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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说法差别不多。都是圈圈点点的《三民主义》。都是蒋校长亲自发现。都是从广州玩耍返回。不同的是一个发生在半夜，一个发生在清晨。一个在读书，一个在翻单杠。如果只有这两种说法，那么倒可以说，前一种说法可能性小，后一种可能性大。因为蒋当时并不住在黄埔军校内。他的住地与军校有一段距离，半夜起来到军校查哨再返回去，可能性不大。蒋有早起的习惯，清晨早早到校倒是极有可能。
不过蒋、陈相识，的确发生在黄埔军校以前。
1923年5月，担任大元帅府警卫事宜的上尉连长陈诚随同孙中山出征西江，在肇庆与冯葆初部队作战，陈胸部中弹受伤。住院治疗期间，新锐军人、大元帅行营参谋长蒋中正到肇庆，顺便往医院慰问伤患，两人在病床前第一次相识。从此一直到1965年陈诚在台湾去世，追随蒋介石的政治态度终生不改。
第五章 、 “围剿” 12、战场与战将
陈诚自身也是一个矛盾体。政治上忠蒋不二，感情上又与邓、严藕断丝连。
蒋介石通缉邓演达，陈诚明知邓隐居上海租界也不报告，还悄悄给邓送消息。后来邓演达被蒋介石抓住枪毙，陈诚着实难受了好几天。
严重辞职后隐居庐山犁头尖，平房三间，生活拮据，陈诚便暗中接济。一遇机会就在蒋面前保举严重。“九…一八”事变后，天津《大公报》发表严重隐居庐山的专题报道，指蒋介石国难当头，弃北伐名将不用。陈诚立刻抓住机会与陈布雷一起向蒋进言，起用严重，他本人还急匆匆上庐山想拉严重下山。
与忠蒋和反蒋的人都还关系不错，是陈诚独立摸索出来的一套政治模式。
这种模式被他用到指挥作战与部队训练中，变成对民情、对兵心的极端重视。
陈诚与蒋介石、何应钦不同的是，蒋、何皆以优异成绩考取军校和从军校毕业，陈诚却不然。当年若无杜志远连连保荐，他也只能返回家乡做一名体育教师。
所以他的军事素养大部分来自后来的战争实践。陈诚之善战，且不易为国民党其他将领学去，确有不少步兵操典之外的东西。功夫在战外，对他来说不为之过。
他一直对共产党的政治工作推崇备至。
二十一师是一支受共产党影响很深的部队。从广东出发北伐时，师长严重提出“官长士兵化、士兵民众化、民众革命化”口号，作为该师官兵守则。陈诚身体力行，贯彻全团。陈团连以下军官都肩背马枪行军，与士兵同吃同住。不仅官兵纪律严明，而且每到一处，即召开军民联欢大会，宣传北伐革命道理。故所到之处，声威大振，倍受民众拥戴与协助，当时在苏浙一带被称为模范师。
二十一师的革命作风对陈诚产生很大影响。他第一次看到一支精神振作的军队是多么强大的军队。陈诚以后凡事以身作则。说禁止赌博、吸烟，自己先做到，其助手郭忏、周至柔都不敢在他面前吸烟。要求服装整齐，即使在酷暑盛夏，起床后他即打好绑腿，直到晚上就寝才解脱，从团长当到总指挥都是如此。夏日行军他顶着烈日不戴斗笠。在江西苏区的第五次“围剿”作战中，山地行军也从不骑马，和士兵们一样，穿草鞋步行。他指挥的部队机动性高，一天能行军百里，是蒋军中少数能与飘忽不定的红军作急行军追逐的部队。
国民党的军事人物当中，蒋介石是有点精神的，陈诚也是有点精神的。
1929年12月，陈诚率十一师，在河南确山东南与唐生智部的刘兴第八军激战，雪深及膝，战斗持续三昼夜，陈诚亲在第一线督战，终将第八军压垮。全部缴械前，胜利者陈诚却派其军需科长携亲笔信和现款5000元给刘兴，说：自相残杀，实为痛心，请速逃走，来日国家当有用你之处。
这一点，确实是陈诚与蒋介石大不相同之处。
第五章 、 “围剿” 14、战场与战将
接款逃走的刘兴，抗日战争初期出任长江江防总司令。
一面买力为蒋作战，一面也知道是“自相残杀”。陈诚颇具几分政治家的清醒。
内心深处不以自相残杀为然的陈诚，对生擒敌方主将这类历来是战场指挥官的最高荣誉，竟然兴趣不大。
但为什么后来又以极大的兴趣投入了对江西苏区的第三、四、五次“围剿”？这就不仅是其性格之谜了。
