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随着平津的解放，随着全国范围内的胜利进军，胜利的曙光就在眼前。中国共产党人怎样面对这样一个胜利，怎样保持昂扬的斗志，成为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3月25日，他们抵达北平，受到北平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在嘹亮的军号声中，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乘敞篷吉普车检阅了人民解放军部队，向为中国革命取得最终胜利的解放军指战员庄严敬礼致意。
“考试”，不仅仅是思想作风方面，更重要的是在治国方面必须考出一个好成绩……
资本家 吃了个“定心丸”（1）
“四面八方”，刘少奇给资本家“交底”“劳资两利”，资本家 吃了个“定心丸”
北平，旧刑部街32号，一座老四合院，不断传出欢快的笑声。原来，刘少奇在王光美陪同下来看望从未谋面的岳父母。
刘少奇坐下后，顺手点了一支“前门”烟，转身问王光英天津的情况。王光英只知道现在还在打仗，立即很自信地向刘少奇建议，天津有哪些工厂可以做军装，哪些工厂可以生产手榴弹，哪些工厂可以制造装甲车，工厂设备稍加改造就可以生产武器装备，支援解放军南下作战。
刘少奇听着听着就笑了。他告诉王光英：“仗不会打很久了，全国很快就会解放。现在考虑的着重点是和平时期的经济建设问题，比如说，城市如何搞，生产怎样恢复和发展……”
王光英恍然大悟。刘少奇接着就问王光英对国家建设有什么好的建议和意见，都可以放开谈，尽管提出来。王光英心直口快，把对经济建设的一些看法都告诉了刘少奇：天津工商界由于不了解共产党的政策，有的听信了反动宣传，害怕收买和没收，还要挨斗，人人自危，没有心思搞生产，更谈不上发展生产了；还有些人甚至把资金抽走了。整个天津市场混乱，物价上涨，原料匮乏，生产停顿，工人失业，形势不容乐观。
刘少奇听到这些，眉头紧皱：“你回去要多联系天津工商界，做他们的思想工作，宣传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希望你能努力。”
解放后的天津亟待恢复工商业的正常生产秩序，然而天津的解放是通过战争的形式而不是北平的和平解放形式，工人中有极大的“左”的情绪，党员干部也对私营工商业的政策没有明确的认识，出现了许多次工人自发的清算行动。当时天津资本家有“三怕”：一怕清算，二怕共产党只顾工人利益，三怕管不了工人，无法生产。作为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的支柱、在国营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国营工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成分只有34。7％，私营工商业仍然占有很大比重。因此，要谈到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肯定离不开私营企业。
但是，资本家们对共产党的政策并不了解，有顾虑，有疑惑。而在接收城市的过程中，党的部分工作人员流露出来的“左”的情绪和做法，也助长了资本家的彷徨和惊慌。因此，恢复和发展生产，首先面临的是如何做好团结和争取民族资产阶级的工作，而且，这一问题的解决愈来愈迫切。
华北局第一书记薄一波不断向中央报告平津的情况。几十年后，薄一波在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说：
