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的转折,入 木三分地刻画了出来。
自然,像本节开篇那位靖江郭知县一样,回绝 打秋风者的官员,也是有的,不过因此结怨乃至惹 下麻烦的教训不少。明人著《NB062幢小品》上,便有一 例:湖南有程、郑二生同窗读书,程先登第,授咸阳 知县,郑借了路费去打秋风。程不肯见面,还遍示 衙内县中:毋需看在本官面子上送下程给他。郑无 奈,央人向他讨些盘缠回家去,程分文不给。后来 郑也考中进士,派在直隶当官。恰巧程因故降级, 调任直隶所属的获鹿县当县丞,又被人告赃,上司派来按察此事的偏偏是郑。程闻讯 后,远迎叙旧, 企图套同窗交情,郑笑而不答,招待他吃饭,席间 安排两个优人扮成老虎演戏:甲虎在吞食一羊,乙 虎踞而视,意欲分享。甲虎怒吼,衔羊而去。少顷, 乙虎亦获一鹿,甲虎复来,欲与之分食,结果争了 起来,同去找山神公断。山神出的判词是一首诗: “昔日衔羊不睬NC033,今朝获鹿敢来求。纵然掬尽湘 江水,难洗当初一面羞。”很明白,诗中“衔羊”影射 “咸阳”,“获鹿”则暗指眼前所在。通观全诗,老同 学是念念不忘当年赴咸阳打秋风不成的旧恨,于 是程自动解印。
用人扮虎,以虎喻人,这一则历史故事,非常形象地描绘了衙门中“坐山虎”与“过山虎” 之间在打秋风这一现象上的微妙关系,妙在故事里还有一个争食羊鹿的情节,颇合“羊毛出 在羊身上”的老话,反正都是往众人头上刮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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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幺篇〕多亏承廉访司,乾生受御史台。倒惹 的百姓攀留,妻子埋冤,邻里疑猜。假若是弄 不谐、这一排、大惊小怪,怎能勾安乐窝通轰 自在。
一看这曲牌,该知道这是官场戏的压轴了,州县衙门三年或四年一任,任满了就得办移 交走路, 此乃通例;间或有上司褒扬、御史奖誉或绅民挽留而多干几任的,迟早也要调离。惟“移 交”和“离任”之际,还有几出闹剧要唱,这是古近州县官员都躲不了的。《宋稗类钞》上 说,某人新任眉州知州,接印后,衙门里设宴庆贺,乐人唱道:“为报吏民须庆贺,灾星移 去福星来!”新老爷听着舒服,忙问歌词的作者是谁?乐人回答:“本州旧例,只用此一首。 ”可知这些戏文都是循环往复的。
“灾星”这名称的由来,缘于州县官员将去任时,多有最后一刮,其内容形形色色。比 如向来民间田地房屋等买卖过户,都应当去衙门中办手续,衙门给盖了章,再抽一笔税,这 笔交易就算取得了官府认可,这份契约也就有了法律依据。但许多当事人都嫌和衙门打交 道 会吃亏,因此更愿做私下交易,先瞒着衙门;更有一班刁滑之徒、强梁之辈,名曰交易,其 实都是欺诈瞒骗,一旦送进衙门里来办手续,少不了被瞧出破绽,又被敲上一笔。于是这些 人都先把契约写好放着,等到衙门里老爷将卸印时,照例会有大爷、二爷、三小子们放出风 来,所有契税,一律减价。那一刻的心态,是能收多少算多少,“只求有契来税,不问真伪 。不论年月,来者不拒,即予印发”(《清稗类钞·度支类》)。同样方式, 倘若将离任时,正值田赋开征,为求得赶快从中捞一笔钱走,也有打八折打七折的。与此同 时,拖延不决的讼案、更改户籍的请求、申请开业的呈书,等等,只要肯再花上一笔钱, 全能在这时获得迅速的解决。老爷临走前文案房里最通见的景象,就是印章木戳盖个不停, 所谓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吧。甚至连那位从不与钱粮、刑名事务打交道的账房师爷,这会儿也 有一笔开路费可以赚,因为他手里有一本记载着衙役工食银标准的账册行将移交,比如某轿 夫原先的工食银是二两七钱,这会儿偷偷孝敬他老人家一些,他就给你改成三两二钱了。不 用说,这一系列看在孔方兄情面上的活计,会留下无数后遗症,等新官上任之后,田赋的折 扣也罢,乱结的讼案也罢,照例又有不少翻案重来的文章可做。古代司法史上,向有“缠讼 ”一说,即换一任县官翻一回官司,弊病大多就出在这新旧交替时的“结费”或“税契”上 ,搞到后来,最终是老百姓倒霉,往往是一只羊身上剥两张皮下来。
