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一下子就领会了蒙哥马利这个问题的实质性涵义。
他说：
我知道你的意思，你是问过几十年后中国是否会侵略和向外扩张？正如你们英国人曾经压迫过我们一样，是否我们会转过来压迫英国或其他国家的人民？我们从历史的经验，从其他国家的情形得出结论：凡是压迫别国人民的民族，它自己就不会有自由，也得不到好的结果，我们不但不会压迫英国人，就是对一些小国，对我们的邻国，比如缅甸、泰国、柬埔寨、尼泊尔、印度等，我们都要在互利的条件下，互相尊重主权，根据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发展友好关系。我们现在如此，将来也如此，并教育我们的后代永不侵略和压迫别的国家。我们只在自己的这块土地上把自己的生活过好。
刘少奇所讲的，虽然涉及到的是中国将来的外交政策问题，但是，要保证这个政策长期地、一贯地切实执行，就必须有遵循这一方针政策的接班人。
而这个问题，也是蒙哥马利所关心的。同时，他更关心的是中国现在的接班人，也就是毛泽东的接班人。
实际上，这个问题早就定了。
早在1956年中共八大召开前，修改党章和党内酝酿中央领导机构和领导人选时，就提议中央委员会设主席一人、副主席一人，拟由毛泽东任主席、刘少奇任副主席。刘少奇不同意只由他一人任副主席的方案，提议多设几个副主席。中共中央领导经慎重考虑采纳了他的建议，在党章中明确“选举中央委员会主席一人，副主席若干人和总书记一人”。
1957年11月2日—21日，毛泽东率中国代表团访问苏联，出席12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及64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并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典。
在中共八大召开前夕，毛泽东提出不再担任下一届国家主席、到适当时候不当党的主席。因此，在八大通过的新党章中增加了新的条款：“中央委员会认为有必要的时候，可以设立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
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的秘密报告全盘否定斯大林后，不仅没有得到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反而引起了中国共产党的强烈反应。赫鲁晓夫非常关注在毛泽东之后，谁是接班人的问题。
在一次宴会上，赫鲁晓夫私下里问毛泽东：“听说你不当国家主席了？那谁会是你的接班人？”
毛泽东用浓重的湖南话说：“是的，我不管了。但是，我们有很多同志，可以担当领导责任。第一是刘少奇，这个人原则性很强，在我们党内很有威信；朱老总年纪大了，但威望很高；邓小平、周恩来都比我强，什么矛盾都能解决，有缺点勇于当众作自我批评。这些人中，刘少奇是第一个。”
1961年9月24日，在同刘少奇会见的第三天，蒙哥马利直率地向毛泽东提出了这一个问题。而这个问题，也是他来中国作了调查之后才提出的。
蒙哥马利在1960年曾经访问中国，并约定，次年还要再来中国。元帅践言履诺，1961年再次访华。
在周恩来等人的安排下，蒙哥马利参观了许多地方。在包头和太原，他都用不引人注意的方式，分别在不同场合随意地向农民、工人、知识分子突然提问：“你最拥护谁？你最听谁的指挥？”被问者都毫不犹豫地回答：“毛主席。”
在延安，蒙哥马利参观了一所医院，就同陪同的熊向晖开了一个小玩笑：听说中医、中药很神奇，你们应该鼓励中医为毛主席发明一种长生不老的药，中国需要他，中国人民离不开他。
后来，在西安和三门峡，蒙哥马利就换了一种提问方式：“除了毛主席以外，你最拥护谁？你最听谁的指挥？”回答的人有些犹豫，答案就不一致了。
在洛阳，蒙哥马利同熊向晖闲谈时说：中国古代的帝王很聪明，在位的时候就确定了继承人，虽然有的不成功，但多数是成功的，这就可以保持稳定。以前英国常为争夺王位而打仗，后来平静了，因为有了王位继承法，也许是从中国学来的。现在许多国家的政治领袖不像中国古代帝王那样聪明，没有远见，没有足够的勇气和权威确定自己的继承人，这是不幸的。
在郑州，他又对熊向晖说：斯大林是一位很有权威的政治领袖，但也缺少远见，生前没有明确提出自己的继承人，死后出现了“三驾马车”，局势很乱，贝利亚被杀掉，结果只会用皮鞋敲桌子的赫鲁晓夫取得权力，他的统治是不会长久的。