“关于这一点，我有切身体会。在参加接收平、津工作后不久，我给中央写了一个《平、津财经情况报告》，列举了两市财经方面的困难。当时，两市每月要补贴15亿元人民币（旧币）。由于工厂不开工，天津有上百万人口生活无着落，北平更多。我报告说：‘所有城市的中心问题，就是如何有步骤地有计划地妥善地复工，这一问题得到解决，则万事皆通。否则，一切均谈不到。’4月份，我又向毛主席写了一个报告，详细列举了平、津工业生产中的问题，除了城乡交换阻隔、外贸断绝、原料匮乏、产品滞销、通货膨胀外，工作中没有处理好公私、劳资等关系，也是存在的突出问题。‘工人、店员误认为我们允许分厂、分店，进行清算斗争。天津解放一个月，曾发生53次清算斗争。’‘资本家脑子里有三怕：一怕清算，二怕共产党只管工人利益，三怕以后工人管不住，无法生产。’因此，他们抱着消极等待、观望的态度，甚至跑去香港。据天津统计，当时私营企业开工的不足30％。”
中共中央对此高度重视。1949年4月上旬，刘少奇受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委托，去天津指导城市工作。
斗转星移，还是清朝末代“太上皇”慈禧太后的专车，依然行使在北平到天津的铁路线上。不过，乘坐它的人已经换成了中国共产党人——刘少奇。
刘少奇一行于4月10日抵达天津，前来迎接的是党内闻名的“三皇治世”：黄克诚、黄敬、黄火青。他们面对天津经济迟迟得不到恢复，更谈不上进一步的发展，真是一脑门子“官司”。
第二天下午，刘少奇听取黄克诚、黄敬的工作汇报，当听到不少来自农村的干部不适应城市工作时，马上指出：要尽快教育我们的干部适应环境，学会管理城市，否则就误事了。接收只是城市工作的开始，今后的任务是如何管理好城市并将城市的生产恢复、发展起来，把消费城市变为生产城市，人民政权才能巩固；不但要恢复城乡贸易关系而且要有所改进；私营工厂劳资双方不能激烈斗争，今后还不是你死我活的斗争问题。
黄敬说：“眼下，一些工厂劳资关系紧张，资方财产被冻结或分掉，而闻名的干部多是站在工人一边；再加上工人纷纷要求资本家增加工资、分红利等，使工厂在资金和管理上出现问题，维持生产都有困难，复工复业也成问题，更谈不上发展生产了。”
刘少奇果决地说：“这不行，这是‘左’的行为，是自杀政策，根据今天中国情况，劳资双方不能斗争太激烈，劳资双方今后还不是你死我活的斗争问题。今天工作组乱解决问题，等于农村乱打乱杀，同样地违反政策，而且乱得很快，我们要抓紧纠正。”
当场，刘少奇和黄克诚、黄敬商定：由军管会成立调解劳资纠纷的劳动局，资本家可以直接到军管会反映意见，并安排党的基层干部到工会中做工人的工作。
刘少奇明确说，天津市的党员干部思想上还存在着对民族资产阶级的不正确的认识，在即将开始的恢复和发展城市中的生产事业中，民族资产阶级不是斗争对象，一般地是团结的对象，争取的对象。对民族资产阶级也有斗争，但重点是在团结上，如果把民族资产阶级作为斗争对象，就会犯路线的错误。对民族资本家要既联合又斗争，二者以联合为重点，“今天重点是团结。”
由于长期以来形成的斗争哲学和思维模式，在革命即将取得胜利的时期，可能由于失去了斗争对象，就寻找一个斗争对象。帝国主义被赶出中国了，没有了挂着外国国旗的军舰、租界；国民党政治统治垮了，大买办、大官僚资本被人民政府没收了，在人们心目中剥削阶级、压迫阶级的形象：工厂、洋房、汽车、西服革履……
人们就盯准了“大肚皮”的资本家作为斗争对象，像农村分田地一样，要分工厂、汽车、洋房、机器，或者提出过高的工资要求，或者在报纸上只说资本家的坏，不说他们的好。在这样的氛围下，党员干部、工人群众都不敢接触资本家，担心被认为是立场不稳。
“有些同志不知不觉地把天津资本家当作主要斗争对象了！”刘少奇对此发表看法说，把资本家当作主要斗争对象，这是不对的。现在有的报纸，在宣传上对民族资产阶级不重视，重点不是团结而是打击，这是不妥当的。不但不斗争，而且是争取对象、团结对象。
“重点是联合，还要联合多少年呢？不是短期的，而是相当长期的。在中国的条件下，有些资本家将来还可以同我们一起走入社会主义”，刘少奇向党员干部们提出要求说，“我们一定要熟悉资本家，不熟悉资本家不行。怕见资本家，是我们山上下来的情绪，而不是工人阶级的情绪。工人阶级最了解资本家。我们党员不熟悉资本家，怎能代表无产阶级？对资本家的意见不能不听，但也不可尽听。”
在刘少奇天津市视察的同时，在北平，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派出的国民党谈判代表团正在同中共代表团进行谈判。
毛泽东、周恩来不断同国民党代表团成员谈话，使他们了解中共对和谈的诚意。
