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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权力集中于一，思想表达集中于一。万千不同思想、主张的人，被迫往一条路上赶，像一条绳上的蚂蚱。秦皇汉武之后，群体终于成功吞噬掉个体。中国文化在否定个体、个人权利的路上高歌猛进，发展到最后，只有群体，不见个体了。
群体意识、团体精神被不断强化，发展到最强盛的时代，则不但个人的财产要归群体，思想归群体，连个人的心、包括隐私，也要归于群体。
国家的群体意识，具体通过怎样的方式，来让每个人都失去个体？
消灭个性。
意识形态上通过所谓儒家圣贤学说，民间引导则通过社会舆论。圣贤的风，吹着民间的草，都朝一边倒。“枪打出头鸟”，“出头的椽子先烂”，“行高于众，众必非之”，等等，社会舆论密集来对个体搞全方位恐吓。失去个性的人，像动物园里的猴子，这个跟那个，怎么看怎么差不多。
舆论压倒一大批人，国人纷纷自削个性以适社会。但总还有个性没有被完全磨掉的人，他们在这个社会上怎么生存下去？
一是继续耐性地磨掉个性；二是压抑自己，假装没有个性；三是挑战权威，打破传统。
左宗棠之前，有魏晋风度、竹林七贤等，他们用个性挑战权威，而到了左宗棠，他凭借个性，无情地来打破传统。
左宗棠有个性，不是一般的有，是特别强。年轻时的他，个性到了狂放的程度。23岁那年，他写下“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这种强烈的个体意识，完全打破了儒家中庸、平和价值观。
左宗棠个性最显明的特征，是刚直。因为个人很刚硬，所以不怕，只要是事实，是真相，他就敢捅。因为个性很直率，所以左老三有话说，如果不说出事实与真相，他会生不如死。捅破真相，既有欲望，也有勇气，传统文化虚伪的那面，在他面前无处藏身。
晚清有左宗棠这样个性的读书人不止一个。但多数人在个性不容于社会时遭遇挫折不断，到最后逐渐丧失了。左宗棠能够保留并发展完善，得益于他一介穷苦书生，一直留在自由、散漫的民间。民间在大一统的帝国权力结构中，具备相对的独立性。拥有了这点独立，就不用磨掉个性，不需要压抑，照样可以生存。
有个性就接近道家庄子说的“真人”，自然化程度较高，社会化程度相对少，保留了人本性的品质。
与中国文化凡事着眼于人与人、人与关系不同，西方文化着眼于研究人与物、人与自然，这是催生科学、技术的根本原因。倾向自然的人，一般对技术、探索、真相比较感兴趣，这也是少年左宗棠接受的虽然全是传统的四书五经，但18岁那年一旦接触了经世致用的学问，马上就会对探索画中国地图、科学种田发生本能兴趣的原因，而这种青年时期的兴趣，直接影响到壮年后对建造军舰、工业织布的兴趣。
“真人”开始离开中国传统，成为另类。在传统的、充分社会化的人面前，这会被看作不合常态。他会用一种不同的思维方式来打破传统，这是精通传统、践行传统的曾国藩、李鸿章对左宗棠恼火、嘲讽、反对的重要原因。
围剿太平天国时，曾国藩某次打了个小仗，只杀了几十个敌人。朝廷逼得紧，曾国藩久未取胜，急需成绩，只好撒谎向咸丰皇帝汇报“大捷”，左宗棠马上向朝廷报告是“小捷”。曾国藩被弄得一脸尴尬，下不了台。其后，曾国藩攻下南京，谎报幼天王被抓到处死；李鸿章跟左宗棠平定西捻，向朝廷谎报西捻军首领张宗禹已被自己乱兵杀死。左宗棠都如实向朝廷举报他们作假。这些直接导致他们关系交恶。
曾国藩与李鸿章用大家都习以为常的规则来撒谎，对习惯传统的人，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对。但左宗棠用一种科学技术式的求真思维，来处理社会学的事情，带着几分“说皇帝什么也没穿”的童真。
曾国藩与李鸿章都严重不适应左宗棠的刚直，更无法接受他的个性，如此直率通脱、只认事实、不顾关系的人，在他们看来是个不按潜规则出牌的怪物。