胆子再大些的老爷,最后一刮中还包括把脏手伸向衙门公产,如《名公书判清明集》里 ,就专门收有一篇《任满巧作名色破用官钱》,斥为“公然白昼钾攫,如取如携”,这是宋 代时的情景。明朝景帝时,皇帝专门转发过一位御史的建议,“今后大小衙门官员私衙什物 ,俱令公同籍记,去任之时,照数交付,不许似前科办扰民。仍乞移文各处,通行禁约” (《典故纪闻》卷12)。可知明代时这种风气也不弱。《广笑府》里收有一 则《新官赴任问例 》:“新官赴任,问吏胥曰:‘做官事体当如何?’吏曰:‘一年要清,二年半清,三年便 混。’”倘此为通例的话,那么这最后的一个月,确实是混账透顶了。同一本书内,还收有 一篇明朝时老百姓为某官离任时的情景所编的歌谣——
来时萧索去时丰,官帑民财一扫空。
只有江山移不去,临行写入画图中。
这又可以看成是大多数州县衙门老爷离任前最后一刮的写照。
送“灾星”犹如送瘟神,也要有一番纸船明烛照天烧的忙碌,那就是所谓“德政碑”和 “万民伞”了。“德政碑”的本来意义,是古代时老百姓对一些确有劝农开垦、兴修水利或 平反冤狱等政绩之地方官员的颂扬和追思。对其源起时间,作者无确考,观《晋书·羊祜 传》云,“襄阳百姓于岘山(羊)祜平生游憩之所建碑立庙,岁时乡祭焉”, 略知魏晋之际已 有这等讲究。到唐代时,树德政碑的风气已比较流行了,《册府元龟》记唐初时贾敦颐在洛 州任地方官,“甚有惠政,百姓共为树碑”。稍后,其弟贾敦实又来洛州当官,“及敦实去 职,〔百姓〕复刻石,颂其德,立于兄碑之侧”。同样的记载,新旧《唐书》中还有不少。 作用和“德政碑”差不多的颂扬形式,还有所谓“生祠”,那风气更早在两汉时已 十分盛行,立祠的对象也不仅是老爷,如文翁为郡县小吏,朱邑是桐乡啬夫,于定国父 是县狱吏,但都因为在职任上做出了对老百姓有贡献的事,老百姓给他们盖起了“生祠”, 足见公道自在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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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到了两宋时,这些形式已经严重走样了,几乎成为官绅勾结把持县道或沽名钓誉骗 取上考的工具。一班行将离任而恋栈不舍者,或者有被参劾之虞又想负隅辈,都借这种方式 来达到目的。《名公书判清明集》里有一篇署名“沧州”的纪实作品,自述在曹阳县按察吏 治时见到的一幕,“入邑境,便有寄官员、士人、上户范文、吴NB063等六十七人,纠 率乡民五 百余人,植朱杆长枪一条,揭白旗于其上”,“沧州”说他起先还当是朝廷派人在这儿招兵 ,后又以为老百姓有什么冤屈,在此拦轿告状。及停下来一问,“不过举扬知县政绩”,因 此大生感慨。他举例说,过去青州太守在任时,也发生过老百姓“迎拜道左,感戴恩德”的 事,可真到了去职时,大家都掷瓦器骂他,侮辱他,安知青州之事,不会重演于曹阳?其实 读者只须从这“寄官员、士人、上户”的称谓中,便可知道这班人就是所谓“乡绅”,根本 不能代表广大民众,他们玩这套把戏的目的,则又如“沧州”所揭露的,是“有无厌之求, 难塞之请”,要被颂扬者替他们当差;“且此等事知县自当禁戢,却乃纵之,使得阴以兵法 部勒人众,焉知无奸雄默蓄此意于其间哉?”这就点得更透彻了,那多半是衙门老爷拜托他 们干的。还有曾在南宋时久任地方的蔡杭,说得更干脆,“今日之举留(即举德政而 恳请地方官留任)者,即平日之把持县道者”,如果真有美政惠民,“则路上行人口 是碑,虽无碑无祠可也,否则,如行人口碑何?”
