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36大悬案- 第14部分

因此，这些记载到底有多大的真实性，是值得怀疑的。

“洋证人”目击记

1640年，意大利人耶稣会教士利类思入川至成都传教，并在达官显贵中挑选三十人付洗，称为天主教在四川的首批教徒。1642年，葡萄牙人安文思也从杭州入川，协助他传教。
张献忠在成都建立政权后，他的礼部尚书吴继善向张献忠推荐这两位教士，称其“才德兼优”，可备顾问。张献忠在同这两位洋人交谈时，听到了许多闻所未闻的洋知识，非常高兴，待以上宾之礼，封他们为“天学国师”，由国库按月发给银两。他们一直待在张献忠身边，亲眼目睹了张献忠的去世。后辗转至京，口述其经历曰《圣教入川记》，此书直到1917年才由上海教会译成中文，为张献忠“血迹斑斑”的“屠杀”提供了极具权威的佐证。

开始，这两位传教士对张献忠不乏赞辞，如“智识宏深，决断过人”，“天姿英敏，知足多谋，其才足以治国”等等。但到后来，张献忠嗜杀的本性则逐渐暴露出来。

书中记载说，张献忠性情暴虐，每日均杀人一二百，为时一年又五个月，累计杀人十万。又，张献忠不喜僧人，屠杀僧人两千多，成都城内僧人无一漏网。书中还说，“计其即位之初，在朝之官总计千人，离川时亦有七百，临死时仅得二十五人。皆因张献忠残暴，杀人众多，或令死于刀下，或令鞭死，或令将头皮揭去，或令凌迟碎剐，种种非刑，一言难尽”。

1645年冬，张献忠下令除大西政权官员家属以外，成都“城内居民一律杀绝”。两位洋教士亲临其境，目睹了这惨绝人寰的一幕。安文思司铎这样描述道：

1645年冬11月22日，献忠先暗遣一人捏词诳报，以惑众心。谓某路敌军大队将至，须当操练兵马，以作御敌。次日，大集人马，若将赴战场一般。献忠暗将毒谋通知各营军官，饬令剿洗全城，不留一人。诡言：“百姓等已暗通敌人，勾引大队入川，以图大举，故当剿灭此城居民。尔等各宜秘密准备，不得遗漏军情”云云。众官闻之各自回营，预备明天大屠之事。剿后即当渡河以迎敌军。

次日，大屠杀开始。这两个西方传教士，安司铎被安排在东门的城楼上观看，利司铎被安排在城南的城楼上观看。不久，张献忠便分别在城东和城南的空地上，开始对近二十万无辜的市民进行屠杀。安司铎这样回忆道：“见无辜百姓男女被杀，呼号之声，惨绝心目，血流成渠，心如刀割，欲救不能。”

　这时候，张献忠骑马由南门往东门，二位司铎皆伏地哀求，情词恳切，声泪俱下，请求张献忠不要再杀无辜了，但是，张献忠不予理睬。安司铎在回忆中说：

此时被拘百姓无数，集于南门沙坝桥边，一见献忠到来，众皆跪伏于地，齐声悲哭求赦，云：“大王万岁！大王是我等之王，我等是你百姓，我等未犯国法，何故杀无辜百姓？何故畏惧百姓？我等无军器，亦不是兵，亦不是敌，乃是守法良民，乞大王救命，赦我众无辜小民”云云。献贼之心，禽兽不如，闻如是之言，不独无哀怜之意，反而厉声痛骂百姓私通敌人。随即纵马入人群，任马乱跳乱踢，并高声狂吼：“该死该杀之反叛！”随令军士急速动刑。冤呼痛哉！无罪百姓齐遭惨杀，终则息静无声。真是尸积成山，血流成河，逐处皆尸，河为之塞，不能行船。

回忆录继续说：

锦绣蓉城顿成旷野，无人居住，一片荒凉景象，非笔舌所能形容……凡城镇村庄房屋皆纵火焚毁，而仓廪山林也遭毁灭。四乡无人迹，皆成旷野。东、西、南三方受害尤甚，唯北方独存，盖拟由此地出川也。

张献忠离川往陕时，又令全城四面纵火，公所私第，楼台亭阁，一派通红，有似火海。大明历代诸王所居之宫殿及民间房屋均遭焚毁，转瞬间川中首府已成焦土，人畜化为灰烬。

献忠出川，深虑各营中妇女众多，有碍行进，敕令次日将妇女引至大营外一律杀之。献忠除有正后四名外尚有嫔妃三百人，除留后妃二十人服役诸事外，余二百八十尽皆杀绝。至于各营妇女，齐集一处，号令一下，乱砍乱杀，叫冤哭喊之声，震动天地，妇女尸身堆积如山，血流成河。……计是日所杀妇女之数……有四十万人之多（？）。张献忠杀妇女后，狂喜欲舞，并向百官称贺，谓已脱妇女之扼，身无挂累，前行无阻，定得天下。