蒙哥马利作了调查，又同熊向晖谈这些涉及到接班人问题，很明显，是在调查中国继毛泽东之后，谁会是接班人？
蒙哥马利称之为“战略性调查”。
这一情况，陪同蒙哥马利参观的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熊向晖向周恩来作了汇报。
周恩来听了这一情况，不知出于什么考虑，本来没有刘少奇同蒙哥马利会见的活动，他就临时和刘少奇商量。
因为周恩来作为党内高层领导人，对接班人的问题很早就有所认识。是否安排刘少奇同蒙哥马利会见，就是想让蒙哥马利看一看：毛泽东的接班人，就是刘少奇。让蒙哥马利有一个感性的认识？
是否出于这种考虑，我们不得而知。
22日下午，刘少奇就会见了蒙哥马利。
9月23日，熊向晖同浦寿昌到武汉向毛泽东汇报。
“蒙哥马利在猜测谁是主席的继承人。”熊向晖向毛泽东详细汇报了蒙哥马利参观访问的情况后说。
“继承人？这个用英语怎么说？”毛泽东问。“Successor”熊向晖答。
“这个词我认识，意思是成功，怎么加上‘or’就变成了继承者了？”毛泽东饶有兴味地沉吟，“继承人？这个名词不好，我一没有土地，二没有财产，继承我什么呀？这是资产阶级的用法，无产阶级只有思想理论、路线政策，没有什么继承，‘红领巾’唱歌：‘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所以叫‘接班人’更好。”
毛泽东说：“这个元帅过去打仗很勇敢，打败了隆美尔。这次在北京也很勇敢，讲了三原则。谁是我的继承人，为什么他不敢问呀？是不是也像中国人那样怕犯忌讳？”
熊向晖说：可能是。
毛泽东说：“你讲他是来搞战略观察的。我看，他对我们的观察不敏锐。这也难怪，他是英国元帅，又是子爵，不是共产党，对共产党的事情不那么清楚。共产党没有王位继承法，但也并非不如中国古代皇帝那样聪明。斯大林是立了继承人的，就是马林科夫。不过呢，他立得太晚了。蒙哥马利讲的也有点道理，斯大林生前没有公开宣布他的继承人，也没有写遗嘱，没有明确，这就乱了。马林科夫是个秀才，水平不高，1953年斯大林呜呼哀哉，秀才顶不住，于是乎只好来个‘三驾马车’。其实，不是‘三驾马车’，而是‘三马驾车’，无人拉缰，肯定要乱。我们不同，比斯大林有远见。在延安，我们就注意这个问题，在七大就已经明确了，到八大就大张旗鼓地宣传，民主党派、兄弟党都参加，完完全全、自始至终公开，毫无秘密。八大新党章中有一条：必要时中央委员会设名誉主席一人。为什么要有这一条呀？必要时，谁来当名誉主席呀？就是鄙人。鄙人当名誉主席，谁来当主席呀？美国总统出缺，副总统当总统。我们一共有5个中央副主席，排头的是谁呀？是刘少奇。我们不叫第一副主席，刘少奇实际上就是第一副主席，主持一线工作。刘少奇不是马林科夫。前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改名换姓了，不再姓毛名泽东，换成姓刘名少奇，这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出来的。在此之前，两个主席都姓毛，现在，一个姓毛，一个姓刘。过一段时间，两个主席都姓刘。要是马克思不请我，我就当那个名誉主席。谁是我的继承人？何须战略观察！这里头没有铁幕，没有竹幕，只隔一层纸，是乡下糊窗子的那种薄薄的纸，一捅就破。这位元帅是好意，我要告诉他，我随时准备见马克思。没有我，中国照样前进，地球照样转。”
第二天，蒙哥马利到武汉东湖会见毛泽东，从晚上6点半谈到9点半仍未谈完。但是，这一次蒙哥马利没有问毛泽东，毛泽东也没有主动说“接班人”的问题。由于毛泽东第二天另有安排，蒙哥马利说明晚再谈时，毛泽东说：“明晚我到别处去了。”自始至终没有涉及到“接班人”问题。
但是，毛泽东改变了主意，决定当天下午再同蒙哥马利谈一次，并共进午餐。
转机来了。毛泽东可能想当面向蒙哥马利谈清楚自己的“接班人”问题，让这位元帅把这层“窗户纸”捅破。第三天下午，蒙哥马利又见毛泽东。
毛泽东说：“元帅，你是特殊人物，你身体很好。可以活到100岁。我只有一个五年计划，再过5年就见马克思了。”
蒙哥马利说：“马克思可以等一等。这里更需要你。”
毛泽东笑了：“中国有句俗话，‘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我再过5年就满73了……”
“我访问了许多国家，很多领导人不愿谈自己的继承人……”蒙哥马利犹豫一下，借机提出了自己的问题：“主席是否现在已经明确，你的继承人是谁？”
