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了“五一施政纲领”和李鼎铭等党外人士提出的“精兵简政”等提案。
民主建政不仅体现在“三三制”，也体现在各党派真正行使权力。1942年1月，高岗率考察团到绥德、米脂等县考察工作。他与李鼎铭等民主人士和各厅局长一起对政治、经济、军事、党务等方面的工作进行了为期两个多月的深入调查研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在考察中，一方面坚持党在统战工作中的领导原则，同时又放手让党委人士大胆工作，使他们有职有权，党内外的关系非常融洽。
按照精兵简政的精神，1941年5月13日，中央决定边区中央局与西北工委合并，成立中共中央西北局，统一领导西北地区的工作，高岗任书记，林伯渠、谢觉哉、陈正人、肖劲光、王世泰、张邦英等为委员，贾拓夫、李卓然为候补委员。
西北局机关带头精简，高岗提出边区一级的机关减少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员，合署办公，紧缩上层，加强下层。从1941年12月到1944年初，边区政府系统进行了三次大精简，裁减机构百余处，缩减工作人员数千名。13 同时，建立和改革边区政府的工作制度。不仅在边区政府系统，还包括中央很西北局，根据《陕甘宁边区简政实施纲要》的要求，要减去一些不急要的政务，重新划分和审定各级政府及工作部门的职权和业务，改善领导作风，首先改善高级机关的领导作风，全力搞好生产，教育两项急要和首要任务，做到生产第一，其中又以农业为第一位；教育第二，其中又以干部教育为第一位。简政工作结合整风运动进行，涉及政策、制度、机构、人事和业务，及领导作风等一系列问题，因此在精简中既要检查思想，也要检查工作。
经过两年努力，边区机关精简机构达到了“统一、精简、效能、节约和克服官僚主义”的预期目的。精简下来的干部一部分充实到生产和县、乡第一线领导，一部分送到各级党校学习提高。
大生产运动和精兵简政使陕甘宁边区焕发出勃勃生机，人民当家作主，安居乐业，工农业及各项事业欣欣向荣，与国民党统治区内外交困，民不聊生的独裁政权，形成鲜明对照。在1944年12月召开的第二届参议会二次会议和英模会议期间，朱德、周恩来、陈毅等到会讲话，赞扬陕甘宁边区是抗战和民主运动的发源地。
3、各项事业大发展
教育事业
党中央对干部培养十分重视，早在1937年12月，毛泽东、张闻天等久发出指示，要求招收青年学生到边区来。1938年3月，中央发出《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指出：“为了担负起扩大与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彻底战胜日本帝国中央的神圣任务，强大的党组织是必要的”，“大量的、十百倍的发展党员，成为党目前迫切与严重的任务。”因此，必须打破党在发展党员中的关门主义倾向。1944年4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学习与时局》的报告，指出我党领导人民已经完成了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中国的思想准备与物质基础。为了争取更大的胜利，必须在党的干部中提倡“放下包袱，开动机器”。
西北局和边区党委认真执行党中央指示，边区党委组织部于1939年9月23日发出了“关于今后组织工作的指示信”，要求注意吸收工人与知识分子入党。12月，高岗签发了边区党委“关于吸收知识分子的指示”，要求大胆吸收各方面愿意为无产阶级关门事业奋斗到底的知识分子，并团结其他党派的进步知识分子为国家民族奋斗，按照“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方针，欢迎知识分子到边区来参加建设和为抗战服务；号召“新老干部要互相学习，工农干部与知识分子互相学习，不务虚名，不摆资格。”
同时，西北局和边区党委一直把文化教育工作当作第二件大事来抓。在1939年制定的“施政纲领”中明确规定“实行普及免费的儿童教育，以民族精神与生活知识教育儿童，造成中华民国的优秀后代”，“发展人民教育，消灭文盲，提高边区成年人民之民族意识与政治文化水平”，“尊重蒙、回民族之信仰、宗教、文化、风俗、习惯，并扶助其文化发展”。此后，又陆续制定了关于发展国防教育、新闻教育、卫生保健事业等方针政策。
