授房宁却认定，比尔和保尔根本是不可比较的。“将这两人做比较，实际上是在比较两个不同时代。”其情景有如侯宝林说的相声：“关公战秦琼”。
4月25日，就在“保尔”和“比尔”此起彼伏不相上下的时候，一个很大规模的学术研讨会－－“21世纪的计算：进入网络时代”，在北京和上海如期召开。这是1999年6月“21世纪的计算”会议的继续，主办者是微软中国研究院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一批世界顶级的计算机科学家应邀前来，包括“图灵奖”获得者吉姆．格雷，他也是美国工程院院士，美国计算机协会院士、美国总统信息技术顾问委员会的成员。还有世界上第一台激光打印机的发明者盖瑞．斯塔克伟泽，他在一种完全孤寂的状态中持续奋斗10年，终有大成。那时候周围的人都说，“惟一适合盖瑞的地方就是疯人院”，而现在他在北京受到英雄般的欢迎。还有里克．雷斯特，他是微软公司的高级副总裁，还是计算机科学网络执行630委员会的会员、美国计算机协会系统奖励委员会的前任主席。但在计算机的世界里，他的最著名的“头衔”是“疯狂的天才”。还有微软的高级研究员琳塞．维丽亚姆丝博士、约翰．波拉特博士、玛利．克塞维斯卡博士和艾利克．赫维茨博士。这些人和一大群中国人坐在一起，把“网络时代的计算技术何去何从”一类的话题，说了整整一天，把京城很多一心关注“保尔和比尔谁是英雄”
的记者们，也吸引过来了。
“进入网络时代”这样一个命题，为当今全世界所关注。在2000年4月25日，它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舆论中的一个热点，也就表明，今天我们国家某些最重要的话题，已经同世界没有分别。然则从本书的角度来讲，这样的评说仍然流于空泛，我们所关注的是，一群杰出的中国青年，究竟是怎样获得了充分施展才华的机会？
如果他们脱离眼前的环境，是否能一如既往地大展宏图？对于第一个问题，读者看到这里，即已能够得到答案。关于第二个问题，我们仍然不能作出确凿无疑的回答。所能知道的只有，我们的国家中，存在着一股把希格玛大厦的环境拓展出去的冲动，这冲动的力量不仅来631自世界潮流，更来自年轻一代中国人的内心。
我们经过再三考虑，则又觉得希格玛大厦的精彩之处，不在于其完美无瑕，而在于它给我们留下了一份详细的记录，使我们有机会充分了解环境对于人的智慧和热情所能有的激励作用。没有这样一个例证，我们无法揣测这激励的深度和广度，甚至还会以国家和民族的特色为由，拒绝融入世界潮流。即使是对于比尔．盖茨这样纯粹西方式的历险者和成功者，以及微软这样纯粹美国化的公司，也因为有了希格玛大厦中的这一群中国人，才使我们得到一次从最近距离去观察和理解的机会。
但是我们仍然不可忘记，李开复和他的伙伴们既然是在中国的土壤上，其个人行动也就无法全凭西方文化的简洁或者东方文化的曲折，其机构的发展和健全，既会得到中国内部的种种推动，也必会受到种种牵制，又难免为形形色色个性化的情感所左右。这一点，在1999年12月8日晚上北京大学电教楼的大厅中，已有明显征兆。
当晚6点20分，暮色苍茫，寒风瑟瑟。李开复驱车632从西门进入这个百年老校。沿“五四路”缓缓东进，路上行人与自行车交织而成的潮流，一起向电教楼涌去。
学生们慕名而来，却没有人注意到身边的来客就是他们要见的李开复。楼前无人迎接，李开复也没有吃晚饭，虽然他素好美食，但他到大学做演讲的时候经常是空着肚子上台的。此刻他一手提着自己的便携式电脑，随着学生走进楼中。楼内没有暖气，他身着单西服，禁不住有些冷，但大厅里拥挤着的学生让他感到温暖。他的演讲持续两个小时，然后又在学生重重包围中站了一个小时，回答学生的各种问题，也为学生签名。直到晚上10点，主持者不断要求学生离开，请他去吃饭。但李开复说：“我不要吃饭，我要回答他们的问题。”这样的场面，李开复在中国国内各个大学演讲的时候，总会遇到。他每一次都会极其认真地对待。大多数名人在这种时候都很认真，但似乎只有李开复一人，把这种时刻看作是相互交流和理解的机会，所以他才会对学生倾诉自己内心的情感，令在场所有人感受到他的真诚和坦率。
