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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条林阴大道，是通往高朗街的一条专用马路，平时行人稀少。特别是早晨，刚刚结束夜生活的富人们都还在睡大觉，马路上更是阒无一人。这时，迎面走过来两个商贩，一个挑着担子，一个提着竹篓。当骑车人与他们相遇时，被突然撞倒。他重重地摔在地上，还没回过神来，一把闪亮的匕首抵住了他的后腰：“不准喊，乱喊杀死你。”
这两个商贩打扮的人，就是军统行动组的两名特工人员，一个叫王鲁翘，另一个叫唐英杰。骑车的年轻人是每天为汪精卫送蛋糕的“大上海”糕饼店的外送人员。
原来，汪精卫每天的早点是牛奶、咖啡和蛋糕。来到河内后，开始几天早点没有蛋糕，很不习惯。曾仲鸣便为他在离高朗街不远的“大上海”糕饼店，订做了一回蛋糕。这家糕饼店是一个上海人在河内开办的，做点心的师傅和店里的伙计也都是上海人。“大上海”的蛋糕做得很地道，汪精卫吃了一次，便非常喜欢。从那以后，每天早上，糕饼店的外送人员就为汪送上刚刚出炉还冒着热气的新鲜蛋糕。
陈恭澍得到这个情报后，经过实地侦察，派出王鲁翘和唐英杰半路劫持了送蛋糕人。在行动之前，他们弄清楚了订做汪精卫蛋糕的款式，也如此这般，在“大上海”订做了一个，由余乐醒进行了技术处理，将一剂无色无味的毒药放入蛋糕内。这块经过技术处理的蛋糕，成为剧毒品，人的舌头只要一舔，必死无疑。 王、唐二人将送蛋糕的年轻人掀翻后，唐英杰用匕首抵住他的后腰时，王鲁翘乘机打开食品盒，调换了蛋糕。然后，故意把年轻人上下的口袋翻了一下。年轻人以为是遇到打劫的，浑身打颤，结结巴巴：“我是糕饼店的伙计，身上没钱。你们要钱，我，我再送来，请，请不要害我。”
唐英杰低声说：“今天留你一条活命，该干什么干什么，不要报案，不要告诉任何人，否则我杀了你。”说着，将闪着寒光的匕首在他眼前晃了晃，就将他放了。
“不敢，不敢。”年轻人从地上扶起车，擦了擦满头的汗，跨上车一溜烟朝高朗街飞骑而去。
也该是汪精卫命大。这些时日，汪被日本政府冷落在河内，茶饭不思，痛苦异常。出事的这天，他起得很晚，起来后头痛欲裂，精神萎靡。他喝了杯牛奶，就再也不想吃什么了。一连几天都是如此。送来的蛋糕一直放在那里，时间一长，蛋糕不新鲜，汪精卫就把它扔进了垃圾箱。汪精卫逃过了这一劫。
再说戴笠到香港后，马上通知陈恭澍刺汪行动要抓紧，动手地点改在汪的寓所，将汪精卫和陈璧君杀死在床上。
于是，河内行动小组按照戴笠的布置，紧张地活动起来。陈恭澍派出唐英杰侦察汪宅，弄清汪精卫的卧室。唐英杰回来后，画了一张汪精卫卧室的草图，按唐英杰画出的草图，陈制订出了刺汪方案。
方案报送香港，很快得到戴笠批准。戴笠指示应尽快执行。3月20日夜，月黑风高。高朗街静悄悄，警察署巡逻的人马早已熬不住困乏，回警署睡觉去了。
汪精卫卧室外间套房的灯还亮着。灯下，汪夫妇与曾仲鸣正在商量着投日事宜。
“日本国内的形势不明朗，我们现在困在河内，进退两难。民众不明白我此时的心境，骂我是汉奸。老蒋又来逼我，要我去国外。如果日本人还不表态，我倒是想接受蒋介石的建议先去一趟欧洲，观观风向，再作打算。我们不能在河内这棵树上吊死。”陈璧君直摇头：“日本首相更换，是日本国内矛盾引起的，新首相平沼骐一郎上台后，对华政策虽然有些调整，但只要我们坚定立场，继续与日本人联络交涉，表明我们的态度与诚意，我想日本人还不至于丢下我们不管吧。”
曾仲鸣一边低着头整理文件资料，一边说：“河内的安全没有保障，不是久留之地。我们虽然有几名卫士，他们也都很尽职，但因为没有武器，没有任何战斗力。高朗街警察署的警察极不负责，长期下去，非常危险。香港林柏生先生被打，无疑是军统搞的鬼，我们在河内不得不防。戴笠心狠手毒，他是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的呀。”
