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高级他的这些意见，后来在全国开展了宣传学习总路线的群众运动，把原来是党内的，甚至在中央领导人范围内的意见分歧，变成了全民的大辩论。他还讲到：
为了保证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功，必须实行集体领导，反对分散主义，反对主观主义；一切主要的和重要的问题，都要先由党委讨论决定，再由政府执行。进城以来，分散主义有发展，全国有许多人，是靠无政府状态吃饭。薄一波就是这样的人。【注20《反对党内的资产阶级思想》，《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94~96页】
直到1953年11月4日，毛泽东在对中央农村工作负责同志谈话时，还充分肯定财经会议的重要意义：
总路线的问题，没有7、8月的财经会议，许多同志是没有解决的。7、8月的财经会议，主要就是解决这个问题。【注21 《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两次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116页。】
所以这些都说明，财经会议上的“批薄射刘”是在毛泽东亲手策划与指挥下进行的，而不是高岗制造的。他是毛泽东与刘少奇建国思想的第一次公开碰撞。难怪有人说，财经会议是毛泽东反刘的试探，“文化大革命”是向刘少奇发动总攻。
（六）毛泽东接见
财经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分别接见各大区的负责人。东北局被接见的是高岗和张明远。以下是毛泽东谈话的要点：【注22 以下谈话要点引自张明远回忆材料。】
关于财经会议，毛泽东说：“这次会议开的不错，大家有意见敢讲，但也有人反映，这次会有人操纵，与中央唱对台，有两个司令部。我批评了他们，这样讲不对。没有两个司令部，我虽然没有参加会议，但对情况都知道。”
谈到过渡时期总路线时说：“现在看来，全党思想是否一致，还要做工作。要有一个共同遵守的路线，行动才能保持一致。”
他重申此次会议批判资产阶级右倾思想的必要性之后，说：“东北的工作有成绩，搞得好，是因为东北的条件好，不能认为别的地区的工作差。各大区各有各的成绩和缺点，不能认为哪个好哪个不好。要互相学习。取长补短。”
接着，他又说：“有人说，现在北京有两个司令部。谭震林对我讲，中央要警惕有人反对毛主席，说现在又两个司令部，党权、政权、财权都在白区党的手上，而不在我是手上（“党权”指中央组织部，长期安子文负责；“政权”指政法委员会，由彭真负责；“财权”指财政委员会，薄一波负责，他们都是原华北局的干部），说白区党有篡权的危险。我批评了谭震林，这个说法是错误的！党内有不同意见可以提，但要注意团结。没有什么“白区党”、“苏区党”，也没有两个司令部。我们只有一个党，就是中国共产党；只有一个司令部，那就是以我为司令的司令部。”
说罢，他停顿了一下，问道：“你们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高岗说：“不会吧？”张明远没有回答。
其实，毛泽东对白区工作的同志总是不怎么放心，怀疑人家是“里红外白”，还是“外红里白”。在延安如此，建国后，在考虑接班人的问题时，更是注意这方面的问题。如今，关于“白区党”、“苏区党”的议论与他的思想不谋而合。但他认为这些流言反映了一部分军队高级干部的情绪，令他隐隐感到不安。
他明知高岗嘴巴不牢，却故意把自己的想法透露给高岗，既是试探高岗的态度，也想进一步观察军队的反映。
果然，高岗听了毛泽东的话以后，非常兴奋。离开毛泽东后，直奔陈云家去通报情况，议论一番。
高岗在反省时说：“我认为，这表明毛主席心里赞同谭震林的说法，我也赞成这些观点。这件事，我后来对一些人散布过。”
这就是高岗后来向一些高级干部散布的“白区党”，“苏区党”的谬论，并造成一定的不良影响，其实这谬论的发明权不是他，最先传播的也不是他。他不过是捡了别人的东西，加以宣扬罢了。