特别是第四次“围剿”失败、受到降一级，记大过一次的处分后，蒋介石为振作“丧失革命精神”、“缺乏信仰”、“贪生怕死”的军队，开办庐山军官训练团，陈诚全副身心都投入了为消灭红军而进行的严格训练。
第一期至第三期庐山军官训练团，全称是“中国国民党赣粤闽湘鄂北路“围剿”军官训练团”，主要训练担任第五次“围剿”的主力军──北路军排以上军官。
陈诚任训练团团长。副团长二人：跟随陈诚有年的刘绍先和碉堡政策的规划者柳善。
他在庐山用了心血：把红军的战术主要归结为四种形式：诱伏；腰击；正面突破；抄后路。认为就是这些战术使国民党指挥官“无从措手”。
为了对付红军这些战术，陈诚领头搞出“一个要诀、两项要旨、三个口号、四大要素、六项原则”。
一个要诀是“服从命令”；
两项要旨是“战术上的分散与集合”；
三个口号是“受伤不退，被俘不屈，临难不苟”；
四大要素是“确实、迅速、静肃、秘密”；
六项原则是“搜索、联络、侦探、警戒、掩护、观测”。
陈诚认为深入研究、熟练运用这套方针，就能战胜红军。
实兵演练中，陈诚特别重视两件事就是射击、爬山。
在射击上，陈诚还有一套奇妙的演算。
其一，假定用10发子弹打死一个红军，每个国民党士兵带200发子弹便可打死20人，每团以1000支枪计算，便可打死两万名红军。这样，中央苏区的红军还不够他三个团打，最高限度用十团人，也就可以全部消灭红军了。
其二，每5分钟放一枪打死一个红军，一小时放12枪，可打死12人，3000人用6小时便可打死216000人。因此消灭红军只要有千把个战斗兵就“可以说绝对不成问题”。
双方的作战行动被陈诚变成一场单方打靶。而且是固定目标、任随你怎么开枪的胸环靶。沙场宿将瞬间变成一个搬指头演算的劣等生。能够明白的倒是：当年放跑刘兴的陈诚所说的“自相残杀”，不包括“围剿”红军。
在爬山训练上，陈诚的理论就不那么离谱了。
第五章 、 “围剿” 15、战场与战将
汲取前四次“围剿”教训，陈诚从红军山地游击战运动战的特长中总结出应对的四点：
一，练习爬山。国民党兵尤其是北方士兵不会爬山，见山就害怕，成为“围剿”军的致命弱点。，所以必须练就“超巅越绝”、“缒兵钻隙”的本领，不但不为“地形道路所支配限制”，而且要“利用一切的地形道路”。
二，娴熟地掌握“六项原则”、“四大要素”，练就过硬的基本的战术技术。
三，为对付红军“出没无常、飘忽不定，以寡击众、以零击整”；“独来独往”的游击战术，要能“便装远探、轻装急进；秘密敏捷、夜行晓袭”。
四，使用炮兵。许多高山人爬不上去，步枪打不到，把炮兵运用上去，就大为有利。
令陈诚翻身的，就是这个庐山军官训练团。
1933年10月，第五次“围剿”正式开始。陈诚被任命为第三路总指挥兼北路军前敌总指挥。记在蒋介石另一个金刚、北路军总指挥顾祝同名下的那些帐，实则皆是陈诚所为：
抢占黎川，切断中央苏区与闽浙赣苏区的联系；于浒湾战斗使红三军团、红七军团严重受损；三在大雄关使红一军团、红九军团蒙受重大伤亡；四则强攻广昌、建宁、古龙冈；血战高虎脑、万年亭；最后再陷石城，迫使中央红军提前长征。
第五章 、 “围剿” 16、战场与战将
对工农红军一次又一次的反复“围剿”中，打怕了蒋介石的八大金刚。
对蒋介石屠杀政策的武装反抗中，却走出来一大批威震华夏的红军战将。
第一枪1927年8月1日在南昌城头打响。
第一枪打得如此响亮。1955年授衔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十位元帅和十位大将中，八位元帅和六位大将与南昌起义紧紧相连。八位元帅是：朱德、贺龙、刘伯承、聂荣臻、林彪、陈毅、叶剑英、徐向前；六位大将是：陈赓、粟裕、许光达、张云逸、谭政、罗瑞卿。
八一南昌起义的主力，是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的部队。中国共产党人在大革命时期所能掌握或影响的武装力量，主要集中在这支部队里。该方面军下辖第四军、第十一军、第十二军、第十三军、暂编第二十军。共产党所能掌握和影响的，是叶挺兼任师长的第十一军二十四师，以原叶挺独立团为骨干扩编成的第四军二十五师，以及贺龙任军长的暂编第二十军，共2万余人。