听完曾仲鸣的话，汪精卫长长叹了一口气：“唉———我们困在这里，只有听天由命了。住几天等等再说吧，实在不行，我想还是去欧洲。我要向国人表明我的心迹，是蒋介石逼我走的这一步。与日议和的事，过一段时间再作考虑。”
陈璧君还想说什么，汪精卫打了个哈欠，说：“我已经困了，明天再说吧。”说完，起身进了里间的卧室。
曾仲鸣与陈璧君在外间就安全保卫问题又聊了一会儿，便与陈璧君互道晚安，回到自己的房间休息去了。
夜半子时刚过，一辆中吉普悄悄驶过高朗街，停在离27号不远的路旁。车上跳下七八个黑影，迅速靠近了27号院墙。这几个人正是王鲁翘和唐英杰等军统行动组人员。开车的是行动组长陈恭澍。
只见唐英杰施展功夫，轻轻跃上墙头，然后将王鲁翘等三人拉了上来。另留四人在大院前后作警戒。陈恭澍则留在汽车内，在不远处的路旁接应。他们跳进院墙时，有人不小心踩翻了墙角的一个花盆，发出了响声。
“什么人？”住在一楼的汪精卫卫士喝问道。
王鲁翘等人随即闪身躲在一棵大树后。这时，一楼的后门打开了一条缝，这是汪精卫的厨师听到响动，开门出来看看动静。“啪！啪！”王鲁翘举枪就射，厨师惨叫一声，倒在地上。唐英杰带着人乘势冲进后门，堵住了卫士的房门：“都不要动，谁要出来，老子打死谁。”汪精卫的一名卫士还想往外冲，“啪！”又是一枪，卫士捂着左胳膊倒在一边。这些卫士没有武器，这个时候他们只能被堵在屋子里干着急。
就在唐英杰堵住卫士的房门之时，王鲁翘带着人早已冲上三楼，直扑靠北边的那间卧室。
房门已被锁死，而且非常结实，王鲁翘连撞几次都没有撞开。正在王鲁翘着急之时，唐英杰提着利斧赶到。唐抡起大斧，用力向房门劈去。只几下，就将房门劈了个大洞。
室内的台灯亮着。王鲁翘借着灯光朝里瞧，看见床下趴着一个男人，正瑟瑟发抖，头拼命往床下钻，背部完全暴露在外边。依据体形判断，此人就是汪精卫。王鲁翘没有迟疑，端起勃朗宁连发三枪，弹弹命中，只打得血溅四壁。枪响过后，王发现床下还有一个女人，此人当是陈璧君无疑，便甩手又是三枪。王鲁翘认定，这几枪汪精卫夫妇即使命再大，也必死无疑。他本想进去验明正身，可是房门还是打不开，便指挥人马迅速撤了出来。
很快，王鲁翘和唐英杰率人跑了出来，钻进了前来接应的吉普车。“怎么样？”陈恭澍见他们上了车，忙问道。“两人已经上路。”王鲁翘无比轻快地回答。
“好！”陈恭澍高兴地拍了拍方向盘。吉普车一加油门，飞快地消失在浓浓的夜幕里。
陈恭澍哪里知道，这一回，汪精卫夫妇又是有惊无险。
原来，当楼下传来第一声枪响的时候，汪夫妇就被惊醒。汪精卫正准备出房门探看，他的女婿何文杰与女儿汪文惺跑了上来：“有刺客，赶快进屋！”他们将汪精卫夫妇推进了室内。刚刚进屋，王鲁翘就冲了上来。
听见有人撞击对面的房门，接着就是斧子劈门的声音，汪精卫等人趴在地板上，大气也不敢出。
枪声过后，四周平静下来。对面屋子里传来曾仲鸣与夫人方君璧痛苦的呻吟声，何文杰打开房门，看了看走道上已经无人，便冲进了曾仲鸣的卧室。
昏暗的灯光下，曾夫妇倒在血泊里，曾的前胸还汩汩往外冒着血泡，其状恐怖。何文杰吓得不知所措，要汪文惺赶快打电话报警。
十几分钟后，法国警察赶到。随后，救护车将曾仲鸣夫妇送到医院急救。
曾仲鸣送到医院后，伤势非常严重，但他神志尚清醒。他知道自己快不行了，让人赶快拿来支票，一张张在上边签名。汪精卫从重庆随身携来的现金，都是以曾的名义存在银行，如果没有曾的签名，这些钱将很难从银行取出来。曾签完名后，便昏迷不醒，经医生全力抢救，仍回天乏术，死在手术台上。曾仲鸣夫人方君璧右胸中了一枪，另两枪一枪在臂，一枪在腿，在医生的救护下，保住了性命。