造成这种分别，与他们的经历有关，也与他们所信奉的道有关。
左宗棠在民间独立自学，学到的是“源头的儒家”加“经世致用学”。源头的儒家，有孔子说的“君子之道”，孟子说的“养浩然之气”；经世致用则强调“知行合一，学以致用”。
为什么左宗棠学到了精髓，没有被利益牵绊？
考上的进士才跨进官场大门，却马上面对权力、金钱、名誉的诱惑。
进士学成文武艺，不单可以谋稻梁，还可以谋金钱、美女、官位。利益扑面而来，竞争者如云如雨，怎样分得蛋糕？环境逼得懂“君子之道”、想满足私欲的进士们绕过群体意识的束缚，除了去装、还要算计。
装和算计，导致“伪君子”。“伪君子”事实都是“权力大一统”和“思想独尊儒家”的群体文化逼出来的。在巨大的利益诱惑面前，个人私欲激发，违背了圣人训。但人的本性中存在私欲，这是事实。怎么办？需要巧妙伪装：口号“为群体”，行动“为个体”。口号喊“为公”，背后去“谋私”。人性中本来的善，被这种文化逼成了恶。
曾国藩是伪君子文化的践行者、殉道者。一方面，他很想践行“君子之道”，养“浩然之气”，“为群体”；另一方面，他无法抵挡住是人就有的本能的欲望与渴求，生有七情六欲，他也想去“为个体”。孔子说“食色性也”，个体的本能欲望，孔子都无法回避，曾国藩能避得开吗？
强行压抑“为个体”，以实现“为群体”，理论在宋明理学，核心价值观叫“存天理，去人欲”。曾国藩信奉的道，正是宋明理学。
从“天理”这个大群体意识出发，曾国藩将个体的“人欲”强行刻意压制到近似残忍，他的形象由此变得复杂起来。
有两则故事可以证明：曾国藩睡觉稍微贪床，便骂自己“一无所有，可耻”。到朋友家看到有女子在座，心里激动起来，说了几句笑话，回家又自责：“放荡至此，与禽兽何异？”本来很正常也很健康的人性，经过刻意压制，他的内心开始变形，个体形象逐渐扭曲。弄到最后，“他的面孔永远是模糊的，连他的朋友、亲人都难以猜透。”
这正是宋明理学到了极致处的表现，所谓高深莫测谓之神圣。“曾国藩永远不以最真实最本来的一面示人，永远需要人来猜测他们的情感、意志和认知。”有人因此评价曾国藩“可怕”。
走进曾国藩的内心，人像掉进人性的太平洋，神秘、恐惧、惊险，读曾国藩可以发现：个性被压抑后，人还可以变种成这样。
有着强烈个体意识的左宗棠就完全不同了。因为处处有自己，这种个体的独立、尊严感，让他根本不再需要伪装，也没有地方可装。
左宗棠真实得多，人性化得多。他够朋友，重情谊，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有真男人的大英雄气概。这就是为什么左宗棠论智商比曾国藩高，政治谋略也强，但没有人认为他“阴险”。曾国藩是阴气压过阳气，左宗棠则阳气盖过了阴气。
左宗棠处处有个性，看似“为个体”，很自私，但事实他最无私，处处在“为群体”，敢说出“心忧天下”。
为什么两人会出现如此的“南辕北辙”？
因为独立的个体已经最小，到了底线，不能内缩，只有扩张，一扩张自我就进入群体。已经“最小、最自私”的个体，进入群体无需索取，只好奉献。
有了独立自我，才敢去“心忧天下”，才可以一心奉献，才会不虚伪做作。这就是为什么陶澍与林则徐先后都将一生最重要的事情托付给了他，慈禧太后为什么全力支持他收复新疆，还说“三十年内不准参左宗棠”。
任何独立的个体，追求的目标都是马斯诺定义的“自我实现的需要”。独立意识让他不必自我奴化，所以做事时着眼于成就感，这样主动的办事精神，带来创造精神。对应无个性、不独立，被奴化的人，追求的是“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马斯诺指出，这是两种动物性的、最强烈的本能需求。本能不具备超越性，凡事都着眼私利，办事自然处于被动，总带着完成任务的心态，这就导致个人敷衍塞责，大家相互指责。
八旗、绿营、满官集团之所以全盘崩溃，正在他们办事敷衍塞责，事后相互指责。李鸿章与左宗棠合作平捻，李鸿章也用这个思维，指责左宗棠是当代曹操。
