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板之梦”来设计。
如今你走进希格玛大厦第五层的时候，可以看到这里的计算机以及各种辅助设备，全部为世界最新产品，外观精美自不必说，性能以及功能亦属于第一流。其中一些专用设备，中国不仅不能制造而且也没有进口，乃是由技术支持工程师杨飞专门负责到美国购买。杨飞用“恐怖”二字来形容到国外购买东西的感觉，这包括种种辗转曲折的麻烦，也包括他遇到的一些价格“歧视”。
他说，世界最新的东西在中国市场出现，至少要晚3个月。所以微软中国研究院总是要在美国购买设备，尽管可以享受种种免税的好处，但实际支付的货款仍然超过224市场价格的5％。至于一些高技术的东西，就要花费至少两倍的钱去购买。但李开复并不在乎这些，他手上的投资预算是“6年8000万美元”，所以他的原则是，只要确属研究所需，就不惜代价去买。研究院成立后的一年中，他为60位研究人员花了大约1240万元购置设备，人均超过20万元，大约10倍于中国科研人员的年均经费－－包括设备、基建、日常消耗、工资、福利和奖金。相形之下，那些大大小小的“白板”所费，不过是九牛一毛，但我们仍然可以把这看作是最激动人心的一笔投资。把希格玛大厦第五层和我们国家研究机构区别开来的最重要的标志，不是那些闪闪发光的计算机设备，而是这些平淡无奇的“白板”。张亚勤在给李开复的电子邮件中说它可以“伸到长安街”，显然是一句玩笑，但若把他们一年多来写在白板上的那些奇形怪状的符号连接起来，必可在长安街上拉出好几个来回。
“白板文化”的精义，是开创了一个自由平等的环境。研究院里的人们在使用“白板”的时候从来没有认真想过，他们在不经意间拥有了表达自己和了解别人的权利。我们可以想像，如果全中国每一个人都能表达自225己的思想，并且有足够的机会在彼此交流中理解别人的思想，我们的国家又将会是什么样子！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正在注视的变化就包含了某种历史的意义：表达和选择的权利。这对我们国家的价值之大，远远超过8000万美元。
然则如果没有一个自由平等的环境为依托，即使有了“白板”就真的能够实现“表达”和“交流”的目的么？这样看来，“白板文化”与自由平等的环境，究竟孰为因果还很难说。李开复曾在微软中国研究院《通讯》创刊号上撰写了一篇文章，其中说到，他的“新使命是提供一个独一无二的环境”。他的所谓“独一无二的环境”，就是“一个平等的、真诚的、自由的文化”。这样的文章，他在日后每两个月出版一期的《通讯》中通常有一篇，叫做《开复话题》。每篇均以中文写成，其文字水平，足以将一些既朴实又华丽的思想以格言的方式描绘出来。
中国化的美国人和美国化的中国人谈到李开复的“新使命”，有个词义问题，不容易弄明白。但要理解过去20年里微软的崛起，对于这个词义226就必须有一定的了解。微软之所谓“自由”与“平等”，通常并不包含我们中国人时刻警惕的那种政治含义。事实上美国人虽然什么都可以说什么都可以想，但在行动方面处处不能逾越法律的规范，根本比不上中国人那么“自由”，可以随地吐痰随手扔垃圾胡乱穿马路，老百姓可以随地摆摊，官员可以到处设卡，警察罚钱可以随口开价，炒股大户可以套问内线消息……在美国那一边，你就是横穿马路还要按下街头按钮耐心等着对面的指示灯。我们从这种情形下看来，也许可以说，中国是一个“行动自由而思想不自由”的国家，美国是一个“思想自由而行动不自由”的国家。这个国家之所以发展壮大，不仅仅因为善于发现，而且因为勇于探索、敢于涉险和大胆创新。它的力量不是理想主义，而是一种自由主义的平实功利的态度。美国西部的开发自始至终贯穿了这种精神。而在西部后起的微软，更将此种精神发扬得淋漓尽致。
