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晚上天上有一轮银制的明月——我怎么记得这么清楚？月光像水样铺开在大街上，房屋的墙沿上，城市显得格外宽敞。回到家里，走进书房，我发现，月光早在这里静静恭候我，我的出现使它微微颤动了一下，好像它是水做的。但即使是水我也没感到凉意，我只觉得宁静，而且这种宁静几乎是完整的，我甚至都不愿打破它，就在月光下细阅了你母亲给我的纸条。内容有二：
1、请我尽快弄清一号监狱新址（我知道），和关押在内的张世雄等同志行刑的具体或者可能的时间及地点；
2、三天后参加“红楼会议”。
红楼会议
第二次见面就在三天后的“红楼会议”上。
红楼会议其实没有在一幢红楼里，而是在一辆白底红字的救护车上。我到南京以来还从未参加过什么会议，3天来，我把这个会议的地点、人员琢磨又琢磨（琢磨不出名堂），到时间我几乎迫不及待然而又有点犹豫地向大慧胡同走去：在那里将有人带我赴会。8点半钟，一辆呼啸而来的救护车突然在我身边刹住，有人打开后门将我紧急地拉扯进去。起初我还以为是出事了，车上躺着一位伤员，头上缠着一头血湿的绷带，只露出一双晶晶黑眼和一个小巧的嘴巴。但车子刚开动，那人却轻巧地坐起来，用目光向我亲切致意，并伸出玉手跟我握手。这时我才看出“伤员”正是你母亲。
作为我到南京以来参加的第一个会议，我记得真切，会议有6位成员，包括驾驶员，我是最后一个到会的，我上车后，他们跟我—一握手，但并不自我介绍。我注意到，他们都是我不熟悉的，包括你母亲，缠一头绷带也让我陌生。车子驶出黑暗的胡同时，你母亲想把下巴上的绷带扯下来，有人却说：“别扯！”
这个人就是会议的主持人，是一位戴眼镜的中年人，说话有点北方口音。他自称是老A，让我好一阵激动。我知道，老A就是我们当时在南京地下组织的头脑，从中央下来，是一名中央委员。在这么一个小会上见到他，我很有一种受宠若惊的感觉。不过后来我知道这个老A并不是真正的老A，而是代表老A的老A，这种老A我想当时在南京也许有两个，三个，甚至更多。
会上，老A首先明确，红楼小组从此成立，今后将不定期聚会。这个消息很鼓舞我，我有一种投入组织怀抱的温暖感。然后他分析了国内形势，指出国民党已再度挑起内战，“战争的风雨一时也许停不了”，要我们做好长期埋伏的准备，“打持久战”。在布置任务时，他说以后工作重心要转入收集军事情报和在工人中组织武装队伍这两个方面。
我左边突然有人插嘴说：“那以后学生运动是不是不搞了？”
我不记得老A当时是怎么回答的，也许没有回答。提这个问题的是个青年，书生模样，但性子似乎有点急，提问的方式也不机智，几乎马上让我猜到是个学生。他的眉角有一块猪肝色的红记，这对他做地下工作似乎不大有利。后来，年底的会上我就没见到他，听说是被捕了，不久我又听到他被杀的消息。他是我们小组中最年轻的同志，却是最早遇难的。
一个暗号叫“红胡子”的山东人是我们几人间年纪最大的，也许有五十多岁，额头上有一缕下垂的白发，暗示出他古怪的性格。我和他在那天会上闹了点不愉快，但起因记不清了，也许是为营救张世雄等人观点上有分歧吧。他后来很快离开了我们，据说是去了上海，也可能是无锡。坦率说，我不大喜欢这个人，他身上我觉得有种莫名其妙的傲慢和怨气。
还有一位同志当时坐在我右侧，是个魁伟的人，二十五六岁，长着一头神秘的红头发，也许是染的，我不清楚。他乔装车上医务人员，穿着白大褂，并且有一个医生的暗号，叫“一把刀”。他在那天会上几乎没说一句话，以沉默而为我注目。很不幸，他几乎就在南京快解放的前几天里暴露了身份，因拒捕被乱枪打死。
现在我又看见了你母亲，她坐在单架上，在我们中央，一身坚硬的黑色衣服使她显得凶冷、离群，而头上的绷带我刚才说过使她显得圣洁，所以总观起来，她那天身上有一种圣洁的冷漠和敌意。她一直缄默不语，我以为她今天不打算发言了，但车子从郊外回来的路上，也就是会议的最后十几分钟里，她突然说：“我挨到最后讲，是想多讲几句。”