“很明确，早就定了，是刘少奇。他是我们党的第一副主席，是我的接班人。我死后，就是他。”毛泽东大手一挥，毫不犹豫地说。
“刘少奇之后呢？是周恩来吗？”
“刘少奇之后的事我不管。”毛泽东吸一口烟，悠然道。
毛泽东选定了“接班人”。而在“接班人”刘少奇面前，国民经济的形势已经认识得很清楚：严重困难。
然而，作为毛泽东选定的接班人，刘少奇怎样去解决面临的困难？
“接班人”怎样对待调整？刘少奇开始主持中共中央工作，与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人通力合作，励精图治，开始了扭转困难局势的历程。
刘少奇也开始了他建国以来最为辉煌的治国历程。
八方诸侯会京城，刘少奇一语惊梦（1）
八方诸侯会京城，刘少奇一语惊梦：“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现在是“非常时期”，要揭底，要对困难估计够、估计透，“还它个本来面目”
冬日的北京，寒风刺骨；长安街上，人来车往；天安门在皑皑白雪中伫立，人民大会堂里却是已经有了融融的暖意。
1962年1月27日上午，人民大会堂中央大礼堂，从扩音器里传出了刘少奇那特有的铿锵有力的话语：
同志们：
我代表中央向这次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提出了一个书面报告。现在，在这个书面报告的基础上，我再讲几个问题……
这是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从会议的规模、参加的人数，都超过了历次党的中央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人，包括中央负责人、各中央局负责人、各省、地、县、各大中型国有企业的负责人，扩大到7118人。因此，这次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也被称为“七千人大会”。
为什么要召开一次这样规模空前的大会？
各路诸侯，一方水土的“父母官”，都希望听一听中央的声音，更希望听一听毛主席的声音。
形势的确困难啊！“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经过一年多的调整，到1961年底，国民经济尤其是农村形势已经开始好转，工业滑坡也已停止。但是，国民经济仍然处在困难境地：长期以来的“打破平衡”，“大跃进”，使各条战线发展很不平衡，城市供应紧张的局势仍很严峻。同时，由于党内各级领导干部对形势的认识还不统一，对国民经济调整的战略转变准备不充分，对其重要性和必要性、严重性、紧迫性认识不足，很多地区和部门仍然徘徊观望，影响了调整政策的贯彻执行。
虽然中央下了决心，但全党的决心还没有最后下，还没有使全党统一思想，全力投入到调整中来。
因此，中共中央采取了一系列的举措。
1961年11月5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了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
他在会议上宣布说：根据毛主席和常委的意见，即将召开的扩大会议要总结“大跃进”的经验教训，统一全党思想，以便集中力量做好调整工作。政治局要为这次会议准备一个报告。
1961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了一次工作会议，为即将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作准备。
12月11日，邓小平作国内形势的报告。
在邓小平作报告时，刘少奇插话说：
这个时期的缺点错误，责任是谁的？第一，中央负责；第二，省市负责；第三，省市以下也有责任。各有各的账，大家来检查一下，回到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的方针上来。不说老实话，或者虚假浮夸，故意多报，故意少报，这种事情作为党的纪律也要定一下，以前的就算了，以后如果再搞这种事情，要开除党籍，或者至少要受纪律处分。
刘少奇还说：1959年庐山会议是个关键。那个时候搞调整就好了。庐山会议前半段是搞调整的，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