“他是一个没有国家界限的科学家。”尚笑莉有一次这样评价李开复，“过去，我们一直在说‘赤子之心’，633可我从来没有真正体会到。但是有一次，我在他的身上，突然就看到了，让我特别感动。”那一次是在清华大学的演讲。像在北大的这次一样，也是座无虚席，学生们也是围着他不让离去。学校给他安排了晚饭，李开复也是坚持说，他不要去吃饭，要回答学生的问题。这时候，有一个学生问他为什么回到中国工作，忽然就触动了他的那种情感。他说：我从小就一直牢记父母亲的教诲：不要忘了自己是一个炎黄子孙。我希望，当我年老体弱时，回首往事，我会很自豪，我为中国人做了一点事。我希望，当我离开这个世界之后，人们想起我，会说，李开复曾为中国人做了一点事。这样，我就会觉得没有虚度这一生。
他的话音平静从容，脸上由于激动容光焕发。学生们中间爆发出掌声。尚笑莉说，她当时感觉他是在朗诵一首诗，接着又在心里喊起来：“哎呀！他终于把这句话说出来了。”她说，“以前他从来没有这样说过，但我能够感觉他心里有这句话。”清华的学生后来讲，他们都是些慵懒、傲气的人，很难为某一个人的话热烈鼓掌，更634难为某一个人的行为而倾倒。可是，那一瞬间的确令他们激动。
然而就在当场，还有一个人更加激动，那是陈宏刚。
这位久经海外生活又回到中国来的人后来说，他不仅相信李开复那句话的真诚，而且在内心立刻产生了巨大共鸣：“我一听到这句话，眼泪就在眼睛里面打转。我在努力不让自己的眼泪流下来。”他们驱车走出清华园的时候，陈宏刚说着这话，眼圈还是红红的。两个月后，陈同朋友谈到这件事，眼圈不禁又红起来。他说：“这样的情感，没有出国经历的人不能体会。”对于那一瞬间，尚笑莉也念念不忘，她说她当时以为李开复要背诵保尔．柯察金的那段名言。其实，李开复从未读过保尔的那段话。他后来说，他当时想到的是父亲：父亲生病时，正在写他的最后一本书《周恩来评传》。
他心中最想写的另外一本书《中国人未来的希望》，已经没有能力完成。儿子问父亲，要不要帮助他出版《周恩来评传》。父亲不说话，只是深深地看着儿子……
现在，在经历了1998年、1999年和2000年发生的635那么多的事情之后，李开复忽有所悟。他说：“或许，父亲是在告诉我，他要我做的，不是完成《周恩来评传》，而是完成《中国人未来的希望》？或许，他在梦中捡到的那一方白纸－－‘中华之恋’，已经交给了我？”636结束语WillMicrosoftSpiritBlossom－－结束语微软精神能成长起来吗？
2000年6月24日午后，西雅图市华盛顿湖，一艘白色游艇驶出港湾，至湖心，减速缓行，随波荡漾。艇上，微软中国研究院的14个人－－李开复、张亚勤、张宏江、沈向洋、李劲、郭百宁、李江、刘文印、祁卫、顾烈、朱文武、李世鹏、林斌和凌小宁，开始以一种既精心而又随意、既奢侈而又节俭的方式，举行一个庆祝活动。
在一片惊喜的目光中，李开复拿出为大家准备好的礼物。礼物以三层礼品纸包装，一丝不苟。一层一层剥开，露出一个多米尼加盒子，再打开，赫然是14支雪茄。
每一支都伴随着一根很长的火柴、一片雪松木和一把形状特异的刀具。这是一种特殊的雪茄，美国本土不生产也不进口，极为少见，只有很少的高官富商才有机会享用。眼前这些中国人，大都只闻其名，未谋其面。现在，大家在李开复的指点下，把雪茄一端插入刀具，切去顶部，以火柴点燃雪松木片，用木片点燃雪茄，然后就在637一片笑声中吞云吐雾……
“很遗憾我不能送给研究院每人一支，”李开复对大家说，“这种东西太不容易搞到啦。”
以此种特制雪茄相赠，是李开复独有的庆祝成功的方式。1999年10月研究院第一次向比尔．盖茨汇报之后，他就是以这种方式，向中文语言处理研究领域三个小组的成员们祝贺。现在，在向比尔．盖茨的第二次汇报完成之后，他以同样的方式向多媒体研究领域的三个小组祝贺。
