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乱，杀了沈世魁家众，沈世魁又率众袭杀了刘兴治，孙元化说是因黄龙克扣兵饷，刘兴治之乱乃是因闹饷而起？”
“是。”钱象坤道。
“朕记得这黄龙可就是他孙元化荐的。”
何如宠马上站出来道：“陛下，黄龙在今年五月收复泺州之役中战功第一，所以孙元化荐他。东江都司耿仲裕哗变，绑了黄龙，拥至演武场，割去耳鼻。后被诸将救下，反过来捕斩了耿仲裕，都是因黄龙克饷所致，所以孙元化劾他。孙元化先荐后劾，可见他没有私心。但辽东缺饷是真。”
“缺饷缺饷，朕就不明白，钱都哪儿去了。两年前朕曾问过毕自严，他说一是外解不能全完，二是给魏贼建了生祠了。生祠毁了三年了，内臣监军朕也撤了，贪官污吏朕也惩了，国库为何还是空的？”
钱象坤心中感叹，真是难为小皇帝了，弱冠年龄，就操多少心思，还全是军国大事，全天下只有他一人要全担着的事！便道：“陛下，臣曾问过户部，库府空虚，确是因为税赋不能完收。”
“这话毕自严早说过，朕要户、兵二部派员将各省各边新旧钱粮逐一查算明白，把那隐的暗的都倒腾出来了，怎么还不能完收？这关节到底在哪？”
钱象坤心说得给小皇帝算算细账了，开口道：“我朝土地税共征米麦两千七百万石，有的折银，有的征实，征实的要加转运费用，折银的高低不等，高的至每石折银近二两，低的只折银二钱五，总值银两千五百万两，另有食盐公卖，每年余利二百万两，商税、矿税、捐输、纳盐种种，约三百余万两，税银总额共计三千万两。但在神祖爷时各府州县的税额就难以完纳了，能征到十之七八，已是大数了。萨尔浒之役后，又在各省遍增辽饷，每亩加银三分五厘，结果实收税款年年减少，不仅增饷无着，田赋总额也少了。”
“岂有此理！增饷无着，田赋总是有的，怎么会少了？还是被那些府道州县层层吃了？”
“是收不上来。目前各县缴纳不及应缴数额一半者，四县有一，还有一百三十四个县分文未缴。”
“为何有这许多州县不交少交？”
何如宠暗自壮了壮胆儿，说了句崇祯最不爱听的话：“臣以为是税赋太重。”
崇祯果然掉脸儿了：“田赋数额是祖宗定的，历来是这个数，怎说太重？朕看是名目太多！这个税那个赋的，哪个还把增饷作回事？多个名目，百姓就认为是加税，就要明着暗着抗税了，怎收得上来？哼！”
崇祯说着从一摞折子里抽出一份：“这是梁廷栋的折子，王承恩，你念念。”王承恩接过打开，亮出猫嗓：
今日闾左虽穷，然不穷于辽饷。一岁之中，阴为加派者不知其数。如朝觐、考满、行取、推升、少者费五六千金，合海内计之，国家选一番守令，天下加派数百万；巡按查盘、访缉、馈遗、谢荐，多者至二三万金，合天下计之，国家遣一番巡方，天下加派百余万，而曰民穷于辽饷何也？臣考九边额设兵饷，兵不过五十万，饷不过千五百三十万，何忧不足？故今日民穷之故，惟在官贪。使贪风不除，即不加派，民愁苦自若；使贪风一息，即再加派，民欢忻亦自若。
“梁廷栋说得不错，”温体仁道，“但名目过繁也是一弊，臣以为应恢复‘一条鞭法’。”
崇祯虽然读了不少治国之书，却未留心过理财之道，问道：“什么‘一条鞭法’？”
温体仁没想到崇祯不懂，其实温体仁也不甚了了，一时语塞，便把眼看周延儒。周延儒正有心拉拢温体仁，便替他解围：“一条鞭法是嘉靖末浙江巡按御史庞尚鹏首创，其后江西巡抚刘光济亦行于辖区。神祖首辅张居正加以改造，于万历九年正式推行。就是化繁为简，把徭役与地税及各杂项税赋合编为一条，按亩征纳，故称为‘一条编’，是编排的‘编’，后人不明就里，就说成了‘一条鞭’，鞭子的‘鞭’。”
“哦？这有何好处？”
说史尚可，说理周延儒比温体仁强不过半步，吭哧了半天也没说出个三六九。钱象坤见不是物事，便接过话头儿：“陛下，历朝历代都是明税轻，暗税重，横征杂派无底洞。我朝初年实行配赋定役，税户记入黄册，田地记入鱼鳞册，按册征收。豪强为逃避赋役，勾结官吏，篡改税册。官吏为贪污中饱，胡乱摊派加码，竟至有买田的豪绅田增税减、卖田的贫户田减税增的怪事，几至国库枯竭。
