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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韩水陆毗连，……朝发夕至，缓急能通，其势可恃。”
（2）“中国视天下为一家，待藩封如一体”，“有变乱立予削平，命将出师不索要兵费，不责成供给，……其德可恃。”
（3）“中国以大国爱护小国，仁至义尽。不把其国变为郡县，不在其土地上收租敛税，只期望唇齿相依，人民相安”，所以朝鲜可以“永保无疆，其心可恃”。
（4）“中国抚恤朝鲜已数百年，上上下下依恋（中国），臣民愿意从属（中国）。若率由旧章，诚心服事，则朝野相安，政令易行，其恩泽可恃。”
（5）“强邻环伺，其欲望虎视耽耽，如果看到中韩团结，就无隙可乘，……其威望可恃。”
（6）“中国信任而不疑心韩国，韩国恃中国得以巩固，内乱不作，外侮也没什么可怕。及时修明刑律政治，任用贤能，励精图治，富强会慢慢到来，……其机会可恃。”
然后，袁又指出背离中国的四点害处：
（1）“不思旧好而结新交，是亲近者暂被疏远，疏远则必生疑心。疏远者（指列强）韩欲亲近，亲近者（指中国）则会愈发猜忌，疑忌互生，祸乱转眼就会到来。”
（2）“背离中国求自主，势必引欧洲以为后援”，“欧洲疑忌成性，以吞噬他人为计，……得到机会而入，必会先夺朝鲜的兵权，而后占据其要害地区。”
（3）“中国贴近朝鲜，一时为他人所占有，必不甘心，水陆并进，捷足先登，弹指一顾之间，大兵压境。纵使欧洲有救援之师，而已经急迫得来不及等待，朝鲜就已灭亡。”
（4）“倘若一意背离中华，则君臣百姓上下交相疑惑，人心离叛，等不到中国兴师问罪，而内乱就已经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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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双簧”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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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结论是，朝鲜欲求“至近、至大、至仁、至公之国以庇荫之，除了中国还能有谁呢31？！”
在强大压力下，国王李熙不得不以屈求伸，10月10日致信袁世凯，承认“有年少浅识之徒，虚诳放肆”，而袁的文章令他“不胜感佩，……怎敢不洗心革面，图维新政”云云。年底，李熙致函清朝礼部，就密函事件感谢“天朝宽恕”，持续数月的风波至此平息。
我们说甲申后，甲午前这十年间，清廷之朝鲜政策基本上就是李鸿章与袁世凯的政策，根据就在这里。在政治上，壬午以前，清廷对朝政策是放任不管；甲申以后则一变而为全面控制，看了袁的上述论说，也基本上可以知道其大概了。
下面来看外交方面的干涉与监控。联俄风波甫定，外交风波又起。翌年5月，朝鲜政府任命闵泳骏为驻日公使，朴定阳为驻美公使，沈相孚（后改为赵臣熙）为驻英、法、德、俄、义（大利）五国公使。作为试探，8月先派闵泳骏赴任，但迟至9月13日，始致书清廷告之此事，由此引发了持续数年之久的外交风波。
事件大致过程是：清廷认为朝鲜先斩后奏，擅派使节的做法，不合附属国外交事务要经请示批准的宗藩体制，9月23日谕令：“朝鲜派使西方国家，必须先行请示，等待批准后再前往，方合乎属邦体制”；李鸿章则致函朝鲜国王，嘱令该国外交，应遵行附属国的旧章。袁亦连续致函责问朝政府。朝方则虚以委蛇，一方面表示遵循旧章，一方面又声称互派使节乃建交时约定，“近日各国请之愈切”，故不得不派赴云云，同时仍为朴定阳出使美国作积极的准备。10月，迫于清廷压力，朝鲜不得不走走形式，咨请清廷礼部批准外派使节；清廷则只同意以属国体制派使，且只能派三等公使，不能使用“全权”字样。对此，朝鲜国王李熙11月初致函北洋，解释派任全权公使的初衷，是以“小国之上卿，位当大国下卿之意也。而且敝邦偏小，久已为各国所轻侮，如派使不足以壮观瞻，尤恐怕愈见轻侮，玷辱天朝，因而酌派全权公使，分别驻扎，虽然表达的是小邦敦睦之谊，也宣传了天朝怀柔远方之德。”并强调“全权公使”这一称号“已于派定之后，即下令外署通知照会各国使节先行报其政府，以备接待。如果此时忽然改派，深恐见疑于诸国，失信于天下，益开启各国轻侮之心，而加重强邻窥伺之意。”请求“仍准许派驻全权公使，……待报聘事情完毕，或调回，或以参赞等官员代理，以便节省经费”云云32。李鸿章请示清廷后回函同意朴定阳此次以“全权公使”身份赴美，但附加了“三端”，即三条外事纪律：