根据这些政策，边区党和政府创办了党校、各种干部训练班和学校、研究会等，并在各地区建立中小学。延安保育院、保育小学收容了大批军烈属子弟和全国各地及海外来的儿童。延安中学、延安大学、民族学院、西北党校（高岗亲任校长）等一大批中高级学校及自然科学院也相继成立。到1944年，全区学校达1300余所，在校生四万余人，比1935年增加近十倍，边区成为一个“人才库”，为全国各地培养了大批人才。此外，还组织了许多识字班、夜校、冬学等，普遍建立读报组、图书馆、及各种文艺团体、文化促进会等等，使文化教育事业蓬勃发展起来。
少数民族工作
陕甘宁边区是多民族地区，高岗长期在少数民族地区工作，了解当地民俗民情，积累了不少经验。他担任边区党委书记以后，贯彻执行中央六届六中全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多次对绥蒙地区的工作作出指示。西北工委设立民族问题研究机构，十分重视培养少数民族干部。1939年春，高岗只是绥蒙负责人：“你们必须注意培养当地干部”，“要记住，不从新党员中培养大批当地干部，尤其是蒙民干部，是不能把伊盟工作做好的。” 1940年春，西北工委先后制定了《回回民族问题的提纲》和《蒙古民族问题提纲》，经中央书记处同意，发至各级党委，指导民族工作。
这期间，西北工委组织了一些大型文化活动。如建立才成吉思汗纪念堂和蒙古文化陈列馆，举行成吉思汗公祭大会；成立“蒙古文化促进会”；1940年10月，延安清真寺落成并举行典礼；成立中国回教救国会陕甘宁分会和回民文化促进会。1941年秋天，根据中央指示，由朱德和高岗发起成立“东方民族反法西斯大同盟”；10月26日，成立大会开幕，东方各国和国内的回教协会、蒙古同学会、藏族学会、彝族同学会等民族团体及18个民族的一百多位代表出席大会，选举朱德为主席，高岗当选为委员；毛泽东、朱德到会讲话，号召东方民族加强团结，共同战斗，反对法西斯。
1941年10月，成立民族学院，高岗任院长，来自七个民族的四百多名学员在这里学习。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对研究我国民族问题及培养民族干部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毛泽东在“七大“报告《论联合政府》中，对边区的少数民族工作给予充分肯定。他说，多年以来，陕甘宁边区“对待蒙回两个民族的态度是正确的，其工作是有成绩的。”
（三）整风运动和历史总结
1942年春，党中央发出整顿党风的指示，并派任弼时（中央书记处书记）指导西北局的整风运动。4月21日陕甘宁边区总学习委员会召开动员大会，任弼时作报告，要求用几个月是时间学习中央规定的有关文件，通过整风运动，统一党的思想，加强党的领导。
随着整风学习的深入，重点转入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教训，对“左”倾路线展开批判。同时，由任弼时负责，着手对陕北肃反问题进行重新审查。在此期间，中央政治局于1942年9月1日，通过了《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即九。一指示），强调党对各地区党政军民工作的统一领导，要求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同时防止和纠正党委包办政权和民众团体工作的现象。 14
西北局根据中央要求，于1942年10月19日至1943年1月14日，召开了历时88天的高级干部会议，联系本地区实际，对边区的历史进行总结。高岗代表西北局作了《边区党的历史问题检讨》的报告，回顾了边区党的历史，总结了经验教训。会议总结了陕甘宁边区几年来的工作，肯定了边区党委在1938年5月以后（即高岗任边区党委书记以后）所执行的政治路线组织路线，是于中央路线相符合的，并作出决定，纠正抗战以来边区党内存在的分散主义、闹独立性，以及把党政军民平列起来的错误观点，加强党的统一领导，反对地方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倾向与军队工作中的军阀主义倾向；确定了以发展生产，支援抗战为边区今后的基本任务。
