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者“民族大义”。他也知道微软成立了一个研究院，但那时他并不动心，只一门心思要出国。“英特尔和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在北京都有研究院，有什么影响？”他在心387里这样想，“微软的研究院？也就是在北京增加了一个外企吧。”有一天，他在同学的桌子上拿起一本微软研究院《通讯》，顺手一翻，看到里面有一个“开复话题”。再一看，立刻感觉到有几个地方特别动人：这里有一个自由宽松的学术环境。还有张亚勤。后来又听说，张宏江也来了。“我就想，就算出国，遇到张亚勤、张宏江这样的人也不容易啊。”他从同学那里把“开复话题”拿回家，整个春节都放在他的床头。看来看去，再看看身边的爱人，就有了新的主意。春节刚过，他就到希格玛大厦来了。
到了这一年夏天，来希格玛大厦的学生就更多了。
现在张宏江已经部分地改变了自己的看法。他对实习的学生说：“要有作为，也许不需要出国，微软中国研究院可以帮助你做出第一流的工作。”陈宏刚也信心十足地宣布：“用不了多久，大家就会看到，与美国相比，我们的优点在哪里。”不过，中国的报纸上不把他们和美国比，而是把他们和中国比。记者们把“人才大战”的气氛渲染得更浓。
他们也许不怕希格玛大厦坏，就怕希格玛大厦好，如果388比美国还好，那就最值得警惕：那样人才不就更加“流失”了吗？《一周便利》上一篇文章的题目是《微软学者计划够狠》。另外一家报纸说：请看，连李劲这样的人都让他们挖来了。这样的话让公关经理尚笑莉又惊又怒，她愤愤不平地反问：“难道他们宁愿让李劲在美国呆着，也不愿意让他来中国的外企工作？”她毕竟年轻，不懂得中国的很多事情，乃是为了求得大局的平衡，其间毁誉，并不在于一时一事的绝对公正。
不过，来到希格玛大厦第五层实习的这些学生，个个都是聪明人，他们脑子里面的东西甚至更多：“出国当然很好，但要找到一个像微软研究院这样的地方，很难。”“国外大公司中，真正肯在基础研究上长期投资的，只有微软。”他们想到了一切，就是不想什么“争夺人才”还是“挽留人才”。在他们看来，这个问题没有什么可讨论的。按照陈宏刚的看法：“很多学生就是这么一种心态：如果不来研究院，就出国。当然他们即使来研究院干一段时间，还是有可能出国。”就事实本身的情节来看，很难说微软是在与中国“争夺人才”，还是在为中国“挽留人才”。研究院坚持认为，389自己是“挽留人才”，另外有些人不同意。实际的情形可能是，两者兼而有之。祁卫这件事情表明，微软研究院的说法至少在部分情况下是成立的。只不过，研究院迄今为止费了那么多心血，陈宏刚苦口婆心找了这个找那个，但他承认：“从实习生中留下来的几乎没有。他们都想出国。我和他们谈了又谈，他们还是想去美国的名牌大学。除非去不成，才愿意留在这里。”已经打定主意出国、后来又决定留下来的人，至少有3个。李开复说服了童欣，张亚勤说服了邵怀荣，还有就是陈宏刚说服了祁卫。祁卫终于决定留下来的那一天，陈宏刚觉得自己特别了不起：“至少现在我们有了从国外回来的一批人。
至少我已经真正地说服了一个祁卫。“他的确有理由高兴。为了这个人的留下，陈宏刚真是费尽心机，甚至还打听到祁卫的妻子在11月22日生孩子，赶忙让郑薇买个花篮送去，让祁感觉到研究院里温暖如春。那些批评研究院”争夺人才“的人，可有谁在人才身上用了这么多功夫？那些批评微软傲慢无理的人，又有谁如此礼贤下士？
390吴士宏的“本地化”：断翅的蝴蝶看上去一切都挺顺利，但外人终究只能看到希格玛大厦表面上的花花草草，不能深悉其中诸多隐情：微软并非事事如愿，他们在中国的行动，其实也是毛病百出。
1999年7月15日，北京大多数报纸都发表了一条同样内容的消息，也即所谓“微软（中国）换将”：任职仅一年多的微软（中国）有限公司总经理吴士宏已去职，由大中华区总裁罗迈克临时代理微软（中国）