两位洋教士还目睹了张献忠之死，为张献忠的结局提供了一份宝贵的资料：

西历1647年1月3日，“有探兵入营告急，谓满兵马队五人已到营外对面高山矣。献忠闻警，不问详细，随即骑马出营。未穿盔甲，亦未携长枪，除短矛外别无他物，同小卒七八名，并太监一人，至一小岗上，正探看之际，突然一箭飞来，正中献忠肩下，由左旁射入，直透其心，顿时倒地，鲜血长流。献忠在血上乱滚，痛极而亡”。

　有记载说：“清朝官员到成都来接管，城内竟然找不到作廨署的屋舍，四川省府不得不改设在保宁府（今阆中县），到顺治十六年（1659），即献贼灭亡的十四年后，才将四川省府迁回成都。”

张献忠“屠川”质疑

对于张献忠“屠川”之说，有一些历史学家持怀疑态度。他们认为，这些史料多半出自清朝的官方正史和御用文人，有严重的污蔑、栽赃的倾向。

其一，从张献忠的主观意图来看，张献忠入川的本意是要夺取四川作为根据地，既可出汉中定西北，又可下长江定江南，重演隆中对的策划，退则可割据一方，天下有事则坐山观虎斗，天下无事则举蜀而降，也可以封王封侯。1644年张献忠好不容易攻进成都，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建国之后就拼命招徕四川人才，并发布“三年不征钱粮”的政治号召。很难想象他一边建国，一边又大肆屠杀民众而自毁长城。

其二，1644年，张献忠进军成都时，明朝守土官员曾问张献忠入川的意图何在。使者回答说：“暂取巴蜀为根，然后兴师平定天下。归诚则草木不动，抗拒即老幼不留。”如果不是明朝官僚拒绝投降，张献忠绝无攻杀和屠城之理。

他在攻打泸州的檄文中说：“凡我军士，如有借故滋扰，株连良民，及其他淫掠不法情事者……务须从严查办，赔偿损失。”

保存至今的大顺二年（1645）《大西驳骑营都督府刘（进忠）禁约碑》郑重声明：“本府秉公奉法，号令森严，务期兵民守分相安，断不虚假……不许擅自招兵，扰害地方；不许往来差舍擅动铺递马匹兵夫；不许地方武职擅受民词；不许假借天兵名色扰害地方；不许无赖棍徒具词诈告，妄害良民；不许文武官员擅娶本土妇女为妻妾。”违者按碑律斩杀。这是张献忠起义军注意纪律的铁证。

其三，有一个著名的例子，名曰“七杀碑”。相传，张献忠不仅杀人如麻，还在他杀人的地方立了个碑，碑上写有：

天生万物养人，
　人无一善报天。

杀、杀、杀、杀、杀、杀、杀！

读了这段碑文，人们对张献忠虐杀之狂，肯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1934年一位英国传教士在四川广汉的一个公共墓地里，找到了一块张献忠立下的“圣谕碑”。碑文却是：

天生万物与人，

人无一物与天；

鬼神明明，自思自量。

说的是慈悲的上天赐万物于人类，而人却没有一物可用来报答上天，所以人需要反省，是劝人畏天行善的，根本就没有一点杀气。而某些御用文人，把前两句留下，后面加上七个“杀”字，来凸显张献忠的残暴，其污蔑、泼粪之意，不言自明。

其四，在梓潼七曲山大庙内，有一座张献忠家庙。张献忠死后，当地人为寄托怀念之情，于七曲山风洞楼上，为他塑像，绿袍金脸，甚为威武，香火不绝三百余年。乾隆初年，此庙曾经遭地方官砸毁，其后，又有人重塑，但又被官方捣毁，几经反复。张献忠如果屠蜀，当地百姓为何对他如此崇拜？

其五，清朝的“文字狱”，自康熙五十年（1711）戴名世的《南山集》案起，历时一百多年，士大夫和老百姓慑于法令的残酷，都不敢私自藏匿张献忠的真实史料，因而那些能证实张献忠生平的翔实材料均被统治者收缴殆尽。《明史？张献忠传》，是根据《绥寇纪略》、《蜀碧》等野史炮制而成。《绥寇纪略》的作者吴伟业，是投诚张献忠后又因罪被张所杀的吴继善的本家；《蜀碧》的作者彭遵泗，是乾隆二年（1737）进士，官居御林院编修。他们的书究竟有多大可信度，是很值得怀疑的。