6月23日，也即比尔．盖茨向公众发布“微软网”
新战略的第二天，这14个人走进雷德蒙微软公司总部董事厅，向比尔．盖茨报告他们在网络多媒体技术研究领域的最新进展。这是研究院成立20个月来，第二次向比尔．盖茨汇报。计划的议程为一个小时。“我想你们大家都明白，能够从他的时间和注意力上抓到60分钟，是多么困难！”张亚勤事后对研究院的全体员工这样说。
在张亚勤展示研究院的网络多媒体技术成果时，比尔．盖茨满脸关注之情。他不断地提出问题，甚至站起身来，走到台前去询问一些技术细节。面对中国研究院638如此快地建立起的这支世界级多媒体研究队伍，他既惊讶又激动。两天之后，斯蒂夫．鲍尔默再次约见李开复，说他简直不敢相信，中国研究院已有大约12项技术正在转移到公司的产品中！其实，中国研究院的人们所做的事情还远不止这些呢。他们还发表了90多篇论文，申请了70多项专利（就在这个月，国际计算语言学会2000年年会决定发表研究院语言和语音两个小组的6篇论文，这超过了过去十几年里中国内地研究人员在这个年会上发表的全部论文总数）。
由于比尔．盖茨本人的兴趣异常浓厚，研究院的汇报持续了75分钟。当讨论结束的时候，比尔．盖茨已经做出结论：“中国研究院的某些工作与微软的新战略密切相关，并且非常重要。”他还使用了一系列最强烈的词汇来评价在中国的研究院：“太棒了！”
“绝妙的数据！”
“完美无瑕！”
对于李开复和他的伙伴们来说，这真是快乐的一天。
639他们把庆祝成功的活动持续了9个小时，抽罢雪茄，又是一种典型的中国娱乐方式－－“拱猪”。直到晚上10点，大家散去。一部分人直奔机场，搭乘班机飞回中国。
张亚勤回到自己的电脑前，给希格玛大厦发出电子邮件，说：“我想向形象计算组、网络多媒体组、多媒体计算组的所有成员祝贺！我还要特别感谢开复的指导，感谢他对于那个完美境界的无情的追求！”希格玛大厦第五层，办公大厅里已人满为患，所以就把休息厅隔成临时的办公区域。电脑桌和电脑密集地排列在一起，整个夏天，上百个访问学者和大学生坐在这里，完成一些临时性的课题。
看上去，这里人气依然挺旺。不过，我们已有可能在若干员工的进退之中，看到一种分化的趋向。研究院的28位副研究员中，累计有14人被提升，成为微软的正式员工。另有7人辞职他去。在徐彦君数月前辞职去国之后，蔡东风也于2月离开。王宏武去了美国，江灏去了加拿大，王海峰去了香港，邸烁去了美国。刘挺也走了，回到他的母校哈尔滨工业大学去任教。
640差不多同时，研究院向新年度毕业的13位博士和硕士发出聘书。这些人是从大约600名申请者中挑选出来的，并且在夏季全部进入希格玛大厦第五层。在未来的两年中，他们也将和前述28位副研究员一样，经历一个分化和进退的过程。
4月1日，凌小宁离开北京，回到美国去了。18个月之前，他是首批从美国来到北京的3人中的一个，现在则是第一个回去的人。他的理由很简单，却让李开复无法拒绝：同在美国的家人团聚。回到雷德蒙之后，他仍在为微软中国研究院工作，所以，李开复在欢送会上说：“小宁没有走，还是微软中国研究院的人。”
那次欢送会上气氛热烈，每个人都带着笑，尽管如此，还是有几分伤感，也让我想起李劲说过的话。他说，从美国回来的人，不会长期在国内工作的。李劲本人的想法是，在国内干3年。李开复和妻子的“协议”是，至少在北京工作5年。李劲说起这些事的时候，流露出一种淡淡的、但却深远的忧虑，这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按照既定原则，研究院的成果将在5年以后对市场发生重要影响，但是，李劲“忧虑”的事会不会更快地出现641呢？
这种忧虑也许是多余的。因为我们也看到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