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占三大城市及长春铁路干线以独占满洲，这种可能性现在是没有的。因此，当前在满洲工作的基本方针，应该不是把我们的全部注意力集中于这三大城市，而是集中必要的武装力量，在锦州、沈阳前线给国民党部队以可能的打击，争取时间。同时，将其他武装力量及干部，有计划地主动地和迅速地分散到北满、东满、西满，包括广大乡村、中小城市及铁路支线的战略地区，以扫荡反动武装和土匪，肃清汉奸力量，放手发动群众，扩大部队，改造政权，以建立三大城市外围及长春铁路干线两旁的广大的巩固根据地……以达到包围歼灭大城市之敌及钳击长春铁路干线，使我们能够在同国民党的长期斗争中，取得全局的优势；
……
我们今天必须大胆主动地撤退……城市工作的目的，是为加紧创立广大根据地服务，而不是今天即在那里取得统治地位；
……
北满工作的中心，应该放在广大的乡村、中小城市，及铁路支线的几个根据地的建立……以造成我们前进和后退的阵地。
……
必须防止干部中以为不经过严重斗争而可以取得全满洲的想法，竭力避免把一切希望寄托在苏联的援助上，以苏联对我们援助一时增减而发生盲目的乐观或悲观失望的情绪。必须严重注意干部中由于进入城市而生长起来的享受腐化倾向。同时，应该预先防止国民党进入中心城市后向我们压迫时，在干部中可能发生的精神上、思想上和行动上的混乱。教育干部时时注意新地区的新情况、新任务和新的工作方式，防止把老解放区的老经验机械地运用到新地区的倾向。必须加强部队中的政治的和纪律的教育，密切军民联系。要十分注意本地干部和外来干部的关系，以及系统地培养本地干部的工作能力……
这份言辞恳切的电报很长，分两天发出。这些关键性的意见，对党中央改变东北的战略方针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党中央收到一半，就回电：“看了你们未完的电报，完全赞同。”
1945年12月1日，北满分局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并通过了陈云、高岗就目前形势与创建根据地问题的报告。
1945年12月3日，中共中央给东北局发出《关于发动农民减租和清算土匪》的指示。指出：“你们从长、沈大城市退出以后，除开继续发展与整训部队以外，应集中力量发动农民减租，解决土地问题，并组织工人群众。只有这一改革的实现，发动了千百万工人。农民群众，才能使我们在东北站稳脚跟，并确立我们对国民党的优势。”
但东北局仍要夺取大城市。1945年12月5日，东北局给中央军委及林彪、程子华、高岗、陈云的电报中说：“我们应积极准备参加争夺沈阳”；“如蒋顽开到后，苏军即撤退，我即坚决争取消灭顽敌，先占沈阳，再夺长春”；“如蒋顽到后，苏军仍不撤退，于蒋顽进入沈阳三至五日后，我即以相当兵力跟踪逼近沈阳……以各种形式与蒋顽争夺沈阳”；“为了达到上述之目的，必须阻断北宁路前之敌，或予以歼灭性之打击。因此在北宁路方面，除林所指挥之主力作战外，提议程、詹集中二、三万主力，同时向秦皇岛、山海关、绥中一线之顽敌进击。”
当日，陈云、高岗即复电彭、罗，指出：“大歼灭及阻断北宁路线，同时以三四万主力进攻沈阳，一万主力威胁长春，如此大兵，已否全部到，并请考虑后果及影响如何”；“你们转来中央关于改革独占满洲与建立根据地战略指示，与你们来电是不同的。我们意见，亦分别请示中央。”
次日，北满分局致电东北局，建议根据中央新的方针和东北实际情况，立即作全面部署，并要求派五个老主力团来北满帮助创建根据地。
北满分局的《几点意见》和1945年12月5日的电报表明，他们与东北局主要领导人的意见分歧已到了无法调和的地步，需要党中央来决断了。
1945年12月7日，刘少奇对东北局12月5日的部署提出措辞严厉的批评：“我独占东北已经是肯定的不可能，因此，不应以夺取沈阳、长春为目标来布置一切工作，而应以控制长春铁路两侧地区，建立根据地，利用冬季整训15万野战军，建立20万地方武装，以准备翌年春天大决战为目标来布置一切工作”；“望你们迅速加以确定，否则摇摆不定，妨害工作，丧失良机。”
