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此，陕西省的工作失去上级领导，进入最困难的时期。
5、陈家坡会议与包家寨会议
1933年8月初，高岗辗转来到照金，此时的照金处境十分险恶。
红二团南下失败，刘志丹等人生死未卜；敌人四处散布“刘志丹已被处决”的谣言，张贴悬赏捉人的不高和通缉令，并不断发动对照金的“围剿”。留在照金的干部战士人心浮动，一些人产生悲观情绪。
在这关键时刻，高岗带来省委的指示，无疑是雪中送炭。
1933年8月14日，陕甘边特委在照金根据地的陈家坡召开扩大会议，商讨整顿、壮大红军主力，以及对红军和游击队实行统一领导等问题。参加者有陕西省委代表高岗、陕甘边特委领导人。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和耀县游击队的领导人、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总司令王泰吉及其中的党员干部、红二十六军第四团的领导人及其连以上干部。高岗传达了省委关于整顿党组织和部队的指示，提出把红军和游击队集中起来，加强领导，统一指挥。但却遭到一些人的反对，认为省委已经没有了，哪还有什么省委特派员和省委指示？既然红军垮了，根据地也没有了，不如分散队伍，各自回原地区进行秘密活动；还有一部分人主张回渭北地区发展；多数同志反对这些主张，拥护省委的指示。经过激烈的争论，统一了思想，会议决定成立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统一指挥红军主力、游击队和义勇军，选举王泰吉为总指挥，高岗为政委。会议为红军确定了打小仗不打打仗，集小胜为大胜，集中红军主力部队，深入陕甘边区打击敌人，巩固扩大照金根据地的作战方针。
会后，在特委主持下，把红四团、义勇军和耀县游击队统一编为主力部队；同时组建了六支游击队，主动出击，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集中打击照金附近的地主武装和民团，夺取物资，武装自己，连连获胜；巩固、拓宽了根据地，改善了装备，锻炼并鼓舞了干部战士。1933年9月中旬，高岗奉命率主力部队一举打下旬邑县城，开仓分粮，发动群众斗争反动官僚恶霸。这是红军总指挥部成立后的第一个大胜仗，军威大震、青年农民踊跃参军，红军发展到六七百人。
1933年10月初，部队带着缴获的物资返回照金，适逢中秋佳节，军民共庆。恰在此时，刘志丹、王世泰等人从终南山脱险后辗转回到照金，更是喜上加喜！
从1933年8月以来，敌人不断对照金根据地进行“围剿”。10月，敌人又纠集四个团的兵力和附近各县民团六千余人，发动第五次“围剿”。面对强敌，红军被迫转到外线作战，来到南梁。敌人很快占领了照金根据地。
照金根据地失守后，红军向何处发展？
在红四十二师创建之初，刘志丹和高岗，张秀山等人就曾议论过：“狡兔三窟“，红军也不能只有一个根据地，除了渭北以外，还要在陕甘边和陕北创建根据地，这样，红军和游击队才有回旋之地。现在，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更加明确了。
1933年11月上旬，陕甘特委的部分成员和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在合水县包家寨召开联席会议，讨论今后的发展方向和恢复红二十六军问题。会议总结了前阶段斗争的经验教训，并作出三项决定：
（1）恢复二十六军，把陕甘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改为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师部，王泰吉任师长，高岗任政委，刘志丹任副师长兼参谋长，杨森兼师党委书记；把西北抗日义勇军、耀县游击三支队和原红四团的少年先锋队改编为红三团，王世泰任团长，李映南（后叛变）为团政委。
（2）建立陕北（以安定县为中心），陕甘边（以南梁为中心）和关中（以照金为中心）三路游击区，开劈、扩大根据地。红四十二师以南梁为中心，在三个地区机动作战，帮助开展武装斗争，逐步扩大根据地。
（3）由于照金地区邻近公路和西安市，且地域狭窄，不利于红军的发展。会议决定创建南梁根据地，并将红军的指挥机关转移到南梁。