毛泽东此时有一种胜利者的轻松，国民党已经无力回天，胜利必然是共产党人的。他在同国民党谈判代表团成员刘斐、黄绍■谈完话后留二人吃饭。
席间，谈及个人的爱好，刘斐趁机问毛泽东：“您会打麻将吗？”
毛泽东笑答：“晓得些，晓得些。”
刘斐紧追不舍：“您爱打清一色呢，还是喜欢打平和？”
毛泽东禁不住失笑：“平和、平和，只要和了就行了。”
毛泽东对革命取得胜利是非常有信心的。但对和平谈判，他也作了充分的准备，并且对谈判破裂更作了充分准备。国共和谈终因国民党南京政府拒绝接受国共谈判代表团达成的《国内和平协定》而告失败，休整了一段时间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迅速突破了国民党的最后一道天然防线——长江，于1949年4月23日占领国民党统治中心——南京。
中国人民解放军以胜利之师，携胜利之势，摧枯拉朽，继续向东南、华南、西南进军，解放了杭州、上海、武汉、南昌等大中城市；与此同时，华北地区发动了对国民党残余部队的进攻，接连解放太原、大同、安阳、新乡等城市。
城市解放了，中国共产党人所面临的一个新的任务就是管理城市、恢复城市的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但是，怎样面对？没有一个标准，没有一个定论。
正在天津市视察的刘少奇正是承担了这样一个任务，为全党解决面对的城市管理和生产生活秩序的恢复与发展问题，为新解放城市提供借鉴和经验。
毛泽东也同时认识到了这一个问题。1949年4月，同刘少奇在天津市视察一样，毛泽东也邀来了上海市商业界的代表谈话。
有人问：“共产党的经济方针是什么？”
毛泽东毫不犹豫地说：“唯利是图。”
“共产党也唯利是图？”有人迷惑不解。
毛泽东肯定地说：“是的，不过有点区别，我们是唯人民的利益是图，而不是唯个人的利益是图。”
“你们一讲资本家，剥削者，我们就浑身发抖。”来自上海的资本家不无忧虑，因此，他们自称“产业界”。
毛泽东说：“你们产业界是新中国四个朋友之一，我们是联合你们的，四个朋友缺一不可。”
“那么产业界的位置摆在哪里呢？报纸上只说工人如何好，一点坏处也没有；资本家如何坏，一点好处也没有。我们在报纸中的地位太不清楚了，而且是危险的。”有人提出了疑问。
“讲革命，当然是无产阶级第一，他们无所顾忌，坚决斗争，农民也不错。但在城市里讲生产，还是你们第一。”毛泽东肯定了资本家对城市生产生活的重要性，要摆在第一位。
就在这次谈话前后，毛泽东提出了“四面八方”的城市经济工作政策，即“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十六字方针。四面，即公私关系，劳资关系，城乡关系，内外关系；八方，即公私两方、劳资两方、城乡两方、内外两方，要“从四面八方努力，四面八方照顾到，实现发展生产。”
刘少奇对这一思想非常重视，并在天津视察期间作了进一步的阐释和发挥。
因此，刘少奇在各种会议上多次强调和阐发“四面八方”政策。他认为，毛泽东的这一概括是最合适不过了。
刘少奇要求军管会提出一个规定，以处理劳资关系问题。他提出了八个方面的内容：所有公私工厂尽可能保证工人解放前的生活水准；提高工人生活水准目前暂时不可能，将来一定能提高；一切公私工厂必须开工，努力生产，不得怠工；私营企业主，因生产需要，可以雇请或辞退工人；雇主必须正当地使用和管理工人，不准打骂和虐待工人，但工人必须遵守厂规，不得不听指挥；工人开会或搞其他活动，必须在工作时间以外进行，不得占用工作时间。在工作时间以外进行活动，资方不得干涉；每个工厂需要专门做工会工作的人，可以脱离生产；工人对厂方提出的要求条件，应交工会加以研究分析，由工会向厂方交涉。一切劳资纠纷都由总工会集中审查解决。一句话，不能因为眼前的利益妨碍了长远的利益。
黄敬称之为：“不要吃母鸡，要慢慢吃鸡蛋。”
不管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总之，“母鸡”不能杀来吃，“鸡蛋”也还要“慢慢吃”。
“吃鸡蛋”，也要大家来吃，当然包括资本家。
刘少奇感觉到，必须给资本家“交底”，给他们吃一颗“定心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