北满分局接到中共中央的电报后，当日又向党中央和东北局提出补充意见：由于北满地区的许多战略要点为国民党势力占领或控制；群众尚未发动；我两万多新部队多系召集合股而来，成分复杂，阶级觉悟低，存在不稳定等情况，决定我们要“准备与国民党作长期斗争”，现在“各县不忙于扩大部队数量，应立即讨论如何掌握现有的部队……配备干部，加强领导，清洗坏人，补充兵源，解决服装，团结内部……军事首长率领此部队，有计划地有步骤地坚决地扫清各战略要点、中小城市的主要敌人，这是开展一切工作的主要关键，训练部队的主要方法。”
5、“一二·二八”指示
尽管多数东北局委员不赞同东北局的部署，但争论仍在继续，东北局仍然“摇摆不定”，各方意见不断反映到中共中央。
毛泽东因为在重庆劳累过度，回延安后一直在休养，对东北问题没有明确表态。但1945年11月下旬以来，由刘少奇多次发出的指示，已明确表达了中共中央的意见。12月21日，刘少奇再次致电东北局：“请你们注意长期永久根据地之建设”，“必须派主要的老部队和干部去开辟工作，建立后方，建立工业，组织与训练军队，开办学校，以便能源源供给前线，犹如汉高祖之汉中。只有这一计划的成功，我在东北的斗争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并能迟早争取胜利。”
1945年12月24日再电：“东北的情况，我不会比你们更清楚，但我对你们的部署总有些不放心，觉得是有危险性的。你们主力部署在沈阳、长春、哈尔滨三大城市周围及南满，似乎仍有争取三大城市的态势，而在东满、北满、西满的许多战略要地……并无坚强部队和有工作能力的党的领导机关去建立可靠的根据地。你们屁股坐在大城市附近，背靠有很多土匪的乡村，如果顽军一旦控制大城市，你们在城市附近不能立足时，主力以至全局就不得不陷于被动。你们今天必须放弃争取东北大城市的任何企图……你们今天的中心任务，是建立可靠的根据地，站稳脚跟。然后依情况的允许去逐渐争取在东北的优势。”“我提议你们把屁股坐在东满、北满、西满等可靠地区，去建立根据地，而不使全局陷入被动。现到东北的主力部队和干部，必须分散部署，应以大半分到东满、北满、西满各战略要地去建立根据地，只留一小半在三大城市附近发展，并准备随时能撤走……”
不难看出，刘少奇对东北局的“摇摆不定”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急怒心态溢于言表。
一边是疲惫不堪、冻饿交加的共产党部队，一边是被美式准备武装到牙齿的国民党军队，打又打不赢，退又不愿退，加上东北局工作方针之摇摆不定，领导者争论不休，更增加了困难。长此下去，难道很多要走西路军【注27 1935年10月，红四军奉中共中央之命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过河部队称西路军，他们在极度困难的条件下孤军奋战四个月，终因敌众我寡，于1937年3月失败。】的下场么？
后来高岗反省时说：“1946年1、2月间，我打土匪回来，苏联派一个上校到宾县传达莫斯科的意见，要我们转告中央。他说现在东北有两派，一派执行毛泽东、斯大林的路线，一派反对这个路线，就像一个人骑在树枝上砍树干，自伐其木，非常愚蠢。”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只有毛泽东出来说话了。病中的毛泽东仔细研究了东北的情况和双方的意见后，于1945年12月28日亲自起草并发出《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电报指示，指出：
我党现时在东北的任务，是建立根据地，是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军事政治的根据地。
建立这种根据地的地区，现在应当确定不是在国民党已占或将占的大城市和交通干线，这是在现时条件下所作不到的。也不是在国民党占领的大城市和交通干线的附近地区内。这是因为国民党既然得了大城市和交通干线，就不会容许我们在其靠得很近的地区内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因此，建立巩固根据地的地区，是距离国民党占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和广大乡村。