一、韩使初至各国，应先赴中国使馆报到，请由中国钦差携同赴外交部，以后就不再有什么要求。
二、遇有聚会公宴，酬酢交际，韩使应跟随于中国钦差之后。
三、一切交涉大事关系紧要者，韩使应先密商于中国钦差，核准请示。这全都是属邦份内应行的体制，与各国没有关系，各国不能过问。33
朝鲜打擦边球，而且赢得了第一个回合的胜利。国王一面表示“恪遵体制，恭谨行事”，一面会见袁世凯，“极力称赞准许派出全权公使，感激天朝恩德上宪教诲，殷勤款待，礼意有加。闵妃派其家族长幼诸闵，也殷勤致谢。凯则加意抚摩，酬酢而归34”。
孰不料这只是个障眼法，朝驻日公使、驻美公使赴任后均未首先拜会清廷驻日、美之公使，朴定阳更是单独谒见美国总统，呈递国书。李鸿章接到驻美公使张荫桓的报告后，责成袁世凯查问，朝方则答复如下：
此次派使西方国家，议准三端中，先拜谒华使并请携带前往（呈递国书）一端，太有失韩国国体，而且恐怕各国拒绝国书，不以平等相待，则贻羞非浅，所以朴公使因（维护）国体以至于违反原定章程。而出使五国的赵公使还在香港，如到了西方国家，也势难遵守，请婉言恳请北洋大臣俯准，删去第一端，以顾全韩国国体。
袁此时已看出韩国是故伎重施，但韩使已在海外，颇觉无可奈何，遂复电北洋：“伏查韩国谬妄狡黠，因此可知朴（定阳）违章，必有授意，现今受到查问时才提出此种请求。如果不允许，也必会悍然行事，反复筹思，难以理喻。”清廷恼羞成怒，断然拒绝：“三端既经议定，岂容轻易更张？著即电知该国王，恪遵前议办理35。”但生米已做成了熟饭，李、袁遂压朝政府撤回并惩处朴定阳，否则不再批准朝鲜外派使节。两国在外交上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亦进入第三个阶段。朝鲜方面对清廷压力采取了如下应对措施：
一是推，即把责任推到列强和朴定阳身上。朝君臣认为“清廷素来畏惧洋人，我派遣使节结好洋人，清廷也必会畏惧我。北洋电报必是虚声恫吓，计划断无可虑，……从速派使结好西洋，清廷无可奈何36”。从这一判断出发，朝鲜一开始就把派使、违反“三端”等事说成是被动无奈之举，把责任推到列强一边，希望借列强之势为自己争得外交上的空间。但清廷不谈原因，只就朝方阳奉阴违，出尔反尔的做法诘责不已，朝外署遂将责任推到朴定阳身上。1888年2月2日（旧历十二月二十一日）回复袁世凯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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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双簧”三（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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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以前议定的三端，已于赴美使臣启行之前，饬令遵办。……未知该使至美为何托词不遵，以致有此诘问，实令人惊怖，立即发电诘问该使。后据该使电称，前定三端，本不敢违背，只是到美国后，查访打探国情，如果由华使带往外交部，美政府有意斥退国书，故冒罪违章，暂且完成使命，待回来后请罪等语。……是以该公使碰到万万难处的境地，才出此不得已之举，其情极苦，或许也该原谅。
袁是何等人，能受此愚弄？在转给北洋的电报中随即点明韩政府的答复“意在捏词搪塞”，“曲袒朴使，也无非是想要为赵使留下违章的余地37。”李鸿章因此大发雷霆：“韩政府外署竟敢用擅自违章的小人的无从查证之语转复，尤属胆大包天38。”
二是拖，即借口朴远在海外，回国后方能惩处，希望将大事拖小，小事拖了。2月6日（旧历十二月二十五日），朝外署再次致函袁世凯：
所有该使违章之罪，亟应议处，而现在本人出疆，无以施加谴责，拟等到调任回国，再行议处。……我国王殿下，自闻此报，殊为震怒。本督办亦不胜惊惑之至。总之该使朴谬妄的事实，可看出大致轮廓，容等到该使返回复命之日，应由敝政府再行查核并施加谴责，还要乞求贵总理特别给以包涵体谅。
