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毛泽东却回信反对敷衍调和、模棱两可的“陈毅主义”，并表示：红四军党内是非不解决，不能随便回来；再者身体不好，就不参加“八大”了。
在前委坚持下，毛泽东抱病坐担架赶来参加“八大”。不过当他到达时，会议已结束了。此后，朱德为毛泽东找到了上杭最好的住所──上杭临江楼，让他安心养病。经过贺子珍的仔细照料和当地名医吴修山的精心治疗，毛泽东的病情明显好转。
1929年，对于毛泽东和朱德、周恩来之间的关系而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份。这一年，毛泽东36岁，朱德43岁，周恩来31岁。他们正处于人生智慧的高度喷发期，在艰难的革命探索与重大的抉择中，他们的关系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考验与磨合。对于“朱毛之争”的尖锐化，周恩来不能说没有一点责任，但另一方面，周恩来出色的调解能力在这场攸关中国革命前途的过程中也起到了化解作用。这对于三人此后几十年的关系都有重大的影响。
周恩来于6月收到毛泽东对“二月来信”的复信后，不仅没有像大多数人一样认为毛泽东是在与中央对着干，相反他认为毛泽东的批评不无道理。作为当时中共党内最高军事首脑，周恩来所表现出来的这种民主作风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在6月12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站在中央的角度作了自我批评，他表示，“二月来信”中分散红军等说法“是有些毛病的”，共产国际代表布哈林在中央“六大”分散红军的主张，是不知道中国的条件，中央应坚决改变分散红军的原则。
8月下旬陈毅辗转到达上海，向中央政治局做了忠实的汇报。最后，周恩来委托陈毅代中央执笔起草一封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著名的“九月来信”。信中对朱德、毛泽东二人都作了恰当的批评，同时决定朱、毛两同志仍留前委工作。
在和陈毅面谈中，周恩来又谆谆嘱咐陈毅，回去后，把毛泽东请回来，继续主持前委工作；召开一次会议，澄清思想，分清是非，统一认识，最好能做出一个文字决议，使大家有章可循，按规定办事。
陈毅对周恩来心悦诚服。多年后，陈毅还对这件往事记忆犹新，他曾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到上海两个月，等于上了两个月的训练班。当他怀揣“九月来信”和周恩来代表党中央的口头指示回到红四军后，看到毛泽东给红四军“八大”写的“打倒陈毅主义”的信时没有半点委屈，而且还诚恳地承认和检讨自己的错误。朱德也十分诚恳地表示：“过去的那些我收回，我们请他（毛泽东）回来。”并和陈毅联名给毛泽东写信，正式表达了他的诚意。
毛泽东这一次对周恩来也非常佩服。在接到陈毅的信和中央指示后，顿时尽释前嫌。尚未痊愈的毛泽东于11月26日心情舒畅地来到前委所在地汀州。毛泽东、朱德、陈毅三位革命巨人重新握手言欢了。11月28日，毛泽东欣然给中央写报告说：“我病已好，遵照中央指示，在前委工作。”毛泽东、朱德、陈毅三人完全遵照中央和周恩来“召开一次会议”、“有一个文字决议”的意见，于12月28日和29日在上杭古田举行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会上，毛泽东做了政治报告，朱德做了军事报告，陈毅传达了中共中央的指示。并形成了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案》。经过大会选举，毛泽东重新当选为前委书记。
在解决“朱毛之争”的过程中，周恩来充分显示了调解矛盾的能力。他在处理“朱毛分歧”时，不是改组，也不是改换领导人，而是一再强调要加强前委的领导，维护毛泽东、朱德的领导威信；尽管周恩来作为朱德的入党介绍人，在当时与朱德的个人关系无疑更亲近一些，但对毛泽东与朱德之间的纠纷，他不偏袒任何一方。
重修旧好的朱毛红军再次焕发了新的战斗活力，重新开始了“风卷红旗过大关”的辉煌征程，连续击退国民党的第二次“会剿”和第一、二、三次“围剿”。第三次反“围剿”战争胜利后，毛泽东到瑞金叶坪同中共苏区中央局会合，并在1930年10月担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在毛泽东、朱德指挥下，红一方面军主力在赣西南、闽西继续扩大战果，长期被分割的赣南和闽西两块革命根据地连成了一片，形成了以瑞金为中心的巩固的中央革命根据地。总面积五万多平方公里，人口达二百五十多万，为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解读“相忍为党”（1）