“洪武年全国田赋八百三十余万顷，弘治年实征亩数就降到四百二十三万顷，减少了近一半。再如盐课税，虽是从价征收，二十取一，但名目却有纳米中盐法、计口配盐法、纳钞中盐法、纳马中盐法、纳布中盐法、纳铁中盐法和户口食盐纳钞法，屡出新名目，实则二十取四五了。盐法如此，其他可想，所以张居正推行一条鞭。”
崇祯上了兴致：“你细说说，怎个合法？”
“先是重新清丈土地，张居正清出被瞒土地两万万八千万亩，仅此一项就使国库增银六百万两。次是统一赋役，限制苛扰。此前是赋役分开，赋以田亩纳课，役以户丁征用，赋役之外还有方物、土贡之类的额外加派。此后全部简并为一体，把原来按户丁派役的办法改为按丁粮派役，即将劳役归于地，计亩征收，或丁六粮四，或粮六丁四，或丁粮各半，再与夏秋两税和其他杂税合编为一条，把力役改为雇役，由府县雇人代役。由于赋役统一，官吏再难巧以名目，丛弊为之一清，税赋稳定，民得稍安。三是计亩征银，官收官解，无论粮税、差役一律改为征银。我国田赋，唐以前为征实，杨炎改两税法虽以货币计算，但缴纳仍折实物。宋税只是偶有折银。元时科差虽行色银，但积粮仍为谷粟实物。唯自我朝一条鞭法实行以后，不仅差役全部改为银差，而且田赋除苏杭等仍征实以供大内之外，其余均一律改征折色，即折为色银。同时，赋役征课亦不再由里长、粮长办理，改由地方官吏直接征收，解缴入库。不按实物征课，省却了输送储存之费；不由保甲代办征解，免除了侵蚀分款之弊，还给百姓发放‘易知由单’，照单纳税并可拒纳所列税目以外的杂派。此种均徭平赋，曾一度改变了历年亏空的局面，‘小民得无扰而事亦易集’，‘太仓所储，足支八年’。”
“好，好啊！”崇祯大为振奋，“张居正不愧为一代名相。就把这一条鞭法恢复了如何？”
“……陛下，”钱象坤犹豫了一下，“中国之大，难以一律。当初一条鞭法各地执行也并不相类，大致可分三种：
“一是完全摊丁入亩，如南京京畿地区。二是部分摊丁入亩，即按丁、粮均匀派投，如陕西白水县十分之四差徭摊入田赋，十分之六按人丁征收；山东多数地区半按地征，半按丁征；江南地区丁征四分之一，地征四分之三。大体而言，农户大头多摊入田赋，商贾大头多摊入人丁。三是除实行并税外，没有摊丁入亩。”
“田六丁四也好，田四丁六也好，可以自定，但要一体铺行。户部要立即着手，雷厉风行！”
“臣以为不可！”何如宠又来扫崇祯兴致。
崇祯斜他一眼：“为何？”
“陛下，唐初立租庸调之法，有田就有租，有户就有调，有身就有庸。租出谷，庸出绢，调出缯纩布麻。杨炎变为两税，并庸调入于租。相沿至宋，又复敛丁身钱米。后人谓两税，租也，丁身，庸调也，岂知两税中早有庸调？假使当初庸调之名不去，何有后来的丁身之名？可见只利于一时，而大害于后世！行一条鞭法后，通府州县十年中，夏税、秋粮、存留、起运之额，均徭、里甲、土贡、雇募、加银之例，一条总征之，一度使向来丛弊为之一清，但其后情势却是一反初衷。
“原来税种繁多时虽有官吏易于上下其手之弊，但因其繁多，便再难设新名目。并而为一，名目尽失，贪官便好立新名目了。时间稍移，一旦杂用不足，便会重出加派，杂役仍复纷然。后人谓条鞭，两税也，杂役，年差也，岂知其为重出之差乎？故张居正一条鞭法与杨炎两税法一样，乃是亡天下之法！”
这话振聋发聩，崇祯怔住了，细想想，是大实话，当初的失败，挨骂的是张居正，现在要失败了，可就没人顶着了，百姓就该骂皇帝了，一时也不敢坚持，便转向周、温：“你们说呢？”
谁敢说？无论是推行不利，还是重蹈前辙，自己都是替罪羊，身败名裂，罢官遣戍。
温体仁想了想，道：“陛下，臣以为增饷是当务之急。神祖时曾增派辽饷，而后有宁锦大捷。至于一条鞭法，可从长计议。”
