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帝国逻辑，挽救国家、政府比外争族权、强盛民族重要。清廷代表国家、政府，皇帝就是国家、政府；族权对应是天下同一民族的公民利益。左宗棠对历史与民族的贡献再大，清廷在封赏上一定不能真实体现出来，否则会产生民族利益大于政府利益的舆论导向，皇帝制度就会被连根拔起，皇帝再想集权、独裁就不灵了。这是左宗棠封二等侯，而曾国藩封一等侯的主要原因。
好在对官方这些荣誉，左宗棠并不在意。不是他看轻，而是他觉得太重了。左家自江西迁湖南以来，700多年，一直是普通人家，慈善积德，出寻常人物，到了自己身上，被拜相封侯，家族像暴发户一样显赫，他觉得自己在严重透支家族的积累。这对家族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妻子、二哥、长子、小女在他拜相封侯前后相继死亡，他认为正是透支的报应。
左宗棠是一个很有历史感的人，因此他在意历史荣誉。他从小就将自己放进几千年的历史中去比照，以当代诸葛亮自居，在朋友胡林翼、妻子周诒端面前都有过自我反思，对自身的优点、缺点，看得比别人还清楚。他知道，自己求“一艺一伎之名”，这需要沉得住的实在事功，而不靠现实虚浮的纸张荣誉。左宗棠相信，自己成事的方法，自己身上那股精气神，不会随朝廷一同腐朽，它可以超越时间与朝代，与历史永远同在。
左宗棠这种可贵的独立精神，事实影响了一批后来人。
1886年11月，左宗棠的棺材由福州起运，到长沙后停在城北史家坡墓园，再由兴汉门入城，进入司马桥旧居。大祭过后，葬在今天长沙县跳马区石门乡柏竹村。墓碑上刻“皇清太傅大学士恪靖侯左文襄公墓”。
左宗棠葬身的县域，是中华民国缔造者之一黄兴的故乡，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前总理朱镕基的家乡。
孙中山评价黄兴说，“无公则无民国，有史必有斯人”。这与“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是“同义句”。朱镕基说，“准备100口棺材，99口给贪官，1口留给我自己”，这种“抬棺反腐”，与左宗棠“抬棺收疆”是“同义事”。
左文襄公官方谥号盖棺论定，只让我们看见左宗棠的一个侧面。盖棺不能论定，左宗棠对中国与世界后来的影响力如此巨大而深远，以致今天的我们不得不回过头来反思：真实的左宗棠，远没有被真正挖掘出来。
＇1＇ 茹费理，1880—1881年11月任法国总理。1883年再任总理，在任期间，积极推行对越南和中国的扩张。他撤换法国驻华公使宝海，中断和清政府的谈判，坚决主张武力侵略。1885年3月，法军在镇南关大败，茹费理内阁随之倒台。他还曾直接参与对巴黎公社的镇压，恩格斯评价他是“镇压公社的可耻的刽子手中最可耻的一个”。
＇2＇ 签订条约之前，李鸿章乘马车从春帆楼返回寓所途中，被日本浪人行刺，面门中枪，血流如注。伊藤博文得知后勃然大怒，咆哮说“宁将自己枪击，也不应加害中国使臣”。李鸿章挨了一枪，日本同意“将赔偿日本军费3亿两白银”减成2亿两。迫于俄、德、法三国武力与舆论的压力，日本人以李鸿章被刺为借口，同意无条件停火的协定。李鸿章以为自己谈判起了作用，说，再给我补两枪好吗？并在签约后作诗：“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氛犹未息，请君莫作等闲看。”李鸿章这种矛盾心态，是自己“和戎”外交政策与本能爱国心严重矛盾带来的。事后他总结教训说“多难兴邦，殷忧启圣……举行新政，力图自强”，其实没有跳出“和戎”思维，还是“裱糊匠”的想法。
＇3＇ 谥号是封建时代里有社会地位的人死去后，朝廷根据他的生平事迹、品德修养，来褒贬评定，给予善意评价的称号。谥与号各有含义，一般地说，“谥者，行之迹也；号者，表之功也”。
中国最早在周穆王时，赐予谥号固定下来。流行谥号的国家，东亚有中国、朝鲜、越南、日本；给予谥号的对象，一般为君主、诸侯、大臣、后妃。
＇4＇ 有版本将“上相”写成“大将”，是误传。当时左宗棠已被封作东阁大学士，是内阁宰相。