任何走进雷德蒙微软公司总部的人都难免惊异，这里18000多名员工办公室里的陈设和住宅房子的款式，居然没有重样。尽管“穿着自由”已是微软人的举世闻227名的特征，但第一次来到这里的人仍会有出乎意料的感觉：一个地道的微软人，看上去活像一个邋邋遢遢的嬉皮士，用形形色色的服装把自己包裹起来。牛仔裤、T恤衫、毛衣、衬衣、羽绒衣。尺寸不合身材，衣料不合季节。夏天可能穿棉袄，冬天可能穿短裤，五颜六色，形态各异，质地精良但却皱皱巴巴，价格昂贵但却决不显山露水。他们好像什么都可以穿，就是不肯穿西服打领带，这叫不少身着西服革履的来访者不免觉得自己“很傻”。尽管人们全都知道这是一个造就成千上万科学家和百万富翁的地方，但在一群微软人中间，没有人能分辨出，哪个人的口袋里装着多少世界级的荣誉，哪个人的口袋里装着多少钱。
服装的选择与人的智力并无直接关联，但智慧的弘扬必定要求个性的发展。举出两件小事就可以明白，穿着方面的任性放纵或者形格势禁，乃是一种大文化的反衬。作为一个访问学者，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胡玉衡教授在来到研究院的第一天曾经“西装笔挺”，但他立即就发现这是属于“过度着装”。他说他由此了解到，“开放、自由和不拘泥于形式是微软研究院文化的一个重要特228征”。另外一件事情发生在凌小宁身上。80年代中期他到美国留学的时候，在北京跑遍一条王府井大街终于买到一身西服。那时候我们国家卖西服的和穿西服的都很少，但他认定在美国是一定要穿西服的。不料后来他在俄勒冈州求学5年，又在微软工作7年，居然一次西服也没有穿过。到了1998年夏天他要回到中国来工作的时候，李开复告诉他，一定要在美国买套西服带回国内，必定有用。凌小宁回到国内，但见西服遍及街头巷尾，甚至一老农开着拖拉机行走田间也身着西服，不禁感叹：太平洋两岸孰东孰西？
说到“孰东孰西”，其实希格玛大厦第五层也有这个问题。
1999年春天到夏天的几个月里，这地方真叫热闹。
免费饮料室里，各种饮料的消耗量日愈增加。这些人什么都爱喝，既喝咖啡、可口可乐、利顿红茶或者加了冰块的矿泉水，也喝中国绿茶和各种果汁。事实上，聚集在这里的人无论是中国国籍还是美国国籍，都是华人，就像侯德健的歌中所唱：黑头发，黑眼睛，黄皮肤。你229就算走到他们中间，也无法分清谁是美国化的中国人，谁又是有着中国背景的美国人。你会发现他们身上的种种性格和风尚，只能使用“亦中亦洋，亦东亦西”来描述。这是一大群绝顶聪明的人，都是博士，都是教授，都是腰缠万贯的“暴发户”。散漫，独立，傲慢，但也懂得不失时机地对他人表示尊重和理解。说话直截了当，伶牙俐齿，脑子快，嘴更快，中文夹着英文，来回穿插跳跃自如，听者也不会有勉强的感觉。你从他们的言谈中，可以很容易地了解他们想什么，但却永远不会知道他们的财产有多少。不像我们这些纯粹的中国人，可以很容易地了解人家口袋里有多少钱，但很难知道人家心里想什么，也即所谓“人心隔肚皮”。他们既吃西餐也吃中餐，既吃三明治也吃方便面，吃饭的时候仍然在使用筷子，但却已经不肯像中国人那样伸长胳膊去夹菜，而是像西方人那样，把盘子端过来，一边转来转去，一边说着“turnaround”－－“转一圈”。在大庭广众之中，他们常常像美国人一样低声说话，也会像中国人一样高声喧哗，讲“荤笑话”并且哈哈大笑。他们喜欢穿没有商标的衣服，没有裤线的裤子。款式简练，质地精良，价格昂贵，但旁人却看不出贵在何处。尽管衣着随便，230但每天早上必会一丝不苟地洗澡刮脸，并且嘲笑那些没有天天洗澡的中国人身上有一股异味。他们在北京的卡拉OK歌厅里面，很地道地唱外国歌曲，但也唱《游击队之歌》、《社员都是向阳花》和《洪湖水浪打浪》。他们喜欢在美国的高速公路上开快车，又像美国人那样惊叹中国的交通拥挤，身揣驾驶执照，家藏高级轿车，但却永远不敢在中国的城市里面开车。与外国人在一起的时候，他们没有中国人常会有的拘谨和尴尬。在中国人群中沉默不语的时候，你闻不到他们身上的“洋味道”。他们疯狂地工作，也疯狂地玩。关注技术的最新进展，也关注股市每天的行情。在研究院里，他们彼此之间从来不肯称呼职务－－比如什么“李院长”、“张首席”、“沈主任”、“凌总工”之类，而是叫“开复”、“亚勤”、“哈利”、“小宁”。从美国来的访问学者胡玉衡说，他发现“这里有一种只叫姓名后两个字的文化”。不过，这些人一旦走进中国任何一所学校，也会不住口地叫人家“某院长”、“某教授”。