在确定建立巩固根据地的地区和部署力量之后，又在我军数量上已有广大发展之后，我党在东北的工作重心是群众工作。必须使一切干部明白，国民党在东北一个时期内将强过我党，如果我们不从发动群众斗争、替群众解决问题、一切依靠群众这一点出发，并动员一切力量从事细心的群众工作，在一年之内，特别是在最近几个月的紧急时机内，打下初步的可靠的基础，那末，我们在东北就将陷于孤立，不能建立巩固根据地，不能战胜国民党的进攻，而有遭遇极大困难甚至失败的可能……
……只要我们能够将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的思想普及到一切干部和战士中去，动员一切力量，迅速从事建立根据地的伟大斗争，我们就能在东北和热河立住脚跟，并取得确定的胜利……干部中一切不经过自己艰苦奋斗、流血流汗，而依靠意外便利、侥幸取胜的心理，必须扫除干净……迅速在西满、东满、北满划分军区和军分区，将军队划分为野战军和地方军。将正规军队的相当部分，分散到各军分区去，从事发动群众，消灭土匪，建立政权，组织游击队、民兵和自卫军，以便稳固地方，配合野战军，粉碎国民党的进攻。
他还指出：我军……估计在一年内，将达四十万人以上。如此大量的脱离生产人员，专靠东北人民供给，是决不能持久的，是很危险的。因此，除集中行动负有重大作战任务的野战兵团外，一切部队和机关，必须在战斗和工作之暇从事生产。
这个指示后来被称作“一二·二八指示”。陈云、高岗、林彪等人欢欣鼓舞，马上印发，传达执行。可是彭真却批评他们“泄密”，迫使他们不得不作检讨。实际上东北局依然没有贯彻执行这个指示。
在敌人强势进攻下，东北局于1946年2月底由本溪转移到抚顺，并于1946年3月6～8日召开部分委员和党政军主要领导人参加的会议，讨论东北的形势、作战方针，以及创建根据地等问题。会上又发生激烈争吵。林枫批评林彪，说他一仗都不打，从山海关一直退到这里，是逃跑主义。林彪则说，以目前的情况看，根本就不该硬拼，而且他的每次行动都是报告请示中央的……
会下，林彪无奈地对高岗说：“这样闹下去要误大事！我看还是你找个理由回延安一趟，把这里的情况和我们的意见当面向毛主席讲一讲，请求中央派少奇同志来主持工作。你看怎么样？”
“行！”
但是，由于战事太紧张，东北局于1946年3月20日转移到梅河口，4月18日又转移到长春，高岗回延安汇报的事不了了之。
（三）血的教训
“独霸东北”问题解决后，接踵而来的是东北问题能否和平解决，是“最后一战”还是长期斗争？争论仍在继续。
虽然国共两党签订了“双十协定”，也召开了政协会议，但中国何曾有和平？东北更无和平可言。
然而，我们必须争取和平，因为这是全国人民所渴望的。于是便有了旷日持久的边谈边打，打打停停的局面，这就使得一些人对和平抱有幻想，也让一些人想在和平实现之前再唠一把，多枪一些地盘。
根据形势需要和“一二·二八指示”，中央决定，将东北人民自治军改为东北民主联军，并将部队划分为野战军和地方军，按西满、北满、东满、南满四个区域，成立了四大军区和各省的军分区。
1946年1月5日，为了配合承德保卫战，中央电示东北局：国内和平有希望，保卫热河的战斗是一招决定性的。目前阶段中并可能是最后一战……
于是，有人就盼着，打完这最后一仗，就可以实现和平了。
1946年1月10日，中共中央与国民党政府达成停战协定，双方同时颁布了13日午夜生效的停战令。
同日，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颁布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防止 军事冲突的通知》，指出：“中国人民在战胜日本侵略者之后，为建立国内和平局面所作之努力，已获得重要之结果。中国和平民主阶段即将从此开始。”
第二天，中共中央给东北局发出《关于停战后我党在满洲的政策问题的指示》指出：“停战是包括满洲在内的”，“在国军未到达满洲广大地区前，你们应速谋发展，将部队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