“陛下，增派辽饷亦是亡天下之法！”何如宠道。
“怎么说？”
“为整顿吏治，张居正才推行一条鞭法，但十几年后，宦官弄权侵蚀，于田赋之外加派辽饷，一条鞭法不但实亡，名亦不存。百姓怨声载道，贼盗蜂起，天下从此不宁。”这最后一句把崇祯惹恼了：“你是说朕要加派辽饷就和那魏忠贤一样了？”
何如宠扑通跪下，叩头到地，说道：“陛下当然明白臣决不会存这种心思。臣是说，辽饷按亩加派，贫富均等，看似公允，其实不公。大户田多，积谷盈仓，而贫户每一文都是活命钱。万历、泰昌已两次加派，那聚众为盗的都是穷苦百姓。臣以为应按田亩多少计征，田多者每亩税重，田少者每亩税轻，田亩勉够糊口者免税。如此，虽有加派，不伤根本。”
崇祯这回倒未着恼：“何如宠所言虽有些道理，但行起来却要先计核，很是麻烦，不是一时就能行得的。辽东已是吃紧，再不拿钱就要送人家了，朕看还是再增派一次吧。你起来吧。前次增饷至今已过十年，也不为过了。泰昌时是如何加派的？”
何如宠站起身：“是每亩九厘。”
“嗯，是了，毕自严上疏说，‘今日之策，无逾加派，请亩加九厘之外，再增三厘。’”崇祯心中默算一番，然后道，“告诉户部，此次加派，要拿到一百五十万两！”
“是。”四臣齐答。“陛下，钱龙锡呢？”何如宠问。
“喔，就依会审所定吧。”
次日一早，周延儒亲到狱中向钱龙锡宣读了流放定海卫的圣旨，“稚文公，大灾已免，可安神了吧？”
“圣上慈心，皇恩浩荡！”钱龙锡又望阙磕了个头才起来。
周延儒点点头又摇摇头：“唉，其实圣上十分恼怒。圣上说，‘龙锡可谴之处甚多，卿等岂能尽知？’好话说尽，才使龙颜稍霁。挽回圣意，十分艰难啊！”
钱龙锡立刻明白了周延儒的意思，忙不迭作揖：“多谢周大人。定是大人等力保龙锡，费尽周折。龙锡感大人不弃之恩，只是今生不能相报了。”
周延儒上前扶住他道：“同朝为官数载，怎能作壁上观？延儒何图稚文公相报？稚文公要多多保重！延儒送稚文公回府。”
周延儒将钱龙锡亲送回家，龙锡欲留延儒，设薄酒以表谢意，延儒终是不肯，就在门口揖别。家人见龙锡放归，且悲且喜，一面安排下人摆家宴为龙锡接风压惊。正唏嘘感叹，又来了温体仁，钱龙锡忙迎出去，让至客厅，待温体仁坐下，深揖下去。
温体仁慌忙站起扶住：“稚文兄这是干什么？”
“龙锡知道，是周大人、温大人鼎力相救，龙锡才留得这条命，只是无以回报啊！”
温体仁扶钱龙锡坐下，嘿嘿一笑：“是宜兴说的吧？”周延儒是宜兴人，故如此指代。
“圣上是个疾恶如仇的主子，如无近臣化解，依圣上的脾气，龙锡死无葬身之地，龙锡如何想不到？”
温体仁知道钱龙锡是老实人，没人指庙，他决不会烧香。只有周延儒去向他宣旨，也只有周延儒最可能给自己贴金戴银，便道：“呵呵，没那么严重，其实圣上原本就不十分恼你。”
“哦？”
“圣上本就不信你与袁崇焕共谋，圣上亲口说，‘龙锡并无逆谋，大辟太重。’”看见钱龙锡脸上渐渐有了恼丧之色，温体仁心中暗笑。
第十二章 崇祯再次起用太监
钦定一甲
周延儒、何如宠主持会试入闱，温体仁暂代行首辅之责。等周延儒出闱，却发现朝堂之上形势大变：钱象坤、王永光、梁廷栋连串罢职。
温体仁同乡闵洪学接替王永光任吏部尚书，原南京刑部尚书熊明遇接梁廷栋任兵部尚书。朝臣都知道钱、王二人附周不附温，钱象坤因周延儒是首辅而听命于他，王永光自钱谦益一案与温体仁结了仇。
梁廷栋虽与温体仁无仇，还一起害死了袁崇焕，但温体仁知道梁廷栋害袁崇焕是因夙怨，早在周延儒入阁前梁廷栋就已党附于周，心在周而不在温。明摆着，这三人去职是温体仁鼓捣的。
才观察了三两日，周延儒就看明白了，自己虽还是首辅，但已是孤掌难鸣。王永光历仕最久，又掌吏部，京官、外放官多是他的门生。梁廷栋掌兵部，己巳之变后新任的边臣又多是他的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