陈家坡和包家寨两个会议，是西北革命关键时期具有战略意义的会议，对陕甘和陕北红军的发展壮大与陕甘宁根据地的建立起着重要作用，也是高岗最引以为荣的事之一。
从此，红二十六军和游击队紧密配合，在陕甘边、陕北和渭北地区展开游击战争，部队由少到多，有弱到强，粉碎了敌人多次“围剿”；南梁根据地有小到大，红四十二师兵员千余人，扩编为五个团的建制；游击队发展到1500余人；南梁根据地初具规模，相继在陕甘两省的18个县建立了革命政权和党组织。1934年11月7日，正式成立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习仲勋当选为苏维埃主席，制定并颁布了关于发展生产、开展文化教育、禁毒、放足等一系列政策法规，指导边区的各项工作，为后来陕甘宁边区建设创造了经验。
就在形势稍有好转时，1934年1月，高岗在一次战斗结束后，因侮辱妇女而受到严厉批评，并被撤销师政委职务，派到第二路游击队任政委。
1934年2月，敌人重兵“围剿”陕甘根据地，四十二师主力到外线作战，高岗率游击队坚守南梁，配合主力部队粉碎了敌人的“围剿”，同时整顿并扩大了游击队，主动寻机出击，并为主力部队补充了兵员和给养。5月，主力部队胜利返回南梁。此时，陕甘边根据地发展到东西四百公里、南北七百公里的20余县。
1934年5月28日，陕甘特委和四十二师党委在寨子湾召开会议，决定由张秀山任特委书记；成立陕甘军事委员会，刘志丹任主席，杨森任四十二师师长；鉴于高岗在坚守南梁期间所作贡献，会议决定撤销其处分，恢复其师政委的职务。
6、陕甘、陕北一片红
自从1933年7月省委遭破坏以后，陕北、陕甘地区的革命斗争就与上级党组织失去了联系。这期间，他们虽然多次派人寻找上级组织，但均无结果。同时，由于中共北方局多次遭破坏，也未派人前来过问这里的情况。
与陕甘根据地发展的同时，以安定、绥德、清涧为中心的陕北地区的革命斗争也在陕北特委（马明方特委书记）的领导下艰苦地进行着。根据1933年11月包家寨会议决定，成立第一路游击队指挥部，加强了对这一地区武装斗争的领导。但由于陕北和陕甘被敌占区隔断，且敌人统治力量较强，所以陕北的形势仍很严峻。1933年12月以后，贺晋年、谢子长、郭洪涛先后回到陕北，【注10 贺晋年于1933年春在兰州策动兵变失败后，辗转于1933年12月中旬回到安定老家参加当地的斗争。谢子长于1932年月被迫离开陕甘，到上海学习了一段后，回到北方局，先后派到吉鸿昌部队和张家口工作。1933年12月底，派回陕北人北方代表驻西北军事特派员。郭洪涛原在太原。北平工作，1934年2月回陕北，任特委组织部长。】进一步加强了特委的领导，整顿、发展了游击队，扩大了游击区。1934年7月上旬，成立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谢子长任总指挥，国洪涛任政委，贺晋年任参谋长。
1934年7月，敌人调集兵力准备“围剿”陕北游击队。谢子长和郭洪涛率陕北游击队主力来到南梁阎家洼子与红二十六军会合，共商反击敌人“围剿”，及统一陕甘、陕北两个根据地领导之大计。
1934年7月28日，在阎家洼子召开陕甘、陕北两特委和陕北红军游击队总指挥部、红四十二师党委领导人联席会议，主要议题是总结红四十二师前阶段的工作；传达上海临时中央和北方局的指示；讨论红二十六军北上，帮助陕北地区反击敌人“围剿”，以及统一两个地区党和军队领导问题。
会上，谢子长宣读了北方局给红二十六军的信，信中置红二十六军和陕甘游击队的斗争成绩于不顾，指责他们是“右倾机会主义”、“逃跑主义”、“梢林主义”、“土匪路线”等等。当时大家不知道中央有王明“左”倾路线，想不到日思夜盼，好不容易盼来的上级指示，竟是当头一盆冷水！会议又重提高岗的错误，决定再次撤销其职务，由谢子长接替四十二师政委。
这时，榆林的井岳秀部纠集各县民团共1。5万余人，向陕北根据地发动了第一次“围剿”。
尽管陕甘边的同志对北方局的指示信很想不通，但还是以革命大局为重、决定派刘志丹率红三团到陕北帮助进行反“围剿”，并送给陕北游击队许多武装、物资和经费，欢送他们回陕北。
阎家洼子会议虽然推行了王明“左倾”路线，但对陕甘、陕北两个地区的斗争仍起了积极作用，它加强了两个地区党的联系与军队的统一协调，加快了陕北根据地的发展。
