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区发起攻势。14 日，在忠堡以东全歼第41 师师部和第121 旅。8 月3 日，在
板栗园全歼第85 师师部另2 个团又1 个营。至此，粉碎了敌军的“围剿”。湘鄂
川黔苏区反“围剿”，钳制了湘鄂两省的大量国民党军， 有力地支援了中央红49
军的长征。
陕甘苏区反“围剿”
1934 年2 月，敌对陕甘苏区发动第一次“围剿”。陕甘红26 军第42 师，
转至外线打击敌人，经三道川、西华池等30 余次战斗，歼敌3000 余人，粉碎了
敌人的“围剿”。3 月，敌对陕北苏区发动了第一次“围剿”。陕北游击队广泛开
展游击战，后又会同陕甘红42 师，经与敌多次战斗，至8 月底打破了“围剿”。
从1934 年10 月起，蒋介石调集4 万余兵力，准备对陕北苏区发动第二次“围剿”。
1935 年4 月，敌全面发起进攻。红军在刘志丹、高岗的领导下，经两个多月作战，
歼敌3000 人，粉碎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陕甘边和陕北苏区连成一片。
敌第二次“围剿”失败后，蒋介石又调集10 万余兵力，于1935 年7 月，组
织第三次“围剿”。8 月，红26、红27 军和陕北游击队，在吴堡县歼敌1 个多团。
9 月中旬，红26、红27 军同长征到达陕甘苏区的红25 军合编成中国工农红军第
15 军团。10 月，在劳山、榆林桥地区歼敌1 个师大部及1 个团。11 月初，红
15 军团编入长征到达陕甘苏区的红一方面军。接着，在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
指挥下，于直罗镇、张家湾地区大胜敌军，歼敌1 个师另1 个团，俘5300 余人。
至此，彻底粉碎了敌对陕甘苏区的第三次“围剿”，为中共中央把全国革命的大本
营放在西北举行了奠基礼。
湘赣、湘鄂赣、闽浙赣苏区红军反“围剿”
从1930 年11 月至1934 年8 月，国民党军在对中央苏区进行“围剿”的同
时，也对邻近苏区发起了多次“清剿”和“围剿”。这些苏区的红军，在人民群众
的配合下，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多次给“围剿”之国民党军以沉重打击。1933 年
9 月，敌军在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的同时，对湘赣、湘鄂赣、闽浙赣苏
区也发动了“围剿”。这些地区的红军，形势艰险，又执行了王明“左”倾冒险主
义的军事战略，因此，大部受到严重损失。
湘赣苏区红6 军团战斗失利后，于1934 年8 月撤出湘赣苏区向湘中转移，开
始西征。
湘鄂赣苏区红军主力红16 军于1934 年6 、7 月间在宜丰、奉新边境地区被
围，大部壮烈牺牲，小部红军分散坚持游击战争。湘鄂赣苏区被国民党军占领。
闽浙赣苏区主力红10 军，在反“围剿”前期，采取灵活机动战术，取得了数
次战斗的胜利。以后执行错误的军事战略，付出了很大代价，根据地越来越小。1934
年11 月，红10 军与北上抗日先遣队（即红7 军团）合编为红10 军团。奉命转
到外线作战，创建浙皖边新苏区。红10 军团走后，闽浙赣苏区被国民党军占领，
苏区变为游击区。
中国工农红军总部成立
1928 年5 月到1933 年5 月，红军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援下，在反对国民党
军的“进剿”、“会剿”和“围剿”的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总兵力已达30 万人。
同时，在各地中共组织的领导下，开辟和建立了中央苏区和湘鄂西、鄂豫皖、湘赣、
湘鄂赣、闽浙赣、左右江、川陕、琼崖等苏区。为了适应红军的发展和对敌斗争的
需要，1933 年5 月8 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决定，中革军委由前方
移至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江西瑞金，在前方成立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朱德任总
司令，周恩来任总政治委员（后张国焘），刘伯承任总参谋长，王稼祥任总政治部