颇值得历史记载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十位元帅中的五位、十位大将中的六位，1927年都集中在第二方面军内。
五位元帅是：第二方面军暂编第二十军军长贺龙；第二方面军第四军参谋长叶剑英；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上尉参谋徐向前；第二方面军第四军二十五师七十三团三营七连中尉连长林彪；第二方面军教导团特务连准尉文书陈毅。
六位大将是：第二方面军第四军二十五师参谋长张云逸；第二方面军第四军直属炮兵营见习排长许光达；第二方面军第十一军二十四师教导队学员班长粟裕；第二方面军第四军十二师三十四团少尉排长徐海东；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特务营文书谭政；第二方面军教导团二连副班长罗瑞卿。
以上十一人，除贺龙于南昌起义南下途中入党、谭政在秋收起义中入党、罗端卿1928年底在上海转为党员外，当时都已经是中共党员。除徐海东于大革命失败后脱离第四军，返回家乡搞农民自卫军外，南昌起义前都在第二方面军编制序列之内。
一支旧式军队内，竟然集中如此众多未来新型军队的高级将领，无论古今中外，都是一种罕见现像。它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虽然共产党人当时还未能直接掌握军队，但对武装斗争并非毫无准备。
第五章 、 “围剿” 17、战场与战将
8月1日起义当天，在南昌城头指挥战斗的有后来人民解放军的三位元帅：起义代总指挥、暂编第二十军军长贺龙；暂编十五军军长、协助贺龙实施指挥的刘伯承；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团长兼南昌市公安局局长朱德。
贺龙寻找共产党经过了长期过程。1923年，时任川军第九混成旅旅长的贺龙问他的参谋刘达五：我走的路子对吗？刘达五答：你常讲要为受苦人打天下，谁能说这路子不对？不过打来打去，还没有打出天下来，你也还在摸夜路呀！
贺龙说：你说对了。清朝倒了，袁世凯死了，全国还是乱糟糟的。大小军阀各霸一方。我们在四川打了三年，真是神仙打仗，凡人遭殃，吃亏的还是四川老百姓。中国地方这么大，为什么这么穷，这么弱？就是给这帮军阀、官僚搞乱了。不打倒这些人，老百姓还能指望过好日子吗？可是困难哪，这么大一个烂摊子，哪个能够收拾？
在共产党人身上，贺龙看见了能够收拾这个摊子的力量。
1927年7月是中国共产党最困难的时刻。继蒋介石发动“四…一二”事变后，汪精卫又发动了“七…一五”事变，共产党人到处被通缉、被屠杀，被囚禁。就在这样的时刻，贺龙做出了自己的选择。7月23日，贺龙率部到达九江。谭平山找贺龙谈话：共产党人要在南昌举行武装暴动，希望率二十军一起行动。贺龙当即表示：“感谢党中央对我的信任。我只有一句话，赞成！”
7月28日，贺龙见到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周恩来就起义基本计划询问他的意见。贺龙说：“我完全听共产党的命令，党要我怎么干就怎么干。”周恩来点点头，说：“共产党对你下达的第一个命令，就是党的前委委任你为起义军总指挥！”
在天空最为黑暗、共产党人最为困难的时候，共产党找到了贺龙，贺龙也找了共产党。起义部队南下途中，由周逸群、谭平山介绍，贺龙在瑞金加入中国共产党。
刘伯承在南昌起义中协助贺龙实施指挥。这位老军人对共产党的寻找与认识，经历了与贺龙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