有限公司总经理职务。一时间，此事成为国内舆论关注的焦点，其热闹的程度，就算几个月后比尔．盖茨辞去微软首席执行官的事件，也不能与之相比。普通百姓可能对比尔．盖茨的《思维时速》和《未来之路》无动于衷，他们会说，那是一条很不错的路，但离我们太遥远。
他们宁愿知道吴士宏的发迹历程。报纸将那些故事渲染成种种成功的传奇，还给了她一个“打工女皇”的称号。
但事情不仅如此，京城记者多年坐看政局风起云涌，无不具有一种将世间万物全都披上政治光环的本能与技巧。更何况“科索沃”烟云虽散，遗恨未消，微软居然不肯夹起尾巴向中国人陪笑，反而没完没了地状告“亚391都”。吴士宏在这个时候与微软决裂，并且闭门撰写她的自传《逆风飞》，有如方兴东在一个月前奋起“挑战微软霸权”，时机拿捏得恰到好处，根本不用记者煽情，就成了一曲弘扬民族精神爱国激情的“壮丽凯歌”。
此前我们已经提到，吴士宏以不少篇幅来描述一些纯粹属于“民族大义”的情感，她也许意识到自己可能成为当日爱国大潮中一朵灿烂的浪花。应当承认，吴的确是一个有代表性的中国人，其经历再次印证了古老中国千百年来始终不变的卑贱者的逻辑。这逻辑她在自己的书中直言不讳地喊出：将相本无种！
当然也有很多人不以为然。一个自称“西洲”的人，怀疑吴士宏女士的召集追悼会、辞职、写书、跳槽、在媒体亮相，乃是一套完整的“立体包装”。另外一个名叫“华生”的人对吴女士的职业道德表示怀疑。一家报纸的网络版，在自己的《网友之声》栏目中，为这些人的议论提供了一席之地：10月25日和26日，被媒体狂轰滥炸了十几天的吴士宏女士，终于又要到网上论坛中和大家见面了。应该说，这是吴女士在就任TCL之前，进392行立体包装的最后一步。爱认死理的网友不厌其烦地追问，究竟是不是炒作？吴女士的回答是一贯的，辞职在先，然后写书，最后选择TCL，之间并无关联。然而，从吴女士最近在各种媒体上的表现来看，前后搭配天衣无缝。吴女士离开微软之时，适逢举国激愤之际，又有起来挑战微软霸权助兴，吴女士的离去不可能不带给人联想。一个很常见的观点说她有爱国心，有一报道说她在“五．八”事件时在微软公司设了一个纪念3位烈士的灵堂，并对部下说，美国人在杀害我同胞，而我们却要在美国公司中任职等等。从新闻报道中，吴女士在从微软辞职后发表了许多对微软中积弊的评论，如果是属实的话，虽然我对她的奋斗经历很敬佩，但对她的职业道德却十分不以为然。
这些议论中无论哪一种，都不一定真的符合吴士宏本人意志，但却不能说完全没有根据。只是批评者大都只是拘泥于吴本人的道德水平，至于她在微软内部的行政特色以及由此引发的种种纠葛和冲突，旁人无从知晓。
微软员工遵照公司指令，全都拒绝就此发表评论，所以只有吴本人自说自话。到今天为止，还没有人出来指证393吴的叙述在事实方面有重大出入。但精明的看客都怀疑，吴的故事只说出了部分真相，而非全部。一位了解内情的人说：“她只让你看了一部分事实。就像人的脸，有好看的，有不好看的，导演只是选择好看的。”这就是问题的关键了。对于任何一位事先并不了解情况的人来说，只有事实并不够，还须拥有全部事实。
这两者之间区别之大，有时候会导致完全相反的结论。
所以，在美国法庭上提供证词的人，必须做如下宣誓：说事实；说出全部事实；只说事实。一个只陈述部分事实的人，不是真正的诚实，只有陈述全部事实，才是真正的诚实。我们按照这样的逻辑，将吴士宏遗漏的情节稍加追述，就有可能对微软在中国的情形有更精确的了解。
微软在中国原本有3个主要机构。在上海，有唐骏领导的技术支持中心。在北京，有吴士宏领导的微软中国有限公司和张湘辉领导的微软研究发展中心。3家全都瞩目于当前的市场。从公司的组织制度来说，微软中国有限公司是对外的招牌，余者都是从属的位置。但从实际的情形来看，3个机构既有联系又各自为政。李开复领394导的研究院组建之后，主张搞基础研究，关注未来产品，故情况特殊，比较独立。至于“微软公司大中华区”，多年以来只管营销，与前述各机构并无紧密关联。这种各自为政的情形，令吴士宏耿耿于怀，也孕育了公司高层领导者之间日后的冲突。
