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中”，则不利于日本的利益，所以“必须把北伐阻止在华北”。
这是河本大作就形势作的“绝妙”打算，他的主张获得了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的认可和支持。在随后召开的内阁“东方会议”上，获得了通过，并按这种思路，制定了“根本解决满蒙问题”的基本方针。
1927年6月底至7月初，首相田中义一在东京主持召开了专门讨论侵略中国问题的臭名昭著的“东方会议”。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关东厅长官儿玉秀雄、日本驻沈阳总领事吉田茂以及陆军省、海军省、外务省的一些要员参加了会议。河本大作以武藤信义的随员的身份列席了“东方会议”。在会上，武藤信义根据河本大作拟订的《武力解决满蒙问题的计划》发言说：“满蒙问题除了武力解决外，普通的外交手段是无效的。关东军所属幕僚是与此意见完全一致的。”
在武藤信义和河本大作等人一再坚持之下，“东方会议”最后形成了“根本解决满蒙问题”决议。该决议的内容主要包括：奉军在北伐军的进攻下，必定败退关外，要坚决阻止北伐军进入东北，因为这对日本占领“满洲”十分不利；统治东三省的实力者张作霖，近几年自恃兵力雄厚，对日本提出的要求不予答复，因此必须乘其败回关外之机，使用关东军武力解除奉军的武装，使张作霖成为“善良的统治者”；与张作霖订立关于“外交细目的协定，取得日本人在中国东北的“居住权”和“土地商租权”，以达到独占东三省的目的。“东方会议”认可和制定了武装侵占的方针。河本大作返回旅顺后，根据这一方针，马上拟订了详细的关东军解除奉军武装的作战计划，确定以山海关至锦州西北的险要地带，作为关东军的行动地点。
早在此前，河本大作就已经开始做好军队动员、情报搜集等方面的准备工作了。他要求加强军事训练，提高士气和作战能力，为战争做好准备。同时，他还要求关东军设在东北各地的谍报机关，加紧搜集有关奉军的兵力部署、军事地形、物产资源等的情报。河本大作还抓住一切机会，对关东军各部队的军官、士兵、日本商民代表和“满铁”代表进行战争动员，向他们灌输、宣传“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保护日本在满蒙的权益”、“尽快解决满蒙土地商租、自由居住权”等侵略言论，宣称“东北人一见到日本人就非常蔑视”，“有意识、有计划、明目张胆地”压迫日本人，从而竭力煽动他们支持关东军武力侵占中国东北。不仅如此，河本大作还组织了一个“日本在满洲青年议会”，纠集一批法西斯分子到日本各地宣传他的侵略主张，以获得日本国内和大本营的支持。
1928年4月初，蒋介石开始二期北伐，主要目的是讨伐奉系军阀张作霖。此时奉军的势力已经开始向江浙一带扩张，但江浙一带南方军队的势力更根深蒂固一些。因而在北伐中，张作霖不得不向北方退却，加之，奉军李景林部倒戈，万福麟部哗变，张与北伐军的作战连连失利，军心浮动。
制造“皇姑屯事件”的河本大作（2）
5月9日，张作霖面对北伐军的凌厉攻势，不得不宣布停战，命令奉军撤回东北，奉军就像雪崩一样涌向山海关。形势正按“东方会议”所预料的，也是按河本大作所预料的在发展。关东军跃跃欲试，认为彻底解决“满蒙”问题的时机已经到了。
5月19日，关东军新任司令官村冈长太郎发出致北伐军首领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以及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的通告，声称：“对于满洲一带帝国侨民当取充分之保护，（本军）特设警备区域数处，凡支那军欲通过者，悉予解除武装。”
同时，关东军增编了一个混成旅团，集中于奉天待命。然而，日军在境外作战按规定必须获得天皇的批准，但天皇敕命迟迟未到。当时日本国内考虑到英美列国的舆论压力，因而对实行原来的既定方针尚存犹豫。