其六，1646年，即清人入关后第三年，张献忠在西充县凤凰山多宝寺前中箭身亡后，满人即宣布四川平定。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直到张献忠死后十三年的1659年，清军才攻陷重庆。也就是说，在这十三年中，张献忠余部以及四川人民和清军展开了殊死战斗。对四川人民的这种顽强不屈的抵抗，清军必然采用了残酷的屠杀来征服。“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就是再确凿不过的证据。据《四川通史》，1647年清将张德胜攻入成都被杀后，相继进攻四川的清军有高民瞻、吴三桂、李化龙等部。直到1660年，巡抚佟凤彩始在成都建立官署；直到1663年，清军才真正拿下重庆；直到1665年，川境战事结束，全蜀才完全归于清廷统治。如果张献忠在1646年11月前，就已将四川人几乎杀光，何需清军花费十多年时间去平定？千里已无人烟的四川，又何能抵抗清军十多年？
　造成清初四川人口锐减的推手，清初张烺的《烬余录》说了一大半实话。他在“顺治五年”一项下记载：“蜀民至是殆尽矣。今统以十分而计之，其死于献贼之屠戮者三，死于姚黄之掳掠者二，因乱而自相残杀者又二，饥而死者又二，其一则死于病矣。”“献贼”即张献忠，“姚黄”是另一支农民武装势力——姚天动、黄龙的部队，“因乱而自相残杀者”，则是指四川地方土豪之间的攻伐。当然，由于这本书是献给康熙皇帝看的，作者不敢指认清军残害川民的状况。

《圣教入川记》却率直地写道：“张献忠灭后，旗（清）兵在川，一时未能设官治理。彼时川人不甘服旗人权下者，逃往他处，聚集人马，抵抗旗兵。如此约有十年。迨至1660年（顺治十七年），川省稍定，始行设官。所有官长，皆无一定地点居住，亦无衙署，东来西往，如委员然。此时四川已有复生之景象，不幸又值云南吴三桂之乱，连年刀兵不息。自1667年（康熙六年），至1681年（康熙二十年），一连十五载，川民各处被搂，不遭兵人之劫，即遇寇盗之害。哀哉川民，无处不被劫掠，殊云惨矣！幸至1681年，匪党盗寇，悉为殄灭。然四川际此兵燹之后，地广人稀，除少数人避迹山寨者，余皆无人迹。所有地土，无人耕种，不啻荒郊旷野，一望无际。”

由上述可见，造成清初四川人口锐减之“人祸”，实是张献忠、姚黄农民武装、残明军队、清军、地方土豪、吴三桂叛军等战乱共同肆虐之结果。此外，还有大旱、大饥、大疫、虎害……
六、文化六大悬案

4．《水浒传》：作者之谜

《水浒传》是我国古代最优秀的长篇小说之一，又名《忠义水浒传》。它的作者是谁？这个问题一直存在着争议。在明、清两代的文人笔记和刻本、书目中，主要说法有三：一是施耐庵撰；二是罗贯中撰；三是施耐庵、罗贯中合撰。但一直都没有定论。

施耐庵说

“作者施耐庵”是流传较广的说法。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文革”前，《水浒传》最权威的版本是人民文学出版社整理本，它所题署的作者就是施耐庵。同时，在中学语文课本及许多文学史中，也把施耐庵署名为唯一的作者。

历史上确有宋江其人。北宋徽宗宣和年间以宋江等三十六人为首的农民起义，是水浒故事的历史起点。宋江起义，史书有载。《宋史？徽宗本纪》宣和三年（1121）二月，“淮南盗宋江等犯淮阳军，遣将讨捕；又犯东京、河北，入楚海州界，命知州张叔夜招降之”。《宋史？张叔夜传》载：“宋江起河朔，转略十郡，官兵莫敢撄其锋。声言将至，叔夜使间者觇所向：贼径趋海濒，劫巨舟十余，载掳获。于是募死士，得千人，设伏近城，而出轻兵距海诱之战；先匿壮卒海旁，伺兵合，举火焚其舟。贼闻之，皆无斗志。伏兵乘之，擒其副贼，江乃降。”

宋末元初的《大宋宣和遗事》，是第一部说宋江、方腊故事的讲史话本，从杨志卖刀、智取生辰纲、宋江杀阎婆惜等故事，讲到张叔夜招安、征方腊、宋江封节度使的结局，表明“水浒”故事已经从各自独立的短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