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36大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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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王朝36大悬案- 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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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说,战功第一的徐达因为一向反对胡惟庸,所以无法牵连进“胡党”;他死时蓝玉案还没有爆发,当然与“蓝党”也无关,但是他也没能幸免。洪武十八年(1385),他患上了极为凶险的背疽,按中医的说法,背疽忌吃蒸鹅。朱元璋偏偏派人送一只蒸鹅给他吃。皇上所赐,不敢不吃。徐达明知皇上不希望他继续活下去了,只好当着来人的面,流着眼泪吃下蒸鹅,没有几天就一命呜呼了。

曾经向朱元璋建议“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朱升,预感到主公疑忌功臣,众醉而独醒,于洪武三年(1370)就告老还乡,还特地向皇帝请求赏赐了“免死券”。第二年,朱升寿终正寝,享年七十二岁。但他的儿子朱同却没有得到“免死券”的庇护,最后还是死在朱元璋的手下——赐自缢。令人欷?#91;不已。

这样,终洪武一朝,在明初开国功臣中,身为公侯而得以幸存者,仅长兴侯耿炳文、武定侯郭英二人而已。

朱元璋嗜杀之谜

枉杀功臣,历朝都有,但只有大明王朝的朱元璋创下了历史之最——杀得最多,杀得最冤,杀得最绝!

朱元璋为何如此嗜杀,如此狠毒?后世评说者做出了许多有力的推断。

有的人认为,明太祖马上得天下,猛将如云,谋士如雨,南征北战,都是能撑得起一方天地的角色。但他的太子皇孙都温顺柔弱,他担心一旦他百年归山,他的子孙无法控制局面。

据史载;太子朱标对朱元璋的滥杀无辜不以为然,曾多次劝谏。有一天,朱元璋把一根长满尖刺的荆棘条扔在地上,叫朱标捡起来,朱标左观右看,无处下手。朱元璋笑了,他说:“这根荆棘条不好拿吧?假如我替你将那些尖刺削光磨平,岂不是很好拿了吗?——现在我所杀的,都是将来有可能威胁到你的皇位的人,我把他们除了,是在为你造莫大的福啊!”

可见,他的滥杀功臣,是在为大明王朝消除隐患,以确保他子孙后代皇位的安全。

有的人认为,朱元璋出身草莽,早年浪迹江湖,深知贪官污吏强取豪夺之恶,草民深受欺凌投告无门之苦。他仇视权贵,仇视压迫,仇视阴谋,他想建立一个官吏奉公守法、百姓安居乐业的清明世界。

登基前夕,战乱未定,他就任命李善长为律令总裁官,会同杨宪、刘基等二十人负责制定法律。他自己也“每御西楼,召诸臣赐坐,从容讲论律义”,逐条审议,然后颁布执行。洪武六年(1373),他又派刑部尚书详定《大明律》,“每奏一篇,命揭两庑,亲加裁酌”,总计六百零六条,颁布执行。

他是一个以法治国的严厉的君主,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有一例,还是战争时期,粮食紧张,朱元璋曾严令禁酒。大将胡大海的儿子犯酒禁,当斩。都事王恺进言:胡大海正在前线拼杀,可饶。朱元璋大怒道:“宁可胡大海反了,不可坏我号令!”说罢,竟自己抽刀把他杀了。这与他冷冷地对胡惟庸说“杀人偿命”,有异曲同工之妙。

而那些功臣勋旧则不以为然。他们认为,天下是自己血拼出来的,他们和朱元璋共过生死患难,是同一条战壕的战友,那些法令条文是管束小民的,与他们毫不相干。他们骄恣横暴,为所欲为。史载:洪武三年,“时武臣恃功骄恣,得罪者渐众”;洪武四年,“时诸勋臣所赐公田庄佃,多倚势冒法,凌暴乡里”。洪武六年,朱元璋敕令工部专门铸造了申戒公侯的铁榜,规定公侯人家倚势凌人、夺侵田产财物,和私托门下、隐蔽差徭的,都处斩罪。

但他们在铁榜之后,仍不收敛。如蓝玉,蓄庄奴假子数千,鱼肉乡里,尝占东昌民田,御史依法提审,蓝玉竟一顿乱棍把他打走。又令家人贩购云南私盐,阻坏盐法。又如郭英,私养家奴百五十余人,又擅杀男女五人。周德兴(与朱元璋同村)营宅第逾制,赵仲中城破遁逃,等等。