在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合作与交往之中，毛泽东与周恩来之间的关系堪称国际共运史上的楷模。但在早期对中国革命艰苦的探索过程中，他们之间出现一些不同的认识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1931年1月7日，是中共党史上极为特殊的一天。
这一天，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武定路修德坊6号秘密召开。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主持下，他的学生王明一步登天，不仅成为中央委员，还成为了中央政治局委员，进入中共中央领导核心，会后不久，又补为政治局常委，从而取得了中共中央的领导权。王明上台后，把党内早已存在的教条主义推到了极致，并由此开始了对全党长达4年之久的“左”倾统治。
9月15日，中共中央成立临时政治局，年仅24岁连中央委员也不是的博古被王明钦定为总负责人，成为王明在国内的代言人。年轻气盛的博古，细高的个子，戴一副黑边近视眼镜，无论写文章还是做报告，言必称马列，颇有一副傲视群雄的“理论家”派头。他成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和教条主义政策的坚定执行者。他一上台，就提出一条“夺取中心城市，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左”倾冒险“进攻路线”，强令苏区党和红军执行。
此时，毛泽东和朱德正在率领红军全力进行第三次反“围剿”。临时中央给苏区中央局和红军总前委写信，要求苏区必须迅速扩大根据地，必须向外发展，必须占领一、两个大的城市。
在如何贯彻中央的指示方面，毛泽东和中央派来的代表团发生了严重的分歧。中央代表团认为，苏区应根据中央指示，迅速扩大根据地，乘胜夺取中心城市，如赣州、抚州、吉安，然后扩大战果，实现革命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毛泽东则坚持把打中心城市“放在脑后”，或者说“比脑后还要后，叫做放在屁股后”。毛泽东态度极其坚决，毫无妥协之意。后来毛泽东谈到过这段历史，他说：那些老爷们恨不得第二天早上就把国民党打光，哪有那么容易的事情。
因为双方意见不一致，1931年11月初，苏区中央局召开了赣南会议。
赣南会议为毛泽东扣了“三顶帽子”：一是“狭隘经验论”；二是“富农路线”；三是“一贯右倾机会主义”。在新成立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中，朱德任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任副主席，毛泽东仅仅是个委员，同时取消了他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此后，毛泽东改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对于在军事方面有过人之处的毛泽东，不让他指挥部队打仗，却让他在后方做政府工作。
1931年12月底，周恩来从上海来到瑞金，正式履行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职务，成为中共中央苏区的最高首长。周恩来一到瑞金，就去看望了毛泽东，并和他促膝长谈。毛泽东深知敌我双方的力量悬殊，告知进攻中心城市势必失败。周恩来觉得毛泽东言之有理，便复电临时中央。临时中央仍坚持至少在抚州、吉安、赣州三城之中择一而攻。
毛泽东不赞成打赣州，并根据以往攻打赣州的经验指出：赣州是敌军必守的坚城，三面环水，红军技术装备差，很可能久攻不克，于我不利；即使要打，也只能采取围城打援的战术。朱德也不赞成打赣州。但是，多数与会者包括周恩来在内执行临时中央指示，主张攻打赣州。尤其是从前线回来的主要指挥员彭德怀提出：“保证二十天打下赣州”。于是，中央军委发布攻取赣州的军事训令，并任命彭德怀为攻赣前敌总指挥。
无奈的毛泽东向中央请了病假，到瑞金郊外东华山休养去了。临行前，周恩来语重心长地对毛泽东说，“照顾全局，相忍为党”。