河本大作心急如焚，极力主张不等天皇敕命就马上开始行动。他对关东军司令官村冈长太郎说：“田中（义一）已经动摇，敕命不会发了。我们不等命令了，干脆干好了。”但河本大作的意见未被村冈长太郎采纳。
时至5月20日前后，已有五六万奉军撤退到奉天附近，集结在山海关的将近25万奉军也正在陆续后撤。此时，如果继续执行原定的武力解除奉军武装的计划，兵力不足的关东军必将陷入腹背受敌的境地，只得被迫放弃原计划。
河本大作当然不会就此甘心。他认为：“满蒙问题的解决已到了不采取非常手段不能打开僵局的地步了”，关东军要用尽量小的代价迫使庞大的东北军屈服，“只有铲除其首领，或有成功的希望”，因为“一个张作霖垮台，其他奉系诸将也必将树倒猢狲散”。于是，河本大作开始策划暗杀张作霖的阴谋行动，企图制造东北混乱局势，进而趁机侵占东北。为了保证计划的严密，并以个人的责任而不让军方承担责任，河本大作准备自己亲自动手。他先派人作为密使前往华北，侦察张作霖的行动和逃往关外的具体时间，然后根据情报制定“周到”的爆破计划。
河本大作先派人沿路监视张作霖返逃奉天的路线，因为张作霖经常使用冒名顶替或乔装打扮的方式隐藏，河本大作如果想成功就只有一次机会。
经过侦探，河本大作选定了满铁线与京奉线铁路交叉点——皇姑屯，作为暗杀张作霖的爆破点。
选好爆破地点后，河本大作召集守备满铁皇姑屯段的关东军独立守备第四中队长东宫铁男中尉和副队长神田泰三中尉，密谋具体炸车办法。为了尽量消灭是日军所为的证据，他们放弃了袭击列车的方法，而选择了用炸药炸列车的方法，为了保险还制定了两个补救办法：一是使列车脱轨，二是用机枪扫射，乘乱由神田中尉组织“拔刀队”（敢死队）闯入列车，直接刺杀张作霖。河本大作认为这样的准备已经万全而周到了，于是将暗杀张作霖的任务交给东宫铁男，并亲手给了他一千元作为行动费。
6月2日正午，张作霖乘坐由7节车厢组成的专列驶离北京，准备返回奉天。6月4日拂晓，张作霖的专列通过了新民府车站。接到报告后，河本大作当即命令东宫铁男开始行动。随后，河本大作与关东军几个知道内幕的参谋人员，一起登上奉天铁路广场旁的东拓大楼望台，观察爆炸情况。
6月4日凌晨5时30分，随着一声“轰隆”巨响，空中升起高达200米高的黑烟，张作霖专列在皇姑屯车站附近被炸起火，颠覆在铁路旁，张作霖这个一代枭雄就这样被送上了西天。
％％％迫于国际国内的舆论压力，河本大作做了“替罪羊”，被停职反省。但他对军部做出的“贡献”却是为大本营高层所认可，于是，陆相亲自出马，安排给他另一个不在军队却为军队服务的特殊职务
皇姑屯事件震惊了全世界，即使在日本国内，出于政争之需要，要求调查该事件真相的呼声也很高。但由于关东军司令官村冈长太郎和军部好战分子的庇护，这一事件被悄悄压了下来。直到1927年7月，由于民政党议员在日本国会上对皇姑屯事件穷追不舍，河本大作才被贬到第九师团司令部，并于同年8月受到停职处分。
在被停职期间，河本大作深表“反省之意”，而其反省的结果却是“明确了日本将来面临的问题，无疑不外是解决满蒙问题这个不可动摇的事实”，而更“加深了必须彻底解决满洲问题的坚定决心”。可见，河本根本没有反省侵略的罪行，反而更加坚定地主张侵略中国东三省了。
1930年8月，河本大作的停职处分期满，在第十六师团司令部恢复现役，但第二天就被编入了预备役，返回东京。陆相阿部信行召见河本大作，告诉河本，天皇暂不同意其复职。他可以帮河本介绍职业并询问河本愿意从事何种职业。河作大作表示：“解除军籍也好，但是自己存在着这样一个信念，认为日本的生存，必须与大陆联结在一起。日本要离开大陆，就是要回到明治维新以前的状态。所以今后愿意从事与大陆有关的事业。”于是，在陆相阿部信行的介绍和推荐下，1930年11月，河本大作充任“东京中日实业公司”顾问。“东京中日实业公司”主要业务是从事与陆军有关的贸易。可见，河本大作虽然退出了现役，但仍与军部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更加坚定地继续参与侵略中国的种种阴谋活动。关东军蓄意挑起的侵略我东三省的九一八事变，就有河本大作的积极参与。1931年8月，九一八前夕，河本大作受托，专程赶赴奉天，向日本驻奉天特务机关的花谷正少佐送交5万日元，作为关东军策划炸毁柳条湖铁路的活动经费。
