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后得奖展品还送到国外参展26。当时以办实业知名，素来看不起袁世凯的张謇参观了直隶馆，也不得不承认袁办实业的成就，“颇觉得袁作为直隶总督之能任事，毕竟与人不同。（直隶展品）工艺真有独特高明之处，江苏不如也27。”
京津直隶在庚子变乱之后，百业凋敝，袁世凯为收拾这个局面，重用了老世交的子弟周学熙，这又反映出袁世凯在识拔人才方面过人的眼光和魄力。周学熙（1865—1947），字缉之，号定吾，又号止庵，安徽建德人。光绪癸已年（1893）顺天乡试举人，此后屡次会试不第，遂弃举业转攻制艺。1898年6月，周受当时北洋大臣裕禄委派，会办开平矿务局，10月升为总办。八国联军进攻津、京时，开平矿务局督办张翼，擅自将开平矿股权转让于英国墨林公司，周愤而辞职，转赴山东投奔袁世凯。周所以投袁，在于袁世凯与他的父亲周馥是世交，袁的堂叔袁保龄与周馥同在李鸿章幕府多年，交情很深，袁初入仕途时，周曾多方照拂。而周学熙在山东主要是帮袁开办铜元局，不仅成效显著，而且表现出了杰出的理财能力，正是袁世凯作为行政长官所亟缺的人才。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周虽生长于官宦人家，但绝无纨绔恶习，生活朴素，操守颇严。民国初年任财政总长时，仍穿着家乡的土布袜子，一向黎明即起，午前8时准时到部视事，“居官刚介，为杜绝干谒之渐，遂严禁子弟入公门。有过门入者，严厉呵斥不贷28”，使财政部风气为之一变。他“于往哲中，慕范文正（即范仲淹，文正为其谥号）之为人，尝以裨益民生为己任29。”而且“平日不作高论，惟脚踏实地，逐步施行，赴之以敏，守之以勤，持之以恒30。”由于周所具有的这些能力和品质，使他成为袁世凯在财政上最为信任和倚重之人。袁主政北洋时，很自然地将兴办实业和理财的重任交付于他，而周也确实不辜负袁的期望，为推动北洋实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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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双簧”七（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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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在北洋的第一个主要贡献是稳定金融。天津陷落时，联军放手抢掠三天，将各衙门的藏银一掠而空，据说仅从长芦盐运使署就掠走了二百余万两白银。所以战后银根极紧，每千两现银贴水高达三百三十两，物价上涨两倍以上。袁世凯接收天津后，确定“首先维持市面为要务”，于1902年8月设立天津商务局，委托吴懋鼎、王宗堂等人为局董。1903年5月，批准设立天津商务公所，以天津知府凌福彭为督办，绅商宁世福、幺联元等为董事，采取缓偿新旧欠债、畅行钱票、设立银行、厘卡恢复旧章等四项措施，“一时全津欢声雷动31”。随后袁又设立银元局，委托周学熙为总办，赶铸铜元以取代原来的制钱，解决钱荒问题。铸造铜元是老李带的头，1900年7月，当时还在两广总督任上的李鸿章决定仿照香港的铜仙（即铜币），自行开铸铜元，进入市场后，“行销无碍，军民称便”，随后各省相继跟从。铜元发行之初，比价高于白银，一块银元只能换八十余枚铜元。袁、周看到铜元因量少而比价提高，有利可图时，立即扩充设备，加量铸造，当十、当二十的铜元一天的铸造量高达三十万枚；使铜、银差价这一项的余利，每年有七八十万元，不仅平抑了市面和物价，也为北洋新政提供了财源。