说吴士宏是中国人心目中的“打工女皇”，虽有舆论炒作的色彩，但是，究其本来的经历，并非没有一点根据。她以一个护士资格进入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在中国的机构，其所受的基础教育本来不多，专业训练就更加可怜，但她依靠天资聪慧和勤奋，从最底层的办事员，积累功绩逐渐攀登到最顶层，再挥师他去，就任微软中国有限公司总经理。无论从哪个角度说，这都是一个成功者的奋斗历程。
不过，那时候吴士宏的名字在中国并不知名。她对自己十几年周旋于美国人中间如鱼得水的故事，极少张扬，长期使用的外国名字－－朱莉特（Juliet），除了她的同事和亲友知道，外人也无从得悉。直到1999年的夏天，就任微软中国有限公司总经理仅14个月之后，“朱莉特”
突然辞职，退出外国人的企业，不久后又以“吴士宏”
395的中国名字进入国有企业。一时间，“吴士宏”家喻户晓，“朱莉特”则极少被人提到。她的《逆风飞》随后上市，成为她与微软公司决裂的一个宣言，至少也为国内“挑战微软霸权”的舆论大潮增加了一朵耀眼的浪花。
吴本人从此成了弘扬民族气节的巾帼英雄。当她还是一个“打工女皇”的时候，没有人说她是“打工女皇”，当她已经不再是一个“打工女皇”的时候，人人都在津津乐道她是一个“打工女皇”了。诸如此类的悲喜剧，在中国无数成名人物，为必不可少的一个经历，现在又在吴士宏的身上继续上演。
吴士宏自称“聪明、感性、自信”，还宣布自己的经历是：“顺风兮，逆风兮，无阻我飞。”吴本人究竟是踩在美国人的肩膀上面飞起来的，还是向美国人挑战的英雄？亦或两者兼而有之－－前十几年是“顺风飞”，后十几个月是“逆风飞”？倘若拒绝外国人的利诱辞职他去，是一种“爱国壮举”，事关气节大事，那么，我们是否也可依据同样逻辑，将其在外资企业效力14年平步青云腰缠万贯的行为，归属“卖国恶行”？这一类问题无论得出怎样的答案，都不免使人怀疑能否代表真正396的吴士宏也即真正的朱莉特，而不是一种趋时之议。不过，这一切并不在我们关注的范围之内。我们之所以要在下面提到这段亦私亦公的事端，乃是因为在其中看到一种情形：微软在进入中国的同时，把一个难题留给了自己也留给了中国人。作为一种西方文化，微软的精神究竟能不能伴随其先进技术对中国发生影响？或者是，中国人在将其技术“本地化”的同时，也将其精神同化？
这个问题的最后结论，也将在相当程度上决定李开复和他的研究院在中国的命运。
按照吴士宏本人的叙述，她向微软“摊牌”的时候，“仍处在5月8日北约轰炸的震荡余波中”。她在当时向她的老板有过一番口头陈述，后来又有一篇文字作为补充。正式提到的辞职理由，看上去真是冠冕堂皇，也成为日后中国报刊上广泛传扬的“吴士宏和微软的4大分歧”：一，不同意微软在中国的产品价格政策。主张“‘视窗’价格必须调低”。
二，不同意微软在中国的反盗版策略。主张对中国企业“重销售，轻打击”。
397三，不同意微软在中国有四个窗口：主张微软在中国只能有一个面对市场的窗口。
四，总经理应有人事权。她的起码的“人事权”以及对“人”的基本原则受到挑战。
关于第一点，她与方兴东的想法不谋而合，至于微软的价格政策，已如前述。第二点，她倒是没有像方兴东那样，暗示大家都去“盗版”，但作为微软中国公司的总经理，吴士宏必定知道，微软进入中国多年，销售软件无数，每卖出一个“正版”就会遇到好几个“盗版”，而诉诸法律的打击盗版之举，却只有“状告亚都”一次。
究竟还要怎样，才算是“重销售，轻打击”呢？吴士宏没有说，但她的陈述表明，她其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