事实上，职位在这些人的心目中的确是很轻的。没有人会因为一个人拥有权力才尊重他，更没有人会仰仗231自己的权力对旁人颐指气使。比如张亚勤就更加在意他的“首席科学家”的头衔，并且在名片上把它排列在“副院长”之前。他说：“在美国，首席科学家是在科学研究领域中比较权威的一个职务。”当一位记者用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来询问他，“首席科学家”和“院长”两个人究竟谁领导谁的时候，他说：“开复既是院长也是科学家，而且是世界级多媒体权威。”听上去他更加尊重李开复的学养而不是李开复的权力。不过，记者还在刨根问底地追究，如果“院长”和“首席”的意见不同，谁听谁的呢？
“他是个思想非常开放，能够听取不同意见的人。”张亚勤继续说，“我们是一起讨论，达成共识。如果有不同看法，那他会做他的事，我去做我的事，过一段时间再看看，谁错了谁就改。这是科学研究的做法。”停了一会儿，他又说：“作为科研机构的管理者，只把握方向，其余方面让别人去做，任何想法都可以去试。重要的是什么时候知道错了，就什么时候停下来。因为与自己观点不同，就用职权来限制他人，这不是做科研的态度。”记者显然不能满意，因为他从张亚勤的话里还是听不出李院长的权力究竟在哪里，其实他只要回去看看李开复写的《从基础研究谈起》，就全都明白了。李开复在那里写的，比232张亚勤说的更加彻底：引导，但不控制－－除了由我负责研究院的使命和大方向外，研究的项目、细节、方法、成败，都由研究员自己来决定。我们聘用的人都是世界级的专家，对于细节，我可以提出我的意见，但是决定权在研究员手中，因为他们懂的远远超过我。我会全力地支持他们，就算我不认同他们的决定。
自由、真诚、平等－－这是我多年来所负责的每一个机构的共同特点，在一个自由、真诚、平等的机构里，每一个人深深地互信、互助、互重，无论资格、级别，每一个人都能够直接对任何人提出他的想法。就算是批评、争论，也是在互信、互助、建设性的前提下做的。
在我的机构里，我不容忍官僚作风，不容忍傲慢作风，更不容忍明争暗斗。
我不赞成你，但我支持你从客观的情况看，李开复的这种表现是很自然的。
他的经历如他自己所说，有着“自由、真诚、平等”的共同特征。这一点当他还是一个学生的时候，他的导师233罗杰．瑞迪便给了他多次镂心刻骨的体会。那时候李开复追随他的导师研究计算机语音识别系统。作为导师，罗杰．瑞迪的最杰出的所在，与其说是他的学问，倒不如说是他的眼光和品格。他似乎有一种天助神佑般的感悟力，知道通向未来的道路在哪里。作为科学家，他并非全知全能，即使在他熟悉的领域中，情况也在迅速变化，为他所不能掌握，但他知道怎样去看待一个自己不懂的领域，知道怎样用一些最困难的问题去激励一些年轻人的热情和想像力。如果他的学生李开复向他说出3个研究题目，他能够十分肯定地回答，其中一个问题根本无用，不能做；另外一个虽然有用但价值太小，不值得做；第三个才是精彩的想法，但若实现这想法至少需要10年。
罗杰．瑞迪是美国一个总统特别委员会的成员。他因自己的远见卓识受到政府尊重。但他不喜欢任何社会活动，只一心沉浸在计算机的世界中，中午也不正经吃饭，通常是叫人家送一个比萨饼来，一边吃一边和大家讨论。李开复入学伊始，问他应该做些什么课题。他说：“这样吧，你做一个不特定语者的语音识别系统。”这话234现在已经没有什么新鲜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