周学熙对新政的最大贡献，还是在发展实业上面。其侔侔大者，首在创办直隶工艺总局。1903年春，袁世凯派周学熙赴日考察工商币制三个月，周回国后即建议创办直隶工艺总局，作为全省兴办实业的总机关，该局“以提倡维持全省之工艺为宗旨”，“以诱掖奖劝全省绅民勃兴工业思想为应尽义务”，“以全省工业普兴，人人有自立之技能为目的。”8月，袁任命他为总办，周就任总办后，亲手制订局规，整饬员司“尚勤、尚实、尚公、尚廉”，表示要把“凡旧日官场痼习、繁文缛节、欺饰敷衍，一律严革尽净32。”袁之所以将兴办实业的全部大权交于其手的另一重要原因，在于周与他兴办实业的思想一致。袁世凯操持新政的方针是：“凡创办一切新政，不过由官为之模范，任其提倡鼓舞之责，要（点）在民间风气渐开，始可普兴大利33。”也就是说，官方在办实业上不能越俎代包，只能起带头示范作用，提倡宣传，转移风气。周学熙所见略同，并将此方针贯彻于实业开发当中，多采用官督商办，或民办官助的方式进行；而且把开通观念，作育人材贯穿于兴办实业的全过程中。如办厂的同时兴学，如实习工厂、劝业铁厂、高等工业学堂等等。又如组织游学，袁、周认为振兴实业应先从开通民智入手，而民智不开实因官智不开，所以周呈请袁世凯批准，组织未赴任的实缺州县官员，上任前先公费赴日考察游历三个月，以开拓眼界（回来均须交上心得日记）。再如为实行劝业兴商，周开办工商研究所、工商演说会、天津劝工展览馆并组织工艺师下乡劝导地方发展实业。最后为推广、开拓产品销路，周还创设了天津工业售品所、天津劝工展览会等设施。新政期间，周学熙自己带头集资募股创办的大型企业就有启新洋灰公司、滦州矿务公司二家，以后民国时期又创办了华新纺织公司、中国实业银行、耀华机器制造公司、玻璃公司等等，成为中国北方最大的官僚资本集团。
中国自古以农立国，工商业均不发达，因而民间极端缺乏兴办实业的资本。李鸿章搞洋务，一开始只能走官督商办的路子，就是这个原因；袁世凯、周学熙自然不能例外。为了筹集办实业的资金，周学熙首先采用了盘活官库资金，将天津官银号银行化的方法。天津官银号设于1902年8月，是将各种征收上来的税金拨用前暂时收存的官库，周学熙为官银号督办。周学熙认为，“金融机关之与实业发展，实大有密切之关系，盖必先有健全之金融，而后能有奋兴之实业。此全在主持运营者，善于利用及维护之而已。开发生计，以致富强，固非甚难之事也34。”他的做法是首先将库款转为存款，月息五厘，半年以上，格外增息六毫；如此，官银可以以钱生钱，办实业则获得了难得的起步资金，一举两得。此外，他运用自己掌管银元局和长芦盐运使司的职权，每年把银元局七八十万的余利中的四十万、盐运使司盐斤加价收入中的八十万挹注于官银号作为资本金。有了这笔本钱，从1904年春起，官银号开始印发纸钞，在社会上流通，继之又发行银两、银元、铜元三种纸票在市面上流通，纸币银票取代硬通货，表明了银行信用的建立，不仅稳定了金融，而且可以吸引存款用于实业所需的投资。在取得社会信用之后，官银号自1905年起开始招揽吸收社会存款，办理多种储蓄存款业务。由此，官银号财力日丰，截至1910年9月，官银号改组为直隶银行时，除拥有一百零二万元的资本金外，还有一百八十二万余元的存款，三百一十二万余元的贷款，二十三万元的现金，八万多元的其他资产，七十多万元的有价证券。由于资本雄厚，又有官方信用，天津重要的钱庄票号无不受其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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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双簧”七（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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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金融资本的支持，周学熙等开始北洋实业的投资活动，并以官银号作为债权债务的中介信用机构。如1906年从英国人手中收回唐山细绵土厂后，周看到国内正值铁路、港湾和公私民用建筑所需水泥巨增时期，是投资的大好机会，遂于自己主管的官银号和淮军银钱所中各拨五十万元，作为固定和流动资本投资注入启新洋灰公司，年息五厘，十年本息还清；结果获利巨大，只用了七个月就归还了官银号的贷款。为了及时把握住投资机会，对好的投资项目，周学熙均采用官银号先行低息垫付投资，而后一两年内，由民间募齐股金后还贷的方式运作资金，及时将金融资本转化为工商业资本，形成了一种“官商联资体制”，对北洋实业的兴办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由于周学熙的努力，“直隶工艺总局自成立后，到1907年袁世凯离任时止，计创办者有：高等工业学堂（初名工业学堂）、教育品制造所、劝工陈列所（原名考工厂）、实习工厂、劝业铁工厂、种植园、造纸厂、劝业会场、北京第一、第二小学堂、工厂附设夜课所、仪器讲演会、工商研究所、工商讲演会、工业售品总分所及销售处、津益拍卖处；助办者有：初等工业学堂、织染缝纫公司、造胰（即肥皂）公司、牙粉公司、玻璃厂；提倡者有：艺德学堂两处、织布工厂八处、木工工厂两处、造胰工厂一处。又本省府厅州县工艺各局开设六十五处，须由总局传习指导，深入民间35。”