不过“沧州”也罢,蔡杭也罢,都只能在自己所辖的有限范围内稍示禁戢,而这种早已 变了味的举颂“德政”之风,终于演成为官场把戏的保留节目。及明清时,州县老爷们无论 是贪是廉,也无论是任满离去或被参革职,临走前大多要拜托唆买当地乡绅搞一回这玩意儿 。因为并非出自情愿,也实在无“德政”可记,因此这会儿石碑、生祠之类是很难再建树的 ,于是简化成“德政牌”,就是做几块木牌,油漆以后,胡乱写上几句,或干脆就涂上“德 政”两个大字,让老爷自己带着走;相似的“道具”,还有“万民伞”、“老爷靴”之类。 “万民伞”又叫“旗帐”,乃是一把大雨伞,表示满县百姓合赠留念,寓有大家都曾蒙受老 爷这把大伞庇护的涵义;“老爷靴”就是请即将去任的官员脱一只靴子下来给百姓做纪念品 。放在哪儿呢?放在衙门前一个高高悬起的木盒里。清人石成金撰《笑得好》中,说某地方 官解任,有众老置酒来请脱靴,官曰:“我在这地 方上,并无恩惠及民,何敢当此?”众曰:“这是旧例,不得不行”,看来已形成规矩 了。其实果真恨不得把地皮也刮一层带去的老爷,恐怕是舍不得留一只靴子下来的,所以后 来州县衙门前的那只木盒上,就画一只靴子作为象征,至于那盒里是否确有几只靴子在,就 管不了许多了。
民国时期,还通行墓志铭、行状、家谱等,尝见有人为述乃父乃祖辈在前清 仕宦,有德政惠民,曾见家中存有“德政牌”、“万民伞”若干云云,乍听之下,未免令人 肃然起敬。其实知道这原是明清官场通例的底蕴后,大可看其一文不值,焉知不是乃父乃祖 自己掏腰包拜托乡绅代为定做的?那时节,官员离任时,一边是满县百姓围聚衙前笑骂掷瓦 ,一边是几个胥吏借两套秀才行头冒充士绅,再雇几个叫化子吹吹打打,送上几块“德政牌 ”、几把“万民伞”之类的情景,常有上演。当然,即便是在历朝末期吏治益坏的大背景 下,也不是就没有出过几个如海瑞似的“清官”,而老百姓发自内心为之立碑送伞的事,也 是有的。例如清代嘉定知县陆陇其,居官清简,政绩懋著,因此得罪了上司,被讦落职,临 去任时,“小民供给馈赠,皆布帛菽粟,连樯接迹,扶老携幼,哭巷攀辕”(清王有 充《吴 下谚联》),为此还有一条“有官穷似无官日,去任荣逾到任时”的谚语在当地流传 。
然则从总体上观照,“德政牌”、“万民伞”、“老爷靴”这些东西,终究已成为“衙门小 官场 ,官场大舞台”的落幕道具。忙完了“灾星移去福星来”,再忙“新官上任三把火”,周 而复始,又一场衙门戏揭开了帷幕。“我不敢说天下没有好官,我敢断定天下没有好衙门” (李伯元《活地狱·楔子》),每况愈下之间,包括州县衙门在内的整个封建 统治,最终走上了穷途末路。
后记(1)new
本书将付梓前,编辑先生特嘱补一篇后记,并要求略述个人经历和“治学方法”。 作为一个 业余的通俗文史读物作者,“治学”不敢谈,不过或可借用我们上海作家陈村的妙语一句: “我年正半百,居百岁之中点,不妨信口胡说”一通(《五根日记》)。何况自叹碌碌,虚 度“中点”时连寿面也不曾吃一碗,也可借此机会将写字卖文的经历稍微梳理一下。
求学
和所有的同龄人一样,我还未跨进高小门槛,即幸遇史无前例的“文革”风暴,从此再没卡 压升级的考试逼促,也无求知向学的内心自觉,直到年甫十七便进工厂学徒至今,可谓永别 了稀里糊涂的学生时代,所以课业知识到目前还停留在略知四则运算的水平上,倘不废操习 ,可期保持晚节。比之受用的却是遭际江河横溢,书先为鱼鳖,通过种种渠道从公私庋藏漂 流到社会上,可以让你逮到什么读什么。而且彼时尊长师道的权威,一概坠落,没人教训你 啥是正经啥是闲书,只要别碰“手抄本”,其他皆可以“化毒草为肥料”。最难忘在学校里 厮混时,三天两日和几位青年教师及工宣队员交换书籍。有一位崔定国先生,是朱自清的外 孙,介绍我阅读了不少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某一回考校,让我默写出50首唐诗后,还请客 一顿作为奖励。现在回想,我的文史兴趣,大概就是在这种无分良莠深浅的囫囵吞枣式的杂 览间,不知不觉地积攒起来的。惟夤缘时遇,居然也曾随波逐流,写过什么评儒法、批《水 浒》的文字。但乳臭未干时的轻狂,想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