责任既已推到朴身上，朝政府亦答应予以惩处，袁觉得再责无益，不如以静制动，遂建议北洋“姑且等待朴使回国，视韩廷如何查办后再诘问39。”袁的盘算是，朴不回，则“违章案”不能了结，案子不结，则清政府绝不会批准朝再外派使节。此时朝鲜驻欧洲五国公使赵臣熙滞留香港观风已近三个月之久，势不能久拖不决，到时朝自会找上门来要求结案的。果不出袁所料，朝鲜迫于清廷压力，于1889年召回了朴定阳，而滞留香港的赵臣熙在迟迟不得出使的状况下，亦于1890年3月自行返国。清、韩遂又就处罚朴定阳一事展开新一轮的折冲。
先是，朴甫抵仁川，朝外署赵秉稷即向袁世凯请示如何结案，袁答以惩办朴；赵以惩办朴美国公使必会过问，“不如毋予追究，以此顾全中、韩双方的体面”，袁答以“如不惩办，中方体面何在？美国公使诘问又何足吓唬人？赵语塞，即赴宫。”袁通过其在朝宫廷内的眼线，很快了解到朝方的打算，在向北洋汇报的同时建议严词诘责：
又闻韩王打算在朴回来后即授职外署督办，以彰显自主之权。如中国追究得严，先支吾其辞，不得已则暂时定罪，而暗中唆使美国公使诘问，便仍可赦回充当督办云。只是朴回来后的查处如听之任之，不但大损国体，而且赵臣熙仍在香港，必会即刻赴任而重新违反三端，所以妨害尤其大。凯拟待朴回来后，即备办文书坚持严辞诘查，料其必难搪塞，朴如受到惩办，赵自会中止违章。
李鸿章自然同意并称赞他“驳赵语甚有劲40”。朴定阳回到汉城后向韩王辩解自己并未接到朝廷的明确指示，而且“万国互通使节的公例，无先往他国使馆的礼仪，也无通过他国公使谒见外交部的事例”。而朝鲜所聘外署协办德尼则“力言于王，如听任中国对朴处罪，韩国就不是自主国家，各国必定不接待韩国使节，必须立即补授朴显要的职务以昭示各国，中国必无可奈何，这全是袁某一人作祟，尤其无足顾虑。”韩王于是派大臣多人，连日劝说袁“含糊了结，毋深究”，其外署督办闵种默并告诉他，“国王久已嫌你恐吓”。袁不为所动且严加驳斥：
凯驳以韩国虽与各国有约，也应恪守藩属体制的派使规章，岂得阳奉阴违？你们既然包庇朴，必然是你们朝廷故意放任朴违章，你们朝廷可以儿戏自欺，也想要中国的朝廷这样么等语。言辞神色甚为严厉，闵（种默）颇为畏惧惭愧地返赴王宫。41
此后，对朝鲜诸臣车轮战般的软磨硬泡，袁干脆托病，“拒不与谈”。
由于袁为清廷及北洋全权代表，朝鲜外署致北洋函件非通过袁不能上达于北洋，袁借此以逸待劳，将不遂所愿的函件不断退回，要求重写。李鸿章认为此着“甚妙”，嘱袁“不要催其回复。若是回复达不到要求，仍须掷回，宁拖着也不结案。”并向袁交底，“将来结束，若他们恳求不办重罪，或将朴撤职并停止差委，便可下台42。”这样“违章案”的处理又拖了下来。
但到了12月4日（旧历十一月二日），国王径自委任朴定阳为都承旨兼副提学。在袁看来这是公然无视大清尊严的挑战，随即致电北洋，要求对韩施加重大压力：
惟查前定三端，为的是昭示宗藩体制，朴违背而受中国诘责，韩国始而委罪于朴，答应究办；继而不处理，反而授予朴显要职务，是违反属国体制之罪在国王而不在朴，又未免欺中国太甚。凯如只向韩政府诘责，终归于儿戏；若从此含糊忍受，则各国讥笑，韩国人的轻视慢怠必日甚一日，而藩属体制名分必日渐解体，而且赵使也必会再次违章。关碍大局，殊非浅鲜。似应由凯亲自谒见国王当面诘问，倘若王托故不接见，再秉请宪台以公函诘问国王，或请旨斥责，方合乎事体。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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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双簧”三（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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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袁世凯连日催逼朝政府就任用朴一事作出答复，并运动王太妃（即王太后，亲华）向国王施压。太妃“闻知甚怒，责备国王事奉大国不敬，国王甚为恐惶，声称先立即罢免朴的官职，（以后）再慢慢办罪44”。12月26日（旧历十二月五日），袁入宫面见国王，王“外甚亲密，谈话涉及朴定阳的事，则惟请周旋了事”；后又通过臣下向袁暗示，对朴可以秘密治罪而不予公布，而由袁转告李鸿章以了结此案，也就是私下了结以顾全双方体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