兴趣的迹象。也许，对于康德来说，这另一个世界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因此，因果律与时间没有任何瓜葛。对于今天的世界来说，那些被称作康德主义者的人，其实并不知道他们何以成了康德主义者，这看起来像是一个太露骨的悖论。不过，西方物理学的每一个公式总是把“如何”和“多久”当作本质上不同的东西来揭示。一当某个问题有了归宿，因果律就会把答案严格地局限在“某个东西发生了”这样的陈述上，而不关心它是何时发生的。“结果”必须是与“原因”有关的必然性。它们之间的距离属于不同的层面，那距离就存在于认识活动（这是生命的一个要素）本身的行为中，而不在于事物或被认识的事物之中。它具有可以克服方向性的广延物的本质，具有与时间相抵触的空间的本质，不过，时间和方向性作为更基础的东西，要先于空间和广延，且是空间和广延的基础。命运诉诸的是同样的程序；我们一开始具有的是命运的观念，只是到后来，当我们的醒觉意识恐惧地看着某个魔力将施于感官世界，并将克服那不可逃避的死亡之时，我们才把因果律看作是一种反宿命（anti…Fate），我们才用它去创造另一个世界，以保护我们，安慰我们。当因果之网逐渐地扩展到可见的表面时，就会形成一个具有说服力的无有时间的绵延的图象——本质上，那就是存在，但却是充满了由纯粹思想的力量所赋予的种种属性的存在。这一倾向乃是一种认识的基础，所有成熟的文化对这种认识都很清楚，这认识就是：“知识即是力量”，那所谓的力量即是胜过命运的力量。抽象的学者、自然科学的研究者、用体系进行思维的思考者，他们的整个理智的生存都是基于因果原则，他们乃是对不可理喻的命运之力量的一种无意识的厌恶的“晚期”表征。“纯粹理性”否认自身以外的所有可能性。在此，严谨的思想和伟大的艺术处于永久的冲突之中。一方总想原地踏步，另一方总想不断前行。像康德这样的一个人必定总是觉得自己要高于贝多芬这样的人，就如同成人总觉得自己要高于孩子一样，但这并不能阻止贝多芬之流把“纯粹理性批判”视作是可怜又可鄙的哲学。目的论（Teleology）是科学里面愚蠢之极的胡言，它想机械地处理科学知识的活生生的内涵（因为知识意味着某个人想要去认识，尽管思维的实体可能是“自然”，可思维的行动却是历史），想这样把生命本身处理成一种颠倒的因果律，这种企图是一种错误的导向。目的论是对命运观念的一种戏谑，它把但丁的天命转变为学者的目标。它是达尔文主义和唯物主义的历史概念最深刻也最有特色的倾向，前者是所有文明中最抽象的文明的大都市人的理智的产物，后者的历史概念产生的根源和达尔文主义相同，并且和达尔文主义一样，它也杀死了一切有机的和命定的东西。因此，因果律的形态学要素即是一个原则，命运的形态学要素则是一种观念，一种不能被“认知”、被描述和被界定，而只能被感受和内在地生活于其中的观念。这一观念是这样一种东西，它或者整个地目空一切，或者——就像春天的人和各个季节后期每个真正有感触的人一样，如信徒、恋人、艺术家、诗人——整个地确信无疑。
因此，我们应当把命运看作是原初现象真正的生存模式，在那里，活生生的生成观念直接地向直观的内视打开了自身。故而，命运观念统摄着历史的整个世界图象，而因果律则是对象的生存模式，它从感觉世界中标记出一组清晰地区分的和清晰地界定的事物、属性和关系，因此，它是作为知性的形式统摄着自然世界，遍布于自然世界，后者乃是知性的一个“他者”（alter ego）。
但是，当我们真的认识到：对于原始人或儿童而言，根本不存在总体上因果地安排的世界；而我们自己，尽管属于“晚期的”人们，故而其意识是由强有力的、能言善辩的思维所驯化的，所能做的——甚至在最紧张地关注的时刻（实际上，我们只有在那样的时刻才确实地是处在物理世界的中心）——不过就是断言，我们在这样的时刻所看到的因果秩序一直就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现实性之中——只有在这个时候，探究因果联系在对自然的描述中的有效程度，或者说（这对于我们来说其实是一回事）探究被嵌入那一描述的命运，才会变得尤其的困难。甚至在我们处在觉醒状态的时候，也要以观相的方式穿着现实的、“活生生的神灵的外衣”，我们这样做是不自觉的，并要借助那根植于生命之深刻源泉的体验的力量。
相反，体系化的叙述乃是对摆脱了知觉的知性活动的表达，经由这一表达，我们便能把所有时代和所有人的精神图象带入同那一时刻的自然图象的一致性中，就如同那是我们自己所安排好的。但是，这种安排方式有着自身的历史，我们一丁点也不能干预，因此，这种安排方式并不是因果的作用，而是命运的作用。
二
因此，通向时间问题的道路，在原始的渴念中就开始了，并贯穿于其更为明确的表述，即命运的观念中。现在，我们要尝试扼要地描画一下时间问题的内涵，因为这个问题影响了本书的主题。