在大力发展工商业的同时，袁世凯也十分注重农业的开发。在天津收回之前，袁于1902年在保定设立农务局，总司全省农业，袁还要农务局派员赴日本考察农业和蚕业，并在农务局下面附设了农事试验场，购买农业机械，聘请日本农学专家为指导；农务局还附设有农业大学堂和农业传习所，“专课蚕桑、森林，并讲授农政、农学要旨，以为兴办农会之预备。”1907年，农务局联合官绅成立了直隶农务总会，“志在联络官绅，讲求农务，使农产日形发达，以收裕国富民之效36。”截至1908年，该会编印发行《栽桑捷法》四千册、《养蚕捷法》三千册，翻译国外农学教科书十三种，所编《农话报》月销量达二千二百份。37
北洋大办实业如此成功，既要归功于周学熙等人的努力，也离不开袁世凯对他们的信任和放手使用。所以领导人光知道人才重要不行，光爱惜人才也不行，更重要的在于知道如何放手使用，使人才得以施展其所长。袁世凯在这方面无疑是高手，他之任用严修、周学熙就是明证。
北洋新政的第三个突出方面在于军制的改革上面。即改传统的募兵制为现代的征兵制，并将军制统一，把直隶杂乱的兵制统一为北洋常备军。在袁世凯的改革之前，清廷一直实行募兵制，在这种军制下，当兵并非社会义务，而是为了“吃粮”，成为社会无业人员和无法依靠土地谋生的农民的一种谋生手段，其军事素质和战斗能力可想而知。北洋新政期间担任袁世凯军事顾问的日本军官坂西利八郎曾在中国呆了二十五年，讲一口流利的中文，是个中国通，他对晚清民初的中国士兵是这样评述的：
中国士兵的军饷普通是一个月六元钱，其中扣除伙食后也就仅能拿到一元或不到一元钱。有时还到不了这个数。作战时说是给增加军饷，但不仅增加不了，甚至连原来的饷也发不了。这样，当兵的慢慢也就学乖了。中国当兵的把军饷叫作“卖命钱”，士兵们经常是互相谈论着，“喂！你今天领到多少卖命钱？”“我们只拿到两毛钱！”到了战场上乒乓地放上两枪，“够上两毛钱啦！”大家就开始往回跑。这种情况到处都有。……战争对士兵来说一无所得，为这个战死太不值得，要是能得到五毛钱或一块钱才好。但轻易捞不到一块钱，也就是三五毛钱，那就只好给多少钱打多少钱的仗。38
坂西的话固然带有帝国主义分子的偏见，但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中国旧式军队的弊端：素质差、军饷低、战斗力低下。晚清军队在洋务运动过程中逐渐配备了洋枪洋炮，装备上并不差，但从甲午和庚子对列强的作战中，数量几倍于敌的中国军队往往一触即溃，再明显不过地说明了这一点。
庚子事变后，京畿成型的军队只剩下袁世凯的武卫右军一支，防务空虚，亟须重整军备，对此袁世凯责无旁贷，而清廷也对他寄予厚望。朝廷整军的最初目的是统一军制，“俾各省均归一律”，但袁世凯提出了更为重要的变革军制的建议，即学习列强，将募兵制改为征兵制，现役军队统一为常备军，并建立预备役制度（即续备军制和后备军制）。即“不由招募，计丁抽练，入伍当差，是为常备兵；在营三年，遣回作为续备兵，又四年作为后备兵，又五年出伍为平民，不予征调。”为此，他奏请在直隶设立军政司，以统筹军制改革事宜。军政司督办袁氏自兼，下设三处：兵备处（掌管后勤军备）、参谋处、教练处（负责编练新军），分别由其小站班底中的刘永庆（后为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任总办。为解决练兵扩军当中军官不足的问题，袁世凯还奏请设立了北洋行营将弁学堂，以雷震春为总办。1902年正月，袁世凯分派王英楷、王士珍等前往直隶各州县，会同地方官精选壮丁六千人“分领训练，兵必合格，人必土著，按名注册，由地方官备案，以便稽考”，称之为“新练军”。此后，袁所部改称“北洋常备军”，编制为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