朱元璋曾说:“奈何胡元以宽而失,朕收平中国,非猛不可。”——以猛、以严治国,是朱元璋的既定方针,这些人触犯法令,实是罪有应得,根本不存在嗜杀或滥杀的问题。

还有人认为,朱元璋一生受到了太多的精神冲击,地位的卑下、处境的恶劣、战斗的艰苦、牺牲的惨烈,在他的心里留下了太多的创伤。一旦黄袍加身,过大的落差使他有恍然若梦之感。他常常幻想这不是一种真实的存在,唯恐得而复失。自卑、恐惧、危机意识纠结在一起,在他的精神上形成了一种变态的被害妄想。他是一种偏执型的人格障碍者,时时犯疑心病,到处安插耳目,遍布特务网,到头来仍然是惴惴不安,心神不宁。在日益加剧的恐惧感的追迫下,经历了长期战争岁月的洪武皇帝,本能地倾向于一种较为彻底的解决办法——从肉体上消灭他想象中的潜在对手,这就是他一再地制造冤狱,有计划地进行大规模屠杀的根本原因。
一人犯罪,按一家一族进行屠杀。枭示、凌迟、剥皮、抽筋,以及刷洗、抽肠、黥刺、? 
、劓、阉割、挑膝盖等名目繁多的非刑折磨。从朱元璋致人于死命的方式方法的选择上看,他早已堕落成乐于用他人血污来填补自己精神空虚的虐杀狂。

弗洛伊德在《心理分析所遇到的性格类型》一文中指出,这一类的精神病患者是“被成功毁灭的人”。

焦躁,狂怒,精神失控,疑心病,恐惧,被害妄想,终日追踪着朱元璋,折磨着他,直到他生命的终结。

5.正德帝:荒乱之谜

明武宗正德帝是历史上颇有争议的一位皇帝。他天资聪颖,只要是和做皇帝无关的事儿,从斗鸡走狗、骑马射猎到吹拉弹唱,甚至于梵文、阿拉伯文,都一学就会。人们认为他荒淫暴戾,怪诞无耻,是少见的无道昏君。然而,近些年来,历史学界的一些学者,对这个结论提出了质疑。

“豹房”里的荒唐帝王

朱厚照是张皇后亲生,而且是嫡长子。弘治十八年(1505)五月,明孝宗病逝,年仅十五岁的朱厚照顺理成章登上皇位,改年号为正德。

朱厚照生来好动,自幼贪玩,尤其喜爱骑射。孝宗一心想把他培养成为太祖朱元璋那样文武兼备的圣君,所以对他的骑射游戏颇为纵容,这也养成了他日后尚武的习气。孝宗怕他玩物丧志,在病逝前一天,特意把大学士刘健、谢迁、李东阳召至乾清宫暖阁,委以托孤的重任:“东宫聪明,但年尚幼,好逸乐,先生辈常劝之读书,辅为贤主。”

即位之初,厚照就显示出了恶作剧的才能,在奉天殿他常常让猴坐犬背,燃起爆竹,一时间猴跳狗奔,皇宫的庄严荡然无存。原来在东宫侍奉他的那帮宦官,特别是太监刘瑾、谷大用、张永等八人,更是得到他的宠幸。小人得志,蛮横得不得了,众人叫他们“八虎”。

这帮人整天陪武宗吃喝玩乐,击球走马,放逐鹰犬。这些玩腻了,朱厚照突然想体会一下经商的乐趣,“八虎”便出主意,在宫中模仿市集开了六家酒馆、店铺、妓院。太监扮做老板、百姓,武宗则扮做富商。朱老板与宦官们相互贸易,讨价还价,争忿喧哗。买完东西就上饭馆,然后逛妓院,醉在哪里便住宿在哪里。像这样的宫廷闹市,夜以继日,一连就是几天。
 后来,他又觉得宫里太闷,规矩太多,有如牢笼,遂在皇宫西侧筹建豹房。工程需要投入,厚照于是对金银产生莫大的兴趣。刘瑾乘机进言说:你父亲当皇上的时候,天下官位都由司礼监举用,这活极肥。你要不信,把掌印太监抄了,准有三屋子金银。再把官全换了,让新官一人拿个一两万,直接贿赂朝廷,咱们就赚啦。如此建议,厚照居然“大欢乐之”,并立刻委托刘瑾去办。

豹房位于西华门外,与宫殿相连,有室两百多间,历时五载落成,耗费国库白银二十四万多两。

豹房建好后,厚照迫不及待地搬了进去,从此不再受宫廷内清规戒律的限制,整天与宦官、番僧、异域术士厮混在一起,玩得昏天黑地,只在傍晚的时候会见群臣。朝中大臣照例一再规劝,厚照也照例温言嘉谕,接着迅速置诸脑后。诸多老成之臣失去耐心,纷纷辞去,或因谏诤被升任外调,只剩三阁老李东阳等人与刘瑾周旋。

名曰“豹房”,应该是豢养生猛野兽、禽鸟虫鱼的处所,其中更应以豹为主。实际上,据《万历野获编》及明朱国桢著的《涌幢小品》等书记载,其中仅有文豹一只、土豹三只而已。蓄养得最多的是大群的各族女子,她们被训练成能歌善舞、充满邪气的妖艳私娼,供武宗狎玩。