主任（后贺昌代、顾作霖代、博古、陈昌浩），张云逸任副总参谋长（后叶剑英、
张云逸、叶剑英），袁国平任总政治部副主任（后贺昌、李富春、周纯全、杨尚昆）。
红军召开第一次全国政治工作会议
1934 年2 月7 日至12 日，红军第一次全国政治工作会议在中华苏维埃共和
国首都瑞金召开。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致开幕词。参加会议的有团以上政治工作领
导干部及部分基层政治工作干部共258 人。会议选出王稼祥、贺昌、李弼廷、李卓
然、袁国平5 人，组成大会主席团。会上，博古、周恩来、陈云、朱德、凯丰、罗
荣桓、王稼祥、李卓然、贺昌、张爱萍等领导同志作了报告。会议讨论了加强党的
领导、政治教育、政治工作的作风、战时政治工作等10 个问题，修改了政治工作
条例。会议对我军政治工作提出了5 条重要原则：（一）“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
线”，明确了我军政治工作的地位，反对轻视政治工作的倾向；（二）“政治工作
要保证作战的胜利”，要求政治工作要围绕整个作战计划开展活动，保证作战命令
的绝对执行；（三）“政治工作要保证提高部队的军事素养，政治干部要学习军事，
要会指挥打仗”；（四）“加强与改善政治教育工作”。政治教育要遵循“从战士
的切身问题说到长远问题”，“从现在的问题说到历史问题”，“从具体问题说到
抽象问题”的原则；（五）“反对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平均主义和‘刻板’的工作
方式”。要求政治机关和政治干部要深入实际，工作要分清主次，实行具体的面对
面领导。
这次会议对我军政治工作的一些理论原则、方针、方法的形成和发展颇有建树。
但是，由于当时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领导十分猖撅，毛泽东在红军的领导地位已
被排挤，政治工作不可避免地在一些方面受到“左”倾错误的影响。
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抗日先遣队北上抗日
1933 年5 月，蒋介石采取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新战略，亲自组织和指挥
对各苏区更大规模的第五次“围剿”。这次“围剿”，蒋介石作了充分的准备：向
国外大量借款充作军费；聘请外国军事顾问和专家；开办“剿匪”军官训练团；编
印“剿匪”手册；在庐山召开军事会议商讨“围剿”对策；撤销赣粤闽边区“剿匪”
司令部，成立“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这次“围剿”，蒋介石调集100 万
兵力，其中，直接用于进攻中央苏区的兵力达50 万人。其部署为：由顾祝同任总
司令组成北路军，指挥第1 、2 、3 路军，计34 个师，担任主攻任务，其中又以
陈诚指挥的第3 路军为“围剿”主力军；以陈济棠为总司令的广东军队11 个师又
1 个旅为南路军，配合北路军作战。
此外，由蔡廷错指挥的第19 路军和福建驻军共10 余个师扼守苏区东部边沿，
防堵红军东进和南撤；另以15 个师分布在赣江流域和赣东北地区，担任就地“围
剿”和策应主战场作战；以5 个空军中队配置于南昌、抚川、南城，支援地面部队
作战。
中央苏区取得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都取得很大成绩
；主力红军扩大到8 万余人；群众武装也有很大发展。面对国民党军采取堡垒主义
新战略和重兵进攻，临时中央领导人博古等，在军事战略上，拒绝和排斥红军历次
反“围剿”的正确战略方针和作战原则，实行“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方针。这时，
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到达中央苏区，实际掌握了中革军委的领导权。他们
不进行反“围剿”的准备，而是命令红军组成东方军和中央军，继续对国民党军实
行不停顿的进攻。
1933 年9 月25 日，敌以北路军3 个师向黎川发动进攻，28 日占领黎川。
10 月6 日，红一方面军东方军奉命北上收复黎川，在向硝石前进途中，于洵