就这样，她开口了，语调、言辞跟3天前舞会上的那种小姐做派截然不同，变得坚定、激烈、热气腾腾，具有演讲的气派。她说着说着，就毫不犹豫地扯下了下巴上的绷带，好像有人不准她扯似的。这个动作我可以说是她性格的一次曝光，我正是由此开始意识到舞会上的聪明的、优雅的、温情脉脉的小姐绝不是你母亲的全部，她身上蕴藏着火热的一触即发的激情和为激情驱使下什么事都敢做的大胆和不羁。用句《圣经》上的话说（我太太后来变成个基督徒），她是一个“炽热的金的姑娘”，“柔软的银的姑娘”只是停留在她表面的形式。作为她的战友，我将不断目睹到她“炽热的金的”一面，而那些刽子手，也许会迷醉于她“柔软的银的”表面。
她果然说了不少，也许比我们5个人加起来还要多。我现在已记不得她讲的很多，只记得一件和我有关的事——她谈到，她目前的处境很不适合她开展工作，“我现在身边的人都是一群蝴蝶迷，你就是把她们脑壳炸开了也搞不到一丝情报”。你母亲这样夸张地说。事实也是这样，当时你母亲虽则是打入了国民党心腹机关，但在心腹机关里，她又处于一个无足轻重的位置上，在通讯站，每天就是收发电报，电报都是密报，天书似的，没人看得懂。我以前在电讯处时曾常常去那里办事，我很熟悉那方天地，那里的人，正如你母亲说的，都是一帮崇尚时髦追求浪漫的洋小姐，每天带着化妆品上班，利用工作间歇谈论时装、美容、明星、舞会，津津乐道于已经流逝了的或者正在进行的甚至未来的种种浪漫和甜蜜。她们就像魔术师一样，在一种不真实的前提下把生活翻来覆去，却从不厌倦地们站在舞台上，用青春编演各种节目，渴望掌声响起来，渴望白马王子，渴望青春永驻，至于剧院外面在干什么，她们会不耐烦地说：管那干什么！
置身这群缺乏敌意甚至缺乏敌意想像的女人中间，你母亲一定感到了无聊的孤寂和作为一个局外人的焦躁，所以她要求离开那里，去更有价值的处室，希望组织上给她提供条件和机会。我记得清楚，她当时还说了这样一句话：“与其把刀子插在无关痛痒的腋窝窝里，还不如不要这把刀子，因为这样的话这把刀子只能给自己增加风险，并不能对敌人构成威胁。
既是刀子，就应该把它插在敌人心脏上，心脏的心脏上！“
这个说法马上得到了老A的赞赏，他把你母亲的要求（去更有价值的处室）作为一个任务交给我。我嘴上答应下来，但心里头明白这不是件容易事，我很可能完成不了。
散会前，我们为自己炽热的信念所驱使，大家围成一圈，伸出12只虔诚的手叠在一起，齐声高喊：“国民党必败！共产党必胜！”
插到敌人的心脏机构中去
分析一下保密局当时的形势就不难想象，要完成老A或者说代表老A的那个老A交给我的任务：帮你母亲打入保密局的心腹中，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之所以答应下来，不是因为我有条件完成，而是无理由拒绝。我们甚至连死都无法拒绝，还有什么可以拒绝的？保密局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1946年10月，保密局迁至南京之初，由于国民党内部反蒋和军统局内部反戴势力的作用，戴笠的亲信毛人凤并没有当上局长，局长的宝座上坐的是郑介民，毛人凤只当了个副局长。但毛凭着蒋对他的信任和保密局内部浙江派雄厚的势力，并没有把郑放在眼里。郑觉察到毛的威胁，一度扩张自身势力，很快保密局形成了两大派别，即毛的浙江派，和郑的广东派。郑、毛两人貌合神离，明争暗斗，互相结帮，又互相拆台。这时候，他们用人治人都讲究亲信嫡系，一个两边不沾、没有自己主子的人想进保密局核心机关，无疑有很大难度。我旁敲侧击试探一下，几乎连希望的影子都看不到。