正是由于高岗坚信毛泽东已把刘少奇看成“最危险的人物”，所以，他对财经会议“草草收兵”很不甘心，他要乘胜追击，实现毛泽东在“八大”前解决问题的愿望。所以在财经会议以后，继续在一些高级干部中散布对刘少奇的不满，而完全没有觉察到毛泽东后来已经更弦易辙。
四、一次不寻常的会议
在不少公开发表的文章中都说到，高岗在家里召开政治局会议，并以此说明他有政治野心。
事实是怎样的呢？
1953年9月，财政上已出现了40~50亿元的赤字，怎么办？财经会议结束后不到一周，怎样政治局即召开会议讨论这个问题。高岗介绍了东北的经验，说过去东北也曾出现财政困难，后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不但克服了困难，还增加了收入。
毛泽东高兴地说：“好啊，东北的经验值得认真研究，下次会议专门讨论这个问题。我看下次就到高岗那里去开会，统统都去，我也去。”
在一片赞同声中，大家说：“谈具体事，主席就不必去了，不去了。”
几天后的一个下午，按照毛泽东的建议，包括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饶漱石等在内的几乎所有政治局委员都来高岗家开会，计委有一部分局长参加，饶漱石等讲了话。高岗没怎么讲话。
会后，由李富春代中央起草了《关于增加生产、增加收入、厉行节约。紧缩开支。平衡国家预算的紧急指示》，作为中央正式文件发到全国各地，指导开展增产节约运动。
财政工作本不属于高岗的职权范围，当时邓小平是财政部部长（财经会议后，薄一波被撤销财政部部长职务），而且根据“3。10”决定，财经工作由陈云主管。年度计划出现缺口，自然应由 邓小平和陈云负责解决。毛泽东为什么要提议到高岗家里去开会研究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而且，计委还查了具体的赤字数。对此，邓小平怎么想？
令人不解的是，在高岗家里召开如此高规格的中央会议，并且形成中央文件指导全国的工作。这种做法在党内是没有先例的，也是异乎寻常的。这件事令高岗头脑发热，也引起某些人的许多猜测。
不过在当时，大多数人都没有注意毛泽东的这个提议有什么特别的用意。直到三个多月之后，当毛泽东说高岗家“另有司令部”，而且是“一股地下水”的时候。他纵有千口，也难辨是非了。
五、南方之行
高岗的南方之行，是人们最为关心的问题之一，也是毛泽东心目中极为重视的一件“不正常”的事。
在之一节里，笔者将不厌其烦地详述高岗南行的过程，目的就是想与读者一道，随着高岗的足迹，看一看他在南方究竟干了些什么。
紧张繁忙工作，筹建计委，编制年度计划和长期计划，特别是经过1953年6月到9月一个接一个的会议之后，高岗打算休假。
陈云问他：“你打算到哪里去呀？”
“还是去大连泡泡海水澡，轻松轻松。唉！这几个月，快把人累死了！”
“我看你不如到南方去，“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去看看嘛。现在林总正在杭州，你可以随便去看看他，听听他的意见。然后再去广州转转，找些人聊聊。”
“对呀！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他立即给中央写报告，请求从1953年10月3日至11月2日，到上海、杭州、广州休假一个月，得到中央批准。
1953年10月2日晚上，他参加了关于粮食征购问题的政治局会议，会上研究决定在全国实行粮食统购统销。
1953年10月3日上午十点半，高岗带着他的小女儿和保姆来到前门火车站，随行的有秘书赵家梁、董文彬，计委办公厅主任梅行，以及高岗的卫士长等。
车快要开了，大家进入站台准备上车。忽然，罗瑞卿匆匆赶来，把高岗拉到一边，神情紧张地悄悄说：“告诉你，毛主席昨天生病了！”
“什么病？现在怎么样了？”高岗一惊，感到很意外，有些语无伦次。
“不知什么病。他突然昏倒在地上，口吐白沫，好吓人哟！现在稍稍稳定一点。”
“那，我不走了吧？”高岗还是不放心。
“你还是走吧。如果需要你回来，或者毛主席的病情有变化，我再打电话到济南站通知你。”
“那好吧，有什么情况，你马上通知我！”
高岗带着很沉重不安的心情上了南下的专列。火车开动后，他对梅行和赵家梁讲了毛主席生病的消息，明显流露出心情极为不安。直到济南，一路很少说话，也没有睡着。
