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就是后来被广泛流传的“桃园经验”。
当时许多工作队成员也不知道怎么搞，因此王光美的经验很受大家欢迎，很多人请她去作报告。陈伯达还特地找到刘少奇，积极提议把王光美的报告印发给各地党委和“四清”工作队作参考。
为此，刘少奇慎重考虑后，同意把“桃园经验”转发各地参考。8月19日，他向中央和毛泽东汇报此事：
王光美同志的这个报告，陈伯达同志极力主张发给各地党委和所有工作队的同志们。王光美在河北省委的记录稿上修改了两次，我也看了并修改一次，现代中央拟了一个批语，请中央审阅，如果中央同意，请中央发出。
27日，毛泽东批示：“此件先印，此次到会同志讨论一下，如果大家同意，再转发到全国去，我是同意陈伯达和少奇同志意见的。”
9月1日，王光美的这一报告作为中共中央正式文件下发全国。自此，“桃园经验”成为了全国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个样板。
但是，这份报告过分夸大了农村阶级斗争的形势，说桃园党支部“基本上不是共产党”，而“是一个反革命的两面政权”，强调采取“扎根串联”的秘密工作方式。
王光美在河北省委作了报告后，在随同刘少奇视察时，先后在山东、安徽、江苏、上海、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云南等省市区以及中央和国家机关的干部大会上作了同样的报告，还有不少地方听了录音。
“桃园经验”在全国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各地纷纷效仿。
24日，刘少奇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夺权斗争问题的指示》，并转发了《天津市委关于小站地区夺权斗争的报告》。
天津小站地区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由陈伯达主持搞的。8月4日，陈伯达给中共中央写信，送上了小站地区三个“反革命集团”的社会关系分布网，并附有三个“反革命集团头子”的历史大事记各一份。8月12日，中央转发了这封信及所附材料。9月25日，天津市委写出了《关于小站地区夺权斗争的报告》，认为：小站地区的政权是“三个反革命集团”建立的“反革命的两面政权”，他们长期“进行反革命复辟活动。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前，真理的天下还不是我们的，或者在很大程度上还不是我们的”。“三个反革命集团”“上面的根子就在区委。区、社一部分领导干部，实际就是他们的保护人”。
中共中央决定转发这个报告。刘少奇在指示中说：“小站地区的敌我矛盾，主要的在形式上是以人民内部矛盾、甚至是以党内矛盾出现的，这就迷惑了一些人，并且长期得不到解决”，“凡是被敌人操纵或篡夺了领导权的地方，都必须进行夺权的斗争，否则，要犯严重的错误”，“在下决心进行夺权斗争之前，必须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才能确定领导权是否在敌人手里，才能确定这个地方的领导核心是否已经变质，才能决定是否应当进行夺权斗争。”
顿时，本已出现的“夺权”风潮，不仅仅把广大的基层干部一脚踢开，而且作为了斗争对象，使“夺权”运动再起新高。
可见，在这一时期，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继续向“左”的方向发展，尤其批发了“桃园经验”和“小站夺权斗争经验”两个报告并在全国推广，刘少奇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在毛泽东向“左”滑的同时，刘少奇也控制不住自己，开始向“左”滑。
但是，紧接着毛泽东、刘少奇之间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性质问题就发生了根本的分歧，而且明朗化、公开化。
刘少奇更没有料到，不久他就受到了毛泽东的严厉批评。
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工作会议，主要讨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但会议中期，出现了变化，使这次会议成为了长达一个月的中央政治局工作会议。
15日，刘少奇在会上作主要发言，传达会议的议程，并提出了前一阶段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出现的问题，要求与会者讨论，“交换一下意见，交换一下经验”。16日至19日，连续4天召开了全体会议，对刘少奇提出的一系列问题进行讨论：在农村中如何划分阶级、如何进行整党、领导干部如何下去蹲点、工厂干部的民主选举等。会议决定，由陈伯达主持起草一个会议纪要，作为下一阶段运动的指导文件。
但是，接下来的会议上，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发生了严重的分歧，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当时社会主要矛盾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性质；二是运动的搞法。
在一次中央常委会上，毛泽东说：“四清”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
刘少奇说：各种矛盾交叉在一起很复杂，还是有什么矛盾就解决什么矛盾好。
毛泽东很不满：我们这个党至少有两派，一个社会主义派，一个资本主义派。
20日，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首先讨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性质和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
刘少奇认为，当前农村的主要矛盾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运动的性质是“人民内部矛盾跟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
毛泽东当时并没有反对，但却在谈话中明显表示了不同的意见。
会议一开始，刘少奇就说：要讨论一下主要矛盾的提法。
毛泽东说：“不管怎么提，主要是整当权派。”
刘少奇说：陶铸同志提出，当前农村的主要矛盾是富裕农民阶层跟广大群众、贫下中农的矛盾，是这样提，还是说原来的地富反坏跟蜕化变质的有严重错误的坏干部结合起来跟群众的矛盾？
毛泽东说：地富反坏是后台老板，四不清干部是当权派。地富反坏那些人已经搞臭过一次了，所以不要管下层，就是要发动群众整我们这个党，先搞豺狼，后搞狐狸，这就抓到了问题。
刘少奇说：主要矛盾就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
陶铸表示赞成。
毛泽东却说：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就是要搞大的，大的倒了，狐狸慢慢清。群众就怕搞不了大的。
刘少奇仍然坚持：“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是主要的，运动的性质就是人民内部矛盾跟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
毛泽东马上反问：“什么性质？反社会主义就行了，还有什么性质？”
同时，毛泽东对刘少奇强调的秘密扎根串联、大兵团作战、不依靠干部等做法表示了不同意见。