在又一次舞会上，我把我的看法和难度告诉你母亲，你母亲一言不语，心事重重的，好像陷入了某种不愉快的沉思之中，脸上有一种凝固的受苦难的表情。但她也许意识到自己这个样子在一群怒放的鲜花中有些失态，端起桌上的一杯甜酒，一饮而尽，接着咯咯大笑起来，就像一朵恶毒开放的虞美人，妖艳又性感，一下把她刚才的失态淹没在笑声中。我身体几乎马上有种被目光烫伤的不安感，因为我看见一道雪亮的目光向我刺来，那是你母亲老乡秦时光妒嫉的目光。当时他正跟我妻子在跳舞，但你母亲的笑声惊扰了他，没等曲终，就走出舞池，朝我们走来。
你母亲说：“也许我得好好使使这把刀（指秦时光），他爱上我了。”
我说：“他是毛人凤的一条狗，当心激怒他咬你。”
“不会的，”你母亲说，“他在做梦，一只狗正在做梦呢。”说着又咯咯笑起来。
秦时光过来问我们在笑什么，你母亲笑着说：“我们在说一只狗做梦的笑话，哦，老乡，你应该想办法帮我弄到这样一只狗，它从不咬人，也不叫，整天躺在屋檐下的走廊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做着一个个美梦，从不站起来一下。因为从来不站起来，一只燕子就在它温暖的胸脯上筑起了窝。”
秦故作地说：“这样一条狗，需要有人打断它三条腿，弄瞎一只眼睛，还要把它的舌头割了，牙齿拨了。”
我妻子说：“那太残忍了。”
你母亲说：“不，我就要这样一条狗。”
大约一个月后，一个星期天下午，我和你母亲有一次重要约会，是在郊外一座被当地人用各种各样传说编造起来的神山上，整座山好似一枚巨大的马蹄形印章，人们说这是玉皇大帝掉在人间的一枚天印，故名天印山。三百年前，一位道士曾想在山上营造自己不朽的法场，但石砌的庙宇刚刚落成，一夜间便倾塌为一堆废墟。那天我们看到一顶破旧的尖塔和一个房屋的地基，这便是不朽的法场消失的最后一个象征。我们在历史的石阶上坐下来，头上顶着下午三点钟的灼热的太阳，周围是一片六月的芜杂的茅草，空气间弥漫着泥土的气息和野草的花香。在我们目极之处，城市散漫地座落在山水的环抱之中，不伦不类，龌龌龊龊，犹如一桌子狼藉的杯盘。
我已记不得那天以前的一个月来曾经发生过什么，也许什么也没有发生。有些时间可能什么都不会发生，而有些时间又可能什么都会发生，那天下午就是这样一个时间，似乎什么都发生了，起码什么都可能要发生了。
你知道，由于郑、毛两人的矛盾关系，我简直想不出任何办法完成老A交给我的任务，将你母亲插到敌人的心脏机构中去。但那天下午，你母亲告诉我说，她得到了一个天大的秘密：因为蒋介石对郑介民的不信任，为驾空郑，又不想让其觉察，毛人凤和蒋介石私下开设了一部无线电台，随时在进行秘密联络。这是保密局内的秘密，秘密中的秘密，偌大的保密局内也许只有毛与秦时光两人知晓。你母亲正是从秦那里探听到这一秘密，我马上激动起来，兴奋地说：
“这是一块敲门砖，你可以借此攀上郑介民这颗大树。”
“是啊，”你母亲说，“我也这么想，但光知道不行，我们应该弄到电台的频率、呼号、联时以及使用的密码，关键是密码，非弄到不可，否则郑在无法证实我们忠心之前很难器重我。”
我说：“那些东西怎么能弄到呢？”
你母亲说：“偷！”
“偷？”我说，“那太冒险了。”
她说：“我想过了，不可能有其它办法，只有冒这个险。”
我说：“去哪里偷呢？”
她说：“就在你隔壁的办公室里，秦时光的保密室里。”
那天我才了解到，原来秦时光整天钻在保密室里并不像我想一样在睡大觉、写情书，人们讨厌他，指责他，说他在处里纯属多余，嚷着要把他赶走，赶到下面去。然而这是不对的，因为——现在我知道，其实他比我们任何人都重要，都辛苦，一个人操劳着一个电台，既当收发员，又当译电员，劳苦功高，任何人也奈何不了他。这个秦时光，人们都误解了他，也小看了他。
分手前，你母亲交给我14把簇新的铝制钥匙和一部美国“利特”相机，说：
“我已约他今晚去我家作客，希望你成功。”
那天晚上对我来说就变得格外珍贵而惊恐了。你知道，我们采取的每一个行动都可能是最后一个，而我这次行动风险之大使它“最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