再说陈恭澍带人撤出高朗街，回到住地后，详细询问了王鲁翘行刺的情况。王边擦枪，边拍着胸说：“陈组长你放心，凭我的枪法，汪精卫、陈璧君这次必死无疑，就是两个汪精卫，也做了枪下鬼，你就等着好消息吧。”
正当陈恭澍一伙举杯庆贺的时候，出去打探的人员回来了，他们带来了令所有行动组成员沮丧的消息：汪精卫没有死，一死一伤的是曾仲鸣夫妇。
陈恭澍没有想到，这次计划周密的行动，又以失败告终。不过，他绝没想到，这正是戴笠搞的鬼。原来，就在戴笠下达行刺汪精卫命令之时，蒋介石临时改变了主意，现在干掉汪，似乎太便宜了他。他要留下汪精卫，逼着他去当汉奸，让他遗臭万年。他把这一想法，告诉了戴笠，并要他绝对保密。于是，戴笠秘密飞到河内，找到唐英杰，如此这般交待了一番。唐英杰侦察回来后，就按照戴笠的密命，将曾仲鸣夫妇那间带阳台的卧室说成是汪精卫夫妇的，导演了这场误杀的闹剧。因为日本政府的冷落，汪精卫正举棋不定，考虑与老蒋讨价还价，准备去欧洲的时候，高朗街的枪声，使他彻底失去了对蒋的信任。经历这场劫难后的汪精卫，再也不计什么名利得失，加紧了与日本人的联系与勾结，最后毫不犹豫地投进了日本人的怀抱。
从此，汪精卫永远失去了在中国政坛上东山再起的机会，失去了在国民党内与蒋介石抗衡的资本。这，也正是蒋介石所企盼的。
1939年4月25日晚，汪精卫在日本人的保护下，秘密逃离河内，经由海防乘船前往上海。
1940年3月，汪伪“国民政府”在南京正式开场，汪精卫当上“主席”，坐上了第一把交椅。其他汉奸们也都分得一官半职。
头号汉奸—汪精卫巨奸的下场
陈璧君病急乱投医，请来江湖郎中为丈夫治病，岂知郎中对汉奸恨之入骨，故意将枪毒扩散。日本医生虽竭力进行抢救，但最终回天乏术。汪死后两年，终被焚尸扬灰
转眼两年过去了。
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国内外反法西斯形势开始好转，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度过了最艰难的岁月。
抗战胜利不远，汪精卫知道末日即将来临，惶惶不可终日，本来就不好的身体，这时变得越来越差。特别是一想到当年测字先生预测的“可杀可剐”，就会心惊肉跳。
原来，当年汪精卫刚“还都”南京，当上伪政府主席时，一天他微服上街，路见一测字先生，便上前抽了一字，此字为“哥”。测字先生说：“哥”有三解，哥者，两“可”相连也。第一解为“可父可师”。汪精卫听罢觉得自己地位显赫，对世人来说，的确是“可父可师”之人，心中便十分得意。测字先生又道：第二解乃“可敬可佩”。汪听罢更加高兴，想起自己青年时代慷慨歌燕市，刺杀清朝摄政王载沣之英雄壮举，实是“可敬可佩”。他认为测字先生很有水平，忙问第三解何意？谁知测字先生却噤声不语，说第三解乃天机不可泄露。汪精卫不便暴露身份，只得怏怏而归。为这第三解，汪精卫彻夜难眠，一心想知结果，第二天又去找测字先生询问答案。不料测字先生已飘然而去，只在地上留下用白粉所书八个大字：“可字三解，可杀可剐。”看得汪精卫魂飞魄散，从此打不起精神来。如今日本主子的势力已是日薄西山，中国人民的抗战即将胜利，每当想起当年测字先生的可怕预言，汪精卫就会不寒而栗。早在1935年，汪精卫被人行刺，大难不死。当时医疗条件有限，要取出这粒弹头十分困难，弄得不好便会危及生命，医生不敢下刀，便把这颗子弹留在了体内。这个时候，旧伤时时发作，使得汪疼痛不已。
1943年11月，日本在东京召开大东亚会议，汪精卫参加这次会议，并会见了首相东条英机。工作谈完之后，汪精卫向东条英机提出一个请求，他想请东条英机派几名医生去南京，为自己取出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