口歼敌3 个团，中革军委不顾敌已有准备，仍按原计划进攻硝石，连攻数日不克，
伤亡严重。10 月22 日，又冒险进攻敌重兵防守的资溪桥，连攻4 天仍不胜。11
月中旬，在国民党军堡垒密集地区，红军连续进行了浒湾、八角亭、云盖山、大雄
关等战斗，遭受重大伤亡，被迫向苏区内转移。
“左”倾错误领导者在战场上连连碰壁以后，由开始时的盲目轻敌变成畏敌如
虎，在战略上由冒险进攻变为消极防御。
11 月20 日，国民党军第19 路军领导人蔡廷锴在陈铭枢、蒋光鼎、李济深
等人支持下发动“福建事变”，宣布抗日反蒋，成立人民革命政府。蒋介石慌忙从
北路军抽调9 个师去镇压第19 路军，对中央苏区的“围剿”实际上处于停顿状态，
这是粉碎敌人“围剿”的良机。但是，中共临时中央从“左”的错误观点出发，拒
绝了毛泽东避实击虚的正确主张，不按变化了的情况调整战略，不去援助第19 路
军反蒋，反而命令红军转到西线永丰地区，以短促突击的战术进攻敌人的堡垒阵地，
从而使红军丧失了打破“围剿”的有利时机。蔡廷错在内部瓦解、外无援助的困境
中迅速败北。
1934 年1 月，红一方面军总部与中革军委合并，方面军所属部队由中革军委
直接指挥，称中央红军。2 月3 日，中革军委进行了改组，主席仍由朱德担任，副
主席由周恩来、王稼祥担任。但实际指挥权仍操纵在博古和李德手里。
蒋介石在镇压19 路军以后，将入闽部队改编为东路军，由蒋鼎文任总司令，
于1 月下旬协同北路军和南路军，对中央苏区重新发动大规模进攻。在敌人进攻面
前，“左”倾错误领导者要求中央红军处处设防，与敌人进行阵地战，堡垒战，想
以阵地防御结合“短促突击”顶住敌人的进攻。从1 月下旬至3 月下旬，中央红军
在黎川以南、建宁以北、南丰西南、泰宁等地同敌人连续进行阵地防御战和反击战，
损失重大，被迫向西退守建宁、宁化一线。
4 月上旬，敌北路军和东路军集中11 个师进攻广昌。中革军委不顾红军连续
作战、十分疲劳、减员很大和急需休整的实际情况，抽调9 个师的兵力，采取集中
对集中、堡垒对堡垒、阵地对阵地的“正规战”，在广昌及其以北地区同敌人决战，
并提出：“为保卫广昌而战，就是为保卫中国革命而战”，“胜利或者死亡”等拼
命主义的口号。红军在抚河西岸修筑阵地和堡垒，步步抗击，并进行多次反击和
“短促突击”，终未能成功。28 日，广昌失陷。
广昌保卫战历时18 天，我军虽然给敌以重大杀伤，但自身也伤亡5500 余人，
为以后的作战带来极为不利的影响。
这时，中央苏区的人力、物力已很匮乏，难以在中央苏区继续坚持。在此形势
下，为宣传和推动抗日民族运动，调动和钳制国民党军，减轻国民党对中央革命根
据地的压力，中革军委决定以寻淮洲为团长、乐少华为政治委员的红军第7 军团组
成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向闽浙赣皖边前进。7 月7 日，红军北上抗日先
遣队6000 余人由江西瑞金出发，此后，转战于闽东、闽北、浙西和皖赣边，宣传
了抗日主张，扩大了共产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
11 月初，抗日先遣队转入闽浙赣革命根据地与红军第10 军会合，11 月4
日两部合编为红军第10 军团。全军团共1 万余人。
7 月以后，中央苏区形势更加严重，中革军委仍未采取措施，保存有生力量，
却要求红军主力“用一切力量继续捍卫苏区来求得战役上大的胜利”，并采取了六
路分兵，全线抵御的军事战略，继续同优势敌人拼消耗。
8 月5 日，敌北路军集中9 个师，由赤水向驿前以北地区发起进攻，红军主力
一部奉命在高虎脑、万年亭到驿前地区，构筑了5 道以支撑点为骨干的防御阵地进
行固守，两军展开激烈的阵地争夺战，红军因伤亡过重被迫放弃驿前以北阵地。与
此同时，各路敌军也向中央苏区腹地推进。中革军委以为全线抵御可以制敌，结果
反被敌所制，使红军陷入更加被动的地位。至9 月下旬，中央苏区只剩瑞金、兴国、
于都等县之间的狭小地区，在苏区粉碎敌人“围剿”已不可能。1934 年10 月10
日，党中央、中革军委率部向湘西实行战略大转移。
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持续了一年又一个月，中央红军在苏区人民全力
支持下，英勇奋战，付出了巨大代价，给了国民党军大量杀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