这次打赣州，红军虽打得很英勇，但仍然久攻不下，反而被敌人援军团团围住造成严重危机。周恩来遂命项英赴东华山请毛泽东下山，火速赴前线决策。毛泽东顾全大局，停止休养，带病冒雨下山，日夜兼程，赴前线决策解围。同时致电前线，建议大胆起用作为预备队的红五军团。当毛泽东赶到赣县江口前线指挥部时，朱德告诉他：按照你在瑞金复电的意见，把预备队红五军团拉上来，杀向敌军，红三军团被围困的师已经解围脱险。
在周恩来主持召开的中共苏区中央局江口会议上，针对仍有人主张继续强攻赣州，毛泽东发话了：“对于赣州，进则攻坚不利，久攻不克已成事实；胜则不易固守，敌军卷土重来，我军无回旋之地。赣州是座只有骨头没有肉的孤城，不必再去‘啃’啦。这包袱让蒋介石背去吧！”这时再没人主张打赣州了。
1932年6月中旬，周恩来召开中共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会议，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建制。7月25日，周恩来与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联名致电中共苏区中央局，建议取消政府主席一职，改设总政委，由毛泽东担任。但是中共苏区中央局在后方的中央局成员不同意这一建议，坚持任命周恩来为总政委。周恩来又以个人名义致函中共苏区中央局，说明毛泽东“以政府主席名义在前方，实在不便之至”，“泽东的经验与长处还须尽量使他发展”。周恩来强调：“有泽东负责，可能指挥适宜”。经过周恩来的再三坚持，8月份，终于恢复了毛泽东在赣南会议之前的军内要职——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这时，苏区“军事最高会议”在前方建立，由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4人组成，周恩来为主席。
解读“相忍为党”（2）
周恩来是中共党内较早认识毛泽东军事才略的人之一，当他以中共苏区中央局代表身份随军活动后，更加深了对毛泽东军事才干的认识。
毛泽东的复职，引起了前方和后方领导人之间的尖锐矛盾。后方首脑认为，毛泽东复职，等于“右倾机会主义”上台，叫你打南昌城你不打，叫你攻城打援你又不打，不是“右倾”是什么？
矛盾终于爆发。
一次以批判毛泽东“右倾机会主义”为主题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终于在宁都召开。
后方中央局成员翻出了毛泽东一贯右倾的老账，提出把毛泽东召回后方，专做中央政府工作，前方由周恩来负作战指挥的总责。
在会上，周恩来被夹在当中，左右为难。不得已，周恩来只好提出在下列两种办法中选择其一：一是由他在前方负全责，毛泽东仍留下来作助理；二是由毛泽东负责作战指挥，而由他负责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后方的中央局成员当然不能接受第二种办法。在能否执行临时中央行动方针的问题上，他们更信任周恩来而不是毛泽东。毛泽东可不是逆来顺受之辈，既然不能取得后方中央局的全权信任，毛泽东就索性甩手不干，回后方去“养病”，也决不委曲求全。临行前，周恩来依然留下了那句话，“照顾大局，相忍为党”，毛泽东则对周恩来说，“前方何时来电召便何时来”。
宁都会议后的一段时间内，红一方面军发布命令时，周恩来总是先署上“总政委毛泽东”，自己以“代总政委周恩来”的签署放在毛泽东名字后面。在10月份制定的“绝密”的《红一方面军建宁、黎川、泰宁战役计划》书上，他亲笔注明：“如有便，请送给毛主席一阅。”他还亲自告诉机要秘书：以后军事计划、命令等，都要送给毛主席看，这一切充分表明了周恩来对毛泽东的信任与推崇。
五、砥柱
共拥毛泽东（1）
遵义会议前后，在中共中央和红军内部发生了一场决定红军和中国命运的斗争，结果就是毛泽东重新回到领导岗位。在这一过程中，周恩来对确立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内的领袖地位可以说居功至伟。有人说，“如若周恩来当时有意站出来与毛一争的话，中国的现代史很有可能就要重新改写了”，这确非夸张之言。
1933年1月，受王明遥控，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由于在上海的处境日益困难，不得不迁入中央苏区。此时，周恩来和朱德正在前方全力指挥红军第四次反“围剿”，而毛泽东则在闽西长汀福音医院养病。
博古等人一到根据地，便成立了以博古为书记的新的中共中央局，取代了周恩来原有的地位，成为中央根据地的最高领导人。一到苏区，博古便放了两把火——批“罗明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