＇5＇ 原话见《左宗棠家书》“谈与西人论事之法”一章。左宗棠这种骨气、气魄、风度，今天中国人都是应有的。具备左宗棠这种气魄的邓小平，时隔百年，在主权问题上后来也说过一句名言：“1997年中国将收回香港，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
第十八章 奋激千秋
个性行世
人生不满百年，过程非常短暂。不长的一生，再伟大的人，一般也只能做成一件大事。左宗棠兑现了年轻时的话，做成了当代诸葛亮。
回想起来，青年左宗棠考场接连失败，放弃“科考取官”，转而在民间自学地理学、农业科学这些经世致用学问，本来已经失去做大事的机会。但因为准备充分，接连碰上机遇，或者说机会找上门来。
生在中国，有能力、机遇、运气，还不一定就能做成大事，得先看他做人怎么样？
古人说“做事先做人”。“做人”在中国很重要，意味也很深。它可以理解成怎样弄乖取巧，四方无角，八面玲珑，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曲意迎逢，利用人性弱点，取得成功；也可以看成有道德、守信用，为人正直，处世大方，重然诺、能办事，各方面关系处理得体。
左宗棠超出了上面两种“做人”评价。他个性太盛，锋芒毕露，颠覆传统，自我评价比别人对他的高度评价往往还要高。也因此，他是一个朋友不多的人。胡林翼说得很中肯，“惟以虑事太密，论事太尽为戒”，左宗棠个性外露，评价人走极端，一般人都很反感他当面说出自己的毛病。能够跟左宗棠做成朋友，都是知心知肺的好友。
左宗棠到底会不会做人？照同一时代人的眼光，不会。
说一个人不会做人，是骂人；说一个人很会做人，也是骂人。同样：说一个人很简单，是骂人；说一个人很复杂，同样是骂人。怎么样才不是骂人？不简单，不复杂。
中国人如此委婉中庸，委曲求全，这就很让人奇怪：难道我们天生跟个性有仇？
个性与仇恨无关，因为中国文化历来不主张个性。
要弄明白其中原因，需要去源头找答案。
中华文明，源于河流。（文*冇*人－冇…书－屋－Ｗ－Γ－Ｓ－Ｈ－Ｕ）
与西方文明崛起于蔚蓝的海洋不同，黄河常年水患频繁，含沙量超过42％。尼罗河如果发一次洪水，留下的是肥沃的土地，而黄河如果发一次大水，留下的是厚厚的黄沙。
治理河流，历来是国家头等政治大事。大禹因为治水成功，做成部落首领，得到邦国的帝位。
其后春秋五霸，战国七雄，邦国时代，诸侯林立，战乱频繁，战败国常来黄河边挖堤，决堤河水凶如猛兽，对战胜国造成淹国之灾。你挖我挖，民不聊生。
诸侯王逐渐达成一种共识：怎样将黄河沿线的无数自由的小政权统一起来，不要再因人为挖河而造成灾难？大一统的内在需求，开始沉淀为民族潜意识。
黄河流域土地肥沃，适合耕种。耕种需要耐心守候，三五成群，你耕我种，不需要流动迁徙。种族繁衍下来，一个世代守候土地的熟人社群逐渐形成。封建宗法制应“熟人社会”需求发明，被实践应用。＇1＇
这样一个依靠封建宗法建立起来的社会，最根本的特点，处理一切事情，只讲情感，不讲理性。《论语·为政》对它做了规范：“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儒家规定，理性的政令、法律，必须让位给情感的道德、礼仪。文化定下来后，中国人心顺着这个方向来发育，进化出一套强大的“心灵文化”：追求心心相印，以猜测、揣摩他人的心为目标，以对方的情绪、感受，作为待人接物的依据。所以民国学者辜鸿铭在《中国人的精神》一书中说，“中国人最美妙的特质是：作为一个有悠久历史的民族，它既有成年人的智慧，又能够过着孩子般的生活——一种心灵的生活。”
建立大一统国家的强烈内在需求，只讲情感不讲理性的宗法社会规范，两者结合，直接催生出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度的需求。
封建帝国制度在秦朝建立后首次实现。
封建王朝不但要大，而且要“老大”。是梁启超说的“一则曰老大帝国，再则曰老大帝国”。
“老大帝国”有三个特点：一追求地域规模大；二追求内部和谐统一；三追求权力高度集中。