正德四年(1509),厚照开始喜欢蒙古人,制作了大批毡帽皮裘,动员一宫的人穿上,互相扮演鞑子自娱。又与众蒙古人策马奔驰,往往终夜不还,投宿民家,行止与凡人不分。当时的朝鲜使臣回国报告说,皇帝所为之事,非如陈后主、隋炀帝,而如小儿之戏。

史载,武宗“每夜行,见高屋大房即驰入,或索饮,或搜其妇女,民间苦之”。其侍臣知悉主子怪癖,竟助纣为虐,搜掠良家妇女以充“幸御”,有时竟达“十车”之多。到后来,武宗就连平民寡妇亦不放过,弄得“民间汹汹,有女家,掠寡男配偶,一夕殆尽”。

正德五年(1510)出了一件大事,宁夏安化王朱寘以诛刘瑾为名反叛。虽然反叛一个月即被平定,但其檄文中陈述的刘瑾罪状引起了朱厚照的警惕。
原来,“八虎”表面上相交甚欢,实际上刘瑾为了独揽大权,常常排斥其他“七虎”。这一次,“八虎”之一的张永参加了平叛,搜集了许多刘瑾的罪证,悄悄地告了他一状,罪名有十七条之多。朱厚照看后倒吸一口冷气,想刘瑾执掌大权以来,执法理财,拣选干才,倒也做了一些于朝政有益的事;而树威结党,凌虐百官,显然并非善类。朱厚照秉性中也有刚断的一面,随即派人捉拿刘瑾,并且亲自主持了抄家。得私刻玉玺一枚,穿宫牌五百,以及盔甲、弓弩等违禁物品,金银财宝则不计其数,特别是发现他平时常用的折扇中,竟然藏有两把锋利的匕首。朱厚照这才大吃一惊,下令将刘瑾凌迟处死。

凌迟,俗称“千刀万剐”,在明朝属于法定刑,按规定要割千刀以上,三日而死。每下一刀吆喝一声,犯人昏厥则泼醒再割。如犯人捱不足三日,传说刽子手是要抵罪的。刘瑾挺过了第一天的三百五十七刀,回牢居然还喝了两大碗稀粥,真不知他哪来的胃口,这个六十岁的老阉奴实在具有极佳的心理素质。第二天,割到三千三百五十七刀,刘瑾再也没有挺过去。

“威武大将军”

随着时间的推移,朱厚照烦透了沉闷的皇宫和无聊的政事,微服行游京师也提不起兴致来。佞臣江彬于是鼓动武宗离开京城到西北游幸,这对于一向以雄武自居的武宗颇有吸引力,因为他一直梦想着能在广阔的草原上一展雄姿,开创不世之业。江彬还告诉他那里多美妇,这自然更增加了武宗的兴致。

正德十二年(1517),武宗一行浩浩荡荡来到宣府。

宣府即宣化,当时称为宣府镇。它雄踞京师西北,扼守在长城线上,距北京约四百里,是蒙古敌军南下的必经之途。武宗决定在这里营建镇国府。

为什么称“镇国府”呢?原来武宗自封“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凡往来公文一律以威武大将军钧帖行之,并为自己更名为朱寿,后来又加封自己为“镇国公”,令兵部存档,户部发饷。亘古以来,还没有哪个皇帝自降身份向朝廷称臣的,真是视国事朝政为儿戏。《明史?武宗本纪》说他“耽乐嬉游,昵近群小,至自署官号,冠履之分荡然矣”。
在江彬的鼓动下,武宗除了大肆修缮镇国府外,还下令将豹房内的珍宝、妇女运来,填充镇国府。他把宣府称做“家里”,有久居常驻之意。宣府是北方的重要军镇,是抗击蒙古入侵的第一道防线。武宗在内心里仰慕太祖朱元璋和成祖朱棣,盼望自己也能像他们一样立下赫赫军功。而且,在宣府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再也不用听大臣们喋喋不休的劝谏了。他下令大臣一律不许来宣府,只有豹房的亲随可以随时来去。

在豹房和镇国府两处,武宗为所欲为,乐不思蜀。

正德十二年十月,蒙古王子伯颜叩关来袭。朱厚照大为兴奋,火速回京布置亲征。其时距土木堡之变不到七十年,朝臣听到“亲征”一词无不神经过敏。于是又是一轮的规劝、教训,甚至威胁,但朱厚照决不愿意放过这次实战机会,终以“大将军朱寿”的名义统兵出战。作为惩罚,他不给任何一个文官随驾的荣幸。

据《明武宗实录》载,双方大战几天,朱厚照亲临前线同敌人战斗,据说还亲手斩敌一人,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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