1934年8月，陕北第一次反“围剿”获胜，游击队壮大、分散在16个县的陕北根据地连成一片。由于谢子长在一次战斗中不幸负伤，陕甘特委和军委决定，在他养伤期间，由张秀山接任四十二师政委。10月，中共北方局巡视员黄翰来到陕北，看到谢子长伤重，提出调刘志丹到陕北，统一领导陕甘、陕北两地军队的工作。
1935年1月31日，在白岔庙，由刘志丹和陕北特委等主持成立了红二十七军八十四师第一团，杨琪任师长，张达志任师政委；贺晋年任第一团团长，马佩助任团政委。同时成立了陕北省工农民主政府，选举马明方为主席，崔田民等为副主席。
1935年2月5日，陕甘。陕北两特委在赤源县周家圪召开联席会议，成立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统一领导二十六、二十七军和陕甘、陕北两地的其他武装力量：并决定刘志丹任军委主席，谢子长任副主席，高岗、杨森、杨琪、张秀山、张达志为委员。同时，会议决定成立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选举惠子俊任书记。2月21日，谢子长不幸去世，高岗接任西北军委副主席。
1935年4月，国民党又调集陕、甘、宁、晋四省军队共四、五万人，对陕北发动了第二次“围剿”。
当时陕北，陕甘两个根据地尚未连通，敌我力量悬殊。在紧急情况下，成立了前敌总指挥部，刘志丹任总指挥，高岗任总政委兼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政委。经过半个多月协同作战，连连获胜，5月1日，两军在白岔庙会师。至6月下旬，彻底粉碎了敌人对陕北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从此，陕甘、陕北两个根据地连成一片，在20多个县建立了苏维埃政权，游击队发展到30多个县的广大地区，数年的艰苦奋战终于迎来了陕北、陕甘一片红。
1954年，高岗反省这段斗争时说：“过去，总是不认为陕甘根据地的成就是党的领导，许多干部的创造，而是挂在自己的帐上。当时，刘志丹、谢子长他们在山里搞，各方面都不成熟，只搞了一个根据地。我提出“狡兔三窟”，搞了照金、南梁、陕北三个游击根据地，觉得关键时候恢复了党、军队和根据地，自己在这里面起了作用。这本来是集体领导和人民创造，不是你一个好汉英雄搞起来的。但自己念念不忘，我曾说：‘南有瑞金，北有照金；南有井冈山，北有桥山’。把自己估计高了，把自己的作用夸大了。”
（三）错误“肃反”和中央营救
1935年7月，敌人又调集陕甘宁晋绥五省的军队十万余人，向陕北根据地地区发动了第三次“围剿”。
在这紧急时刻，朱理治、聂鸿钧等组成的中共北方局驻西北代表团来到陕北。他们置敌人的重兵“围剿”于不顾，却以自己的同志为敌，急不可耐地先夺权，后“肃反”，几乎断送陕北红军和苏区。
1935年7月15日，朱理治、聂鸿钧在永坪镇主持召开西北工委执委扩大会议，传达北方局的五封指示信，【注11 北方局的五封信，即1934年7月13日中央驻北方代表致陕北特委的信；11月9日给红二十六军同志的信；1935年4月5日中央驻北方代表与河北省委给陕甘特委及全体同志的信；1935年5月10日机密指示。】并通过了“西北工委执委扩大会议决议案”，说什么“国民党面临全面崩溃，革命与反革命的决战时刻已经到来”，要求西北党“迅速创造一块包括陕北、陕甘、陕南、川陕（此时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已退出该苏区）的根据地”；“打通新疆、内蒙古和国际路线”；“争取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等等；要求红军“全线出击”，“夺取中心城镇”、“不让敌人践踏苏区一寸土地”；为了清除不同意见，还要求在党内开展“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斗争。
当时，刘志丹、高岗等正在前方指挥作战，没有参加会议，他们率领红军主力于7月下旬至8月中旬，消灭了绥德境内的晋军两个团，迫使晋军仓皇逃回山西；红军乘势解放了佳县、吴堡、绥德等县大片土地。然后回师延川文安驿休整，紧张地准备南线作战。
这时，朱理治河郭洪涛赶到文安驿，召开连以上干部会议，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