左宗棠出山后仕途畅达，平步青云，每到一处被上级欣赏，并不主要得益于阴巧，恰恰在于他性格刚直，用今天流行话说，胜于阳谋。如果说，慈禧太后对曾国藩深夜还在打着灯笼警惕，左宗棠则哪怕在梦里也可以让她放心。曾国藩60岁刚过去4个月就莫名其妙地暴亡，不排除因为机心太重，时时防人与被防，心累而死。
学曾国藩的人都会感到很累，结局一般也都不会太好。以阴巧、机心、算计上位，最后必死在阴巧、机心、算计上。“文死谏，武死战”，人都是死在自己的长处上。
左宗棠处处都好，曾国藩处处不好，为什么百多年来，人多学曾国藩，少有人来学左宗棠？
一个重要原因，在“为群体”的高压环境与高调口号的环境里，学曾国藩可以自保，并且能够快速自利。
在人人都琢磨算计别人的“互害”社会里，将自己大脑安装曾国藩关系学软件，效果立显。只要社会的认识不变，民众文化心理没有改变，学曾国藩到现实中一用就灵。而学左宗棠则有条件，一靠社会通过法治管住了人性邪恶的一面，整体阳光；二靠社会人人个体意识觉醒，每个人都自觉维护自己的权利。
我们看到，曾国藩成功走到了臣民社会关系学极致高度者才能达到的高峰，而左宗棠则凭借他的个性与才能，凭独立的气质，自由的思考，进官场做事，他用个性去改变现实，去冲击官场陋习，不自觉中为公民打开了一扇天窗。
思想家胡适说，“争取你自己的权利，就是争取国家的权利；争取你自己的自由，就是争取国家的自由。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从来不是一帮奴才建成的。”一个好的社会，首先是由一帮有个性、爱自由、求幸福的人组成的。
这是个性刚直、张扬自我的左宗棠对当代人的一个重要启发。但他行动出来的价值，当然远远不止这一点。
法大于情
个性的左宗棠，一生特立独行，得罪过不少朋友。
朋友是左宗棠的私情。私人情感，关系好坏，那是他自己的事，我们并不关心。我们只是关心，他为什么得罪朋友？
有时是出于性情不合，有时是出于私人意气，有时是出于公私之争，有时是出于价值观冲突。
到底谁对谁错，谁是谁非？我们不妨以郭嵩焘为例，来看看其中情由。
照常理来说，左宗棠可以得罪所有朋友，也不能得罪郭嵩焘。
但左宗棠还是把郭嵩焘得罪了。不但得罪了，而且得罪得很干脆。从这个极端的案例，可以看出左宗棠待人接物、为人处世的一面。
郭嵩焘算得上是左宗棠的救命恩人。1860年“樊燮事件”，湘官集团里营救左宗棠最得力的人物是他；而左宗棠得以帮曾国藩襄办军务，又多亏了郭嵩焘在咸丰皇帝面前的举荐。既救命，又保荐工作，作为老乡、哥们、朋友，做到这个份上，按中国“受人滴水之恩，必当涌泉相报”的规则，左宗棠应该“涌泉之恩，以身相报”了。
但左宗棠并没有要“以身相报”郭嵩焘的意思。不但没有，他甚至以完全独立于世、不受制于任何人的姿态，对郭嵩焘像包公一样铁面无情。
左宗棠开始一直不知道郭嵩焘营救过自己。后来不知从哪里知道了，他说，我也不知道郭嵩焘跟潘祖荫说了什么帮我求救的好话，郭嵩焘自己从来不跟我说起这件事，一个字都没透露。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我不会因为这点私人感情而对他感动，从我这里能获得什么回报。左宗棠自己也跟四个儿子在书信里感叹起来：我与郭嵩焘先生之间这种高洁纯粹的友谊，最近几百年的中国历史里，哪里还找得到第二对呢？！＇3＇
政治与私人感情完全分开，信奉平等交往，一旦利益相撞，则容易发生冲突。
左宗棠第一次与郭嵩焘闹出矛盾，缘于一个有点孩子气的意气之争。
1864年，湘阴文庙里长出了一个灵芝。民间凡事非常讲究兆头，灵芝被当作吉兆，在街头巷尾沸沸扬扬地传开。吉兆一定得有吉人来比衬，谁算得上湘阴的吉人呢？＇4＇
郭家人说是郭嵩焘。因为发现期间，郭嵩焘刚好做上广东巡抚，这种“祥瑞”之物，不正是为郭嵩焘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