制造“皇姑屯事件”的河本大作（3）
随后，河本大作协助关东军高级参谋，一手策划九一八事变的石原莞尔和板垣征四郎，争取到“满铁”在关东军开始行动后予以协助的承诺以及驻朝鲜日军必要时给予支援的承诺，使关东军有恃无恐地开始准备侵略活动。
河本大作除了参与策划侵略中国的军事阴谋以外，还不遗余力地大肆在中国展开经济侵略的活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1931年12月中旬，河本大作奉关东军统帅部之命，策划了镇压西安炭矿、接收该矿的活动。西安炭矿是张学良以前经营的，当地人民反日气氛强烈，河本大作到西安县后，以残酷镇压、威胁利诱和分化瓦解等手段，收买了西安县警察局长戴东潇等汉奸，镇压了西安县人民的抗日斗争后，控制了西安炭矿。随后，河本大作当上了西安炭矿总办，开始了对西安炭矿的残酷剥削。
1932年11月至1936年10月，河本大作作为“满铁”理事，“接受关东军的旨意，服务于统治东北的经济建设计划业务”，通过各种手段谋划强占了包括抚顺煤矿在内的东北六大矿山。在兼任“满铁”经济调查会长期间，他利用下属的总务、政治、产业、金融、经济5个部门及庞大的特务情报网，刺探东北地区的资源情报，为关东军的侵略提供支持，实现他为“大日本帝国之强大”服务的目的。
从1934年10月开始，河本大作担任“满洲炭矿株式会社”理事长，加紧掠夺中国东北地区丰富的煤矿资源，凭借武力压迫从中国民族资本家手中以低价收买或霸占的方式，垄断了10余座矿山，几乎占有和控制了东北地区煤矿200亿吨的储量。
除了强占矿山以外，河本大作为了掠夺矿产资源，尤其是煤炭资源，实行了野蛮残暴的“要煤不要人，用人换煤”的“人肉”开采办法。只要多产煤，根本不顾中国矿工的死活，致使煤矿冒顶、瓦斯爆炸等事故不断发生。仅1939年，抚顺煤矿就伤亡矿工10190名，平均7名矿工中就有1人死亡。
日本侵略者强征大批中国人去做苦工山西是中国煤矿资源最为丰富的省份之一。为了更加有效高速地掠夺山西包括煤炭在内的丰富资源，解决国内因为扩大战争而导致的物资的严重紧缺，日本政府特意任命在东北工作颇有“成效”的河本大作为“山西产业株式会社”社长。河本大作上任后，按照他在东北剥削的老一套，首先为“山西产业株式会社”确立了经营宗旨：“本会社不是营利企业，而是经济军团司令部，要增加生产，以贡献于东亚战争。”
按照这种经营宗盾，河本大作不断扩大“山西产业株式会社”的规模，以适应经济掠夺的需要。“山西产业株式会社”除了直接供应驻山西的日军军需外，还将大量的钢铁、煤炭、棉布、皮革源源不断地运回日本国内。河本大作任职期间，该会社的工厂数量从36个增加到42个，资金也由3000万日元猛增到8000万日元。
如此大规模的开采和掠夺资源，导致劳动力资源严重不足。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河本大作一方面勾结日本山西派遣军司令部和山西省政府的日本顾问，强制征用山西省19…21岁的青壮劳力。这些人都被押往“山西产业株式会社”的工厂和矿山，在皮鞭和刺刀的威逼下，在极其危险和艰苦的环境下，没日没夜地劳作。
就是这样也满足不了侵略者的贪欲，河本大作还以招收民工为名，欺骗河北、河南等地的贫苦农民到山西的煤矿和铁矿做工。这些贫苦农民被强迫进行长时间的禁闭劳动，在十分恶劣的劳动条件与生产安全毫无保障的情况下，大批的中国矿工被迫害致死。仅大同煤矿被日本侵略者迫害致死的中国矿工就有6万多人。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河本大作却不甘于如此失败，他转而投向积极支持国民党的内战。如此作恶多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