毛泽东说：“不可搞得打击面太宽了”，要“把那些几十块钱、一百块钱、一百几十块钱的大多数四不清干部先解放”，“我提这个问题有点‘右’。我就是怕搞得太多了，搞出那么多地主、富农、国民党、反革命、和平演变，划成百分之十几二十，如果二十，七亿人口就是一亿四，那恐怕会要发生一个‘左’的潮流。结果树敌太多，最后不利于人民。”
此后，刘少奇就没有再公开坚持自己的意见。
23日，陈伯达写出会议纪要第一稿，共16条，后又修改为17条。24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这个文件。毛泽东批示：“照办”、“照发”。12月28日，彭真批发了中央811号文件，印发了《十七条》。
《十七条》中，已经把刘少奇所主张的运动的性质和主要矛盾的问题作为了反面受到批评，规定运动的性质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今后城乡社教运动一律简称“四清”，提法上改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规定3年内搞完1／3的地区，7年内全国搞完。
纪要说：运动的性质，有“几种提法：1．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2．党内外矛盾的交叉，或者是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3．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后一种提法较适当，既概括了问题的性质。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刘少奇在会上对“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提法表示不同意：个别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有，说“派”就太多了。
毛泽东开始把党内出修正主义的担心集中到刘少奇身上。
后来，毛泽东接二连三地批评了刘少奇，以至于在后来的《二十三条》中，加重了对刘少奇观点的批评。
12月26日，毛泽东的生日。
毛泽东邀请了部分中央领导同志、各大区主要负责人及少数部长、劳动模范、科学家，在人民大会堂过生日。客人的名单是他亲自审定的。
对客人入座的次序，毛泽东特意作了安排。
钱学森、陈永贵、董加耕、邢燕子等劳模和科学家，同毛泽东坐一桌；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其他领导人被安排在别的桌子上。
席间，毛泽东说：今天我没有叫我的子女们来，因为他们对革命没有做什么工作。
参加这次生日宴会的薄一波后来回忆说：
（毛泽东）随后就陆续批评社教运动中的一些错误认识和提法，说什么四清四不清，党内外矛盾交叉？这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指责中央有的机关搞“独立王国”；还谈到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危险。席间鸦雀无声。
这是一个警告，也是一个信号。
28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
他是手持两本书到会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罗瑞卿、陈毅、谢富治等人发言后，毛泽东接着再次提出了运动的性质问题，实际上对刘少奇的观点进行了批评。
毛泽东说：
性质问题，这么规定可不可以？有三种提法，是前两种提法较好，还是第三种提法较好？恐怕还是第三种提法较好。我们政治局常委是谈过的，与地方一些同志也商量过，认为还是第三种较好。因为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名称就叫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而不是“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运动，也不是叫党内外矛盾的交叉，或者是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运动。所以，提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较好。1962年，北京一个月，北戴河一个月，搞出一个公报，就是讲要搞阶级斗争，要搞社会主义，不要搞那个资本主义。
在会议快结束时，毛泽东拿出了那两本书，发表了一番措辞十分严厉的话：
请你们回去找党章看一下，宪法第三章也看一下，那是讲民主自由的。有一本书，叫《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第100页到104页，你们去看一看。不要犯法呀，自己通过的，又不遵守。又有一本书，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章的第一条，这个条文叫第85条，中间讲道，“在法律上人人平等”，然后第87条讲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我们这些人算不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如果算的话，那么有没有言论自由？准不准许我们同你们讲几句话？有没有出版自由？……还有结社。现在我们要结社，就是要把那些四不清太严重的人弄出去，要结一个共产党，要把支部整顿好，把各级党委整顿好。这叫结社。
毛泽东这一番话，登时让大家感觉到如坠五里云雾中，真像一个“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毛泽东说这番话是有起因的：这次会议召开前，邓小平觉得这是一次一般性质的会议，曾经向毛泽东建议说，如果事情忙，可以不参加会议；会议期间，有一次毛泽东在刘少奇讲话时插了话，刘少奇不知道毛泽东要作长篇讲话，毛泽东只讲了个开头就被刘少奇打断了。
毛泽东自然有些窝火。
正如毛泽东所说的，《宪法》是自己通过的，又不遵守。在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也拿起过《宪法》：是谁罢免了我的国家主席？
12月30日，毛泽东将《十七条》中关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一段话作了修改：“这些当权派有在幕前、有在幕后的”，“在幕后的，有在下面的，有在上面的”，“在下面的，有已经划了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也有漏划了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
毛泽东在修改稿上批示说：“照改的（第二面倒数三行）文字，重印。请少奇同志阅后交机要室办。这是伯达同志建议的，我同意。如你也同意，则请交办。”第二天，经刘少奇同意，中央办公厅发出了814号文件，通知停止执行中央811号文件，这个文件“中央尚在修改中，请停止下发，并自行销毁。”
当天，刘少奇主持最高国务会议并讲了话。毛泽东的批评，使他不得不在会议上表态赞成毛泽东的意见。
但是，毛泽东对刘少奇的批评仍然没有结束。
1965年1月3日，刘少奇在三届人大上当选国家主席，这是他的连任。
就在当天晚上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再次不点名地批评了刘少奇。
毛泽东说：
集中了一万五千人，搞一个小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