时间这个字眼有一种魔力，可以唤起一种强烈的、早先称作“固有”（the proper）的个人性的东西，它具有一种内在的确定性，我们正是用它来对抗那作用于我们每个人的某种“陌生疏离”的东西，后者就充斥于感觉生命的混乱印象中。“固有”、“命运”、“时间”，这些是可以互换的字眼。
时间的问题，和命运的问题一样，被所有把自己局限于既成之物的体系化的思想家整个地误解了。在康德的著名理论中，没有一个概念是用来描述时间的方向性特征的。不仅如此，而且这一疏忽甚至从来未被人注意。但是，什么是有长度而没有方向的时间？我们只能重复说，一切活生生的东西皆有“生命”、方向、冲动、意志，以及活动的品质（movement…quality）——这一活动品质与渴念有着最紧密的联系，而与物理学家所讲的“运动”（motion）没有一丁点的共同点。活生生的东西是不可分的和不可逆的，是只此一次地、独特地发生的，它的过程整个地是力学所无法决定的。由于所有这些特性皆属于命运的本质，故而“时间”——其特性我们在这个词的读音中就可以实际地感受到，其在音乐中比在语言中、在诗歌中比在散文中表现得更为清晰——亦具有这种有机的本质，空间则不具有。因此，尽管康德和其他人这么做了，可实际上，运用空间来把时间纳入一个一般的“批判”中，这是不可能的。空间是一个概念，而时间是一个意指某些不可想象的事物的字眼，它只是一个声音符号（sound…symbol），把它当作概念予以科学地运用，这根本上是对它的性质的误解。甚至“方向”这个词——遗憾的是，没有别的词可以替代——也因为其视觉的内涵而容易被误导。物理学中的矢量概念就是与此有关的一个例子。
对于原始人而言，“时间”这个词没有任何意义。他生活简单，没有任何必要为了别的某个东西而提出一个对立的东西。他有时间，但他对它一无所知。而我们所有的人所能意识到或觉察到的只是空间，而不是时间。空间只是“在”（is），（亦即，它只是存在，在我们的感觉世界中存在，跟我们的感觉世界同在）——当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处在梦、冲动、直觉和行动中时，就是作为一种自我延展的东西存在着，当我们处在高度关注的时刻时，即是严格意义上的空间的存在。相反，“时间”是一种发现（discovery），这发现只能经由思考来进行。而我们却将其视作一种观念或概念来创造它，直到很久以后，我们才开始觉察到，在我们生活着的时候，我们自己便是时间。只有高级文化——它们的世界概念已经达到机械的自然的阶段——能从它们对秩序井然的、可度量和可理解的空间的意识中导衍出时间的投射性意象，那是一种幻影（phantom）时间，它能满足它们想理解、度量和因果地安排所有一切的需要。这种冲动——是使生存变得精细复杂的一种符号，它在每种文化中很早就已经出现了——超越于实际的生命感受之外，形成了在所有高级语言中称作时间的东西，可对于城镇的才智之士来说，它已经变成了一种完全无机的量，它的流行是极具欺骗性的。但是，如果广延的那诸多特征——界限和因果律——或者更确切地说，那一个特征，实际上就是巫师的装备，我们固有的心灵总想用它去召唤和结合陌生的力量——歌德在某个地方曾经说到“那合乎理性的秩序的原则，它是我们自身所具有的，并能在我们所触摸到的一切事物上留下印记，就如同是我们的力量的象征”——如果所有的定律都只是我们的世界恐惧急于固定在仓皇的感觉上的一种束缚，或者说是一种出于自我保护的深刻的必然性，那么，在因果律内发明可知的和可空间地表达的时间，便是这同一自我保护后来的行为，是一种想借助概念的力量把两种东西结合起来的尝试，这两种东西：一种便是那折磨人的内在之谜——这是一种双重的折磨；另一种则是那已经获得了力量的才智——虽然这力量只是发现才智自己受到了蔑视。一种微妙的仇视心理一直支撑着理智的过程，而借助这一过程，所有一切都被强行纳入度量和定律的领域与形式世界。活生生的东西经由空间的引入而被扼杀了，因为空间是死的，空间产生死亡。死亡与诞生相伴随，终结与完成相伴随。当女人孕育着世界恐惧的孩子的时候——由此而产生了两性之间的那种永久的仇视——就有某个东西在女人那里死亡了。当男人经由感觉世界的身体行为和理智世界的“认知”行为进行生育时，在一个真正深层的意义上说，他其实是在毁灭。甚至在路德那里，“认识”这个词也有附属的生殖意义。并且，和生命的“知识”一起——这知识对于低级动物而言是陌生的——死亡的知识已经获得了那种统摄人的整个醒觉意识的力量。经由时间的图象，现实的东西被变成了过渡性的东西。
单单创造时间这个名称，就是一种无与伦比的行为。用一个名称去命名任何东西，就是用力量去制服它。这便是原始人的巫术的本质——邪恶的力量经由对它们的命名而被制服了，敌人的力量经由对他的名字施以某些巫术程序而被削弱或消灭了。
就所有体系化的哲学单纯用名称作为控制不可理解的东西亦即对于理智来说过于强大的万能力量的最后手段这一点而言，对世界恐惧的这种原始表达总有着某种意味。我们称这个或那个东西为“绝对”，我们立即便觉得自己是优越于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