1942年11月21、22日，毛泽东在会上讲话，说：“整个内战时期有向李立三路线的斗争，有向朱理治、郭洪涛‘左’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有向张国焘的斗争，张国焘是右倾分裂主义……向这三个路线作斗争，两个作了结论，一个还没有作结论（王明），你们现在作了一个西北的结论，是很好的。”“我们虽然是从历史中走过来的，但要从观念形态上恰当地反映历史是不容易的。经过这样多的磨折，这样多年，这次高干会才把历史搞清楚。” 15
1942年12月20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1935年陕北（包括陕甘）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认为1935年9、10月朱理治、郭洪涛所主持的“肃反”将陕北苏区和红军的创造者刘志丹、高岗张秀山、杨森等同志逮捕，并杀害了二百名以上的党政干部……不仅完全是错误的，而且是革命的罪恶。并认为，在1935年及以前陕北党内两条路线斗争中，刘志丹等同志所坚持的政治路线和立场是正确的，而朱理治、郭洪涛所执行的路线是错误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因此，中央党务委员会1935年11月间的决议除对戴、聂处分仍保留有效外，应当取消。
高岗在1954年反省时曾不无愧疚地说：“当年西北党史座谈会上，郭洪涛受到很厉害的批判都能接受，现在被人家一批就受不了啦。”
西北高干会结束后，1943年1月29日，西北局邀请边区政府和参议会常驻委员的党外人士召开座谈会，传达了高干会精神，受到与会者的一致赞扬。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先生说：“这次会议是思想上与制度的大转变，将来贯彻下去，见诸实行，才是我们的收获。”“去年共产党提出整风运动，秋后又开高干会，是把思想问题见诸实行，是一贯精神。”“以伟大的党羽全国人民携起手来，才是伟大的作风”，“希望共产党要研究党外人士的心理，真能与党外人士合作。此不但党伟大，政府也伟大了。”
毛泽东看了会议简报非常高兴，批示：“此种座谈会应每月举行一次”。
整风运动后期的审干工作中，西北局和边区党委也出现了一些扩大化偏差。高岗发现问题后，立即找人进行调查，并先后向任弼时和毛泽东反映了情况。经过调查研究，毛泽东指示，审干工作要“重调查研究，反对逼、供、信；做到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搞错了的坚决平反。中央派帅梦奇（中组部副部长）协助边区党委对错整错斗的人进行平反甄别工作；高岗作了自我批评，亲自向受冤屈的同志赔礼道歉，指示组织部门安排好他们的工作。
（四）走上辉煌
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陕甘宁边区的各项事业蓬勃发展，成为其他解放区学习的榜样，高岗的威望也随之提高，他已不是刚从内蒙回来的那个满腹怨气，对工作无从下手的骑兵司令，而是一个经过党中央、毛主席精心调教的攻击领导干部了。1943年冬，西北局召开劳动英模大会，党中央、边区和各分区的党政机关向高岗献锦旗，赞扬他是“西北星辰”、“西北灯塔”、“西北人民的救星”。
1944年5月21日至1945年4月10日，高岗参加了长达11个月的六届七中全会，并被推举为“七大”预备会议主席团成员和大会副秘书长。毛泽东在关于“七大”方针的报告中说：
过去有的同志急躁，希望革命明天就胜利。但是可惜没有胜利，一拖拖了十年。有了30万党员，几十万军队，头大了，急躁起来了，结果只剩下了一个陕北。有人说：陕北这地方不好，地瘠民贫。但是，我说，没有陕北，那就不得下地。我说陕北是两点，一个是落脚点，一个是出发点。“七大”在陕北开会，这是陕北人民的光荣。陕北已成为我们一切工作的实验区。我们的一切工作先在这里进行试验，在这里开“七大”，在这里解决历史问题。
1945年4月，高岗当选为第七届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他的政治生涯登上新的高峰，走上辉煌。
“七大”结束后，1945年6月底，高岗主持召开了历时一个多月的第二次西北地区高级干部座谈会。根据“七大”精神和党中央解决历史问题的办法，再一次对边区党的历史进行分析讨论，摆事实，讲道理，进一步统一思想，加强了团结，巩固了西北党的领导。会间，中央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