火车开出不久，张鼎丞来看高岗。张鼎丞是华东局的领导人之一，正准备调到中央工作。他这次是去无锡休养，正好和高岗一路，乘坐在专列后面的一节车厢里。他作为礼节性的拜访，寒暄几句就告辞。当时高岗没心思聊天，就没有挽留，也没有告诉他毛主席生病的消息。
傍晚，专列停靠济南车站，听站长说北京没有电话，高岗才稍稍安心。
晚上11点到南京，刚住进招待所，高岗就急忙和罗瑞卿通电话，得知毛主席的病情没有打问题，这才放心。
这件事，高岗始终表现出对毛泽东的健康状况十分担心，但是，后来在揭发高岗时，有人却说高岗听说毛主席病重，“非常高兴”，“以为夺权的机会到了”……
是谁看见他“非常高兴”？又怎知他“以为夺权的机会到了”？当时只有罗瑞卿在场，而且是把高岗拉到一边悄悄说话。那么是他亲眼看到“非常高兴”，亲耳听到高岗告诉他“夺权的机会到了”吗？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人们不禁要问：罗瑞卿与高岗是什么关系？高岗既然是搞“阴谋活动”，就该“不露声色”才是。为什么对罗瑞卿却不保密？这只有一种解释，即“罗瑞卿是高岗的同伙”，而且是专门来与高岗“策划”、“乘机夺权”的。这个推论，罗瑞卿肯定反对。
那么，只能是罗瑞卿什么也没有看见，什么也没听见，所谓“非常高兴”和夺权的时机到了“之类，统统都是胡说八道，是造谣陷害。
1953年10月4日上午，高岗在招待所楼下的会议室与江苏、南京的领导干部会见，讲了中央关于实现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决定（当时正式文件尚未发下来），并就这个问题与当地领导人交换了意见。接着，参观了中山陵、无梁殿、天王府遗址、玄武湖等名胜古迹和蒋介石的总统府。当天下午去无锡，住在蠡园。
5日上午，高岗参观梅园、坐小汽轮游览太湖、登鼋头渚，在太湖湖滨小楼梨园午餐。正好肖华也在那里，下午就一起去上海。
在上海，住在高乃依路招待所。当天晚上，到当时上海最高的上海大厦屋顶观看全市夜景，晚饭后又去游“大世界“。6日上午游城隍庙，下午参加在华东俱乐部举行的舞会。晚饭后在锦江饭店，由当地领导人陈毅、谭震林等招待。饭后去华山路丁香花园看电影。7日上午去闵行参观机床厂，下午游西郊公园。翌日上午游黄浦江后，下午即去杭州。在上海期间，主要由当时上海市委秘书长王尧山陪同，梅园与什么负责人深谈，也没有什么会议。 临离开上海的那天上午，谭震林和陈丕显曾陪着高岗游黄浦江，谈了经济建设问题。
到杭州后，高岗一行住在刘庄，他始终惦记着毛泽东的身体，又打电话询问，得知毛主席已康复，才完全放下心来。
毛泽东此次“重病“，从10月3日到7日，仅仅五天时间，来得突然，去得突然。有些令人费解。他真的得了重病吗？后来有知情人士说，不知道毛泽东生病，更没听说什么“口吐白沫”的事。那么，罗瑞卿为什么专程匆匆赶来告诉高岗这样的消息呢？
到杭州不久，高岗即去看望正在杭州养病的林彪。他们上次见面是在1953年8月间，那次去的人较多，谈得也较深。他这次顺便向林彪介绍了政治局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和粮食统购统销问题的两个会议情况。
在杭州期间，他游览了名胜古迹、庙宇庵堂，参观工厂农村，也参加舞会，欣赏戏剧。这期间。李力群因公出差途径杭州住了几天；恰巧东北局农村工作部部长赵德尊也到杭州来休假，曾看望过高岗一次，并在一起吃了一顿饭。浙江省公安厅厅长王芳自始至终陪同活动。
1953年10月20日，高岗通知马洪等来杭州向他汇报在上海调查工作的情况。24日上午，马洪等一行六人来向高岗汇报。不一会儿，一位个子不高的老同志兴冲冲地跑进来，一进门，就旁若无人，很兴奋地嚷道：“高主席呀！这下可好了！组织会议可热闹啦！把盖子揭开了！”
在座者见汇报不成，都自觉地退到后边的一间小屋子去聊天，只有马洪留下陪他们。
这位老同志就是陈正人。他所说的“盖子揭开”，是指中央组织工作会议上安子文受批评，并联系到刘少奇。他说得眉飞色舞，添油加醋，也散布一些有关安子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