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大一统”的世界观，让中国人文化血脉里种下家国天下意识。
群体意识具体承载了家国天下意识。表现为：家庭意识、集体意识、团体意识、阶层意识、阶级意识、民族意识、社会整体意识。
群体意识是构建中国家庭、社会、国家的基石。国家怎样在意识形态层面，将上述群体意识输入进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便成了稳定政权的关键。
群体意识的核心，是“群体为大、个体为小，个体服从群体”。在这样一种价值观的规范下，每个中国人都需要找到组织、单位、圈子。个人只有依附群体，才能得到社会认可，个体才有可能生存下去。
群体核心意识与儒家等级观念结合，群体大于个体，组织、单位大于个人，国家大于组织、单位，就成为一种不需证明的公理。
这个价值体系的形象化的比方是：组织、单位是国家的螺丝钉，每个人是组织、单位的一个螺丝钉。个人随时要为组织、单位奉献自己、牺牲自己，组织、单位随时要为国家奉献自己、牺牲自己。
在强大的群体面前，每个人都是渺小与无助的个人。群体意识逐渐侵占个人的一切，大家都觉得理所当然。但问题由此而起：在群体中，每个人都开始惊慌失措，他们已经找不到自我。
人最恐惧的事情，是失去自我存在感，找不到自己存在的证明。这逼迫中国人发问：群己界限到底在哪里？如果群体始终大于个体，而个体没有独立的依据，每个人都会感到群体是个巨大的包袱。
群体文化一开始就有这么强大的魔力吗？中华文化在奠定时并不是这样。群体与个体到底谁大？两端都有人主张。“为群体”还是“为个体”？两种价值观都有人选择。
先秦诸子百家争鸣，杨朱说：“拔一毛以利天下而不为”。这种极端自私自利的个人利己主义，影响一时，社会人心归附。杨朱的理由是：天下固然不是拔一根毛就可以救得了的，如果我们每个人都爱惜自己，将自己保护得完好，不损失一根汗毛，那么天下就已经是最美好的理想社会了，还用得着一帮“以天下为己任”的人去救吗？由此结论：“不拔一毛，不利天下，天下治矣”。
杨朱实践了他的学说，自私到了头，没有为后人留下一个字。因为让这些话留下来，对别人已经有利，与自己的学说矛盾了。他的观点所以流传至今，全靠对手批判他时附带记了下来。
不能说杨朱观点全对，也不能说没有道理。社会科学，哪里去找无懈可击的绝对真理？只有在各说各话中让更多人接受的思想。庄子的“不可知论”，在现实中根本行不通，但在哲学层面，却直逼社会学真理。
一个好的社会，真正要有思想，就得让各种思想都可以自由表达出来，社会选择接受还是拒绝是每个人自己的事。杨朱的粉丝刚开始很多，时人形容，“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于杨，即归于墨”。
但杨朱、墨翟、先秦诸子百家自由思想的好日子不长，秦国既然统一了中国，集权政治就要来统一思想。杨朱第一个被当作极端个人主义而被否定掉了。
杨朱被批判，根本原因，在他的学说虽然对天下民众有利，但对皇帝制度不利。皇帝要大一统，要集权，要独裁，这必然需要每个子民都没有自我。如果每个人都有自我，看重自我，可以自由表达，自由选择，那么自由权就出来了，这需要用选举的方式来产生国家、确定政治制度。这将从根本上颠覆大一统、集权、独裁。
封建帝国既然掌握了话语权，为了维护大一统，首先要用群体观念，风化万民，来消灭民众的个体意识。
风化与消灭的过程中，出现了两个标志性的人物：秦始皇和汉武帝。
秦始皇实现中国地域上的大一统。他用手中的绝对权力规定，四海之内，“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思想上的集权独裁则在汉武帝手中实现。他规定“罢黜百家，独尊儒术”。＇2＇
政治权力集中于一，思想表达集中于一。万千不同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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