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尔．克林顿自从1999年1月，张亚勤就成为中国报纸上一个时髦人物。他在世界计算机多媒体领域的成就，甚至还在李开复之上，但两人性格迥然不同。李从外表到思维全都属于文质彬彬、严谨细腻的一类。作为一个领导者，有的人小事精明，大事糊涂，这是最糟糕的。有的人大事精明，小事糊涂，已属难得。李开复则是大事清醒，小事周全，能用简单的话将极抽像的问题条分缕析，即令事物的细节也能想得清清楚楚。张的外表圆浑忠厚，憨态可掬，开口的时候轻声慢语，举大体不论细节，无论多么复杂的问题，总是能够一语中的。李在意自己外在的形象，擅长公关，对记者说话的时候总是能把分寸拿捏得恰到好处；张似乎从来不在乎公众对他的看法。
他在过去几年获奖无数，但却从来不肯把他的奖状奖杯148放在办公室里。有一次同事把他接受“杰出青年电子工程师奖”的照片挂在走廊上，他看了，当场摘下。他不喜欢把时间花在记者身上，甚至还会对那种虚浮轻狂的记者抱有几分蔑视。李开复或许也有大致类似的想法，但他绝对不会像张亚勤那样流露出来。
1998年秋天，当李开复为研究院到处物色首席科学家的时候，计算机界的同行纷纷推荐张亚勤。经过一番周折，两个人终于在电话中相识，然后相约见面，一见如故。“我和开复聊了两次，感觉很好，”张亚勤这样评价他对李开复的最初印象，“说实话，他的能力远远超过了现在的职责，当这个院长是屈才了。”李开复则使尽浑身解数游说张亚勤到中国来，他认定张亚勤是计算机领域里的“一面旗帜”，此人若能来到北京的研究院，必可带来一大堆才华出众的人。
事情的发展果如李开复所料，张亚勤决定加盟微软中国研究院之后，消息立即在美国同行圈中蔓延开来，一时间，到处都在半信半疑地相互询问：“怎么，连张亚勤也去啦？”
“一点不错，是张亚勤。”
149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用一种新的眼光打量微软中国研究院。一个月后，李世鹏回来了，两个月后，李劲回来了，又过了个月，朱文武回来了。在希格玛大厦，至少有3个人直截了当地说，如果不是看到张亚勤回来，他们不会想到要回中国来。
张亚勤－－属于全世界的财富在美国计算机领域中，张亚勤的确被认为是华人的骄傲。“在美国工程界的所有来自大陆的中国人中，无人能出其右。”芮勇坐在雷德蒙市最豪华的中国餐馆“豪苑”中，一边喝着中国茶一边表达他对张亚勤的敬佩。张亚勤的经历在美国计算机业的华人圈中，的确被描述成一个传奇故事。当然对他的钦佩不仅仅来自华人，也来自一些最有智慧和成就的美国人。“和他相处不到一星期，我就意识到他非常特殊。”瑞曼德．比克赫尔茨教授说。
瑞曼德是乔治．华盛顿大学电气工程与计算机科学系主任，还拥有电气电子工程师协会院士、通讯学会主席、美国科学院院士等等头衔，在世界电气电子工程界享有很高声誉，也是张亚勤读博士期间的导师。谈到自己当年的学生时，瑞曼德有些“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感慨：150“他真的是全世界的财富！”
但是张亚勤本人不同意这些说法。“咳！总有几成水分。”他这样说。按照张亚勤本人的说法，记者们在介绍他的时候，多有不实之处。比如说他在美国领导着几百个美国人从事科研，就有极大水分。但他的确在新泽西州的桑纳福实验室领导过一个40多人的多媒体实验室，还创办过两家公司。有一个时期，国内的报纸上把他们这些人说成是“世界级科学家”，当他在中国南北行走的时候，这几乎成了他的一个“头衔”。同样的头衔还用在李开复、沈向洋和张宏江这三个人身上。一位中国记者拿这个问题去询问图灵奖得主、卡内基梅隆大学计算机学院院长罗杰．瑞迪：“我想知道，这种说法是不是夸张？”“绝对是事实。”罗杰．瑞迪回答。
但张亚勤却有一番更加苛刻的评价。他认为这种说法本身并非夸张之词，但正在引起误解。他说：“‘世界级’在国外是一个常用的词，不是国内理解的那种世界名人或者大师，只能说是一流的。一流的人不止一打两打三打，所以这个称谓不是很了不起的事情。只能说，151我们这些人在多媒体方面是受人尊重的，做得比别人好一些，别人知道你的名字。计算机的世界浩瀚无比，大的方向就有无数，把一个大的方向分割成许多许多领域，把一个领域分割成许多许多方面，把一个方面分割成许多许多题目，我们的成就，只能说在某个题目，充其量是某个方面－－比如我在多媒体视频方面，开复在语音识别方面，沈向洋在视觉方面，张宏江在视频搜索方面。
说得更多，就是水分。“然而张亚勤极为看重”电气电子工程师协会院士“
的荣誉，不仅因为这是一项难得的殊荣，还因为他在这个协会110年的历史上开创了一项新的纪录－－最年轻的院士。他获得这个荣誉的时候刚刚31岁，直到今天，他对这一点仍感意外。这个协会产生于美国，但却是一个世界性的组织，其规模也是世界最大，举凡电脑、电子、能源等等电气电子工程领域，都包括了。有40多个分会，30万会员。不过，院士只有几百个。这些人在全世界都受到尊重，有如我们国家的两院院士。张亚勤说：“能够成为这个协会的院士确实不容易，只要想想中国人中寥寥无几，就知道有多困难。”152张亚勤是山西太原人，但他的童年时代几乎都是在晋南运城的外婆家里度过的。由太原而运城的转移，在他来说是一段虽然惨烈但却被轻描淡写的经历。“文革”
开始的那一年，他才两岁，父亲莫名其妙地不见了。亚勤过了几年没有父亲又渴望父亲的日子。有一天，家里忽然一团糟，在一片悲怆的气氛中，他知道父亲死了。
那一年他5岁，以这样的年龄，还不能完全洞悉死的含义，但他知道父亲从此再也不会回来了。母亲在父亲去世之后重新结婚，也许是不希望将往日的阴影带进这个新的家庭，所以很少对他说到父亲。
“我是外婆带大的，”他有一次说，“我的初级教育是外婆给的。她经常给我讲一些故事，告诉我要独立，不要依赖别人。”外婆有些文化，不太多，认识字，会算账，这在那一代中国妇女中已经少有。亚勤在6岁那年被送到外婆手上，也许是因为他的记忆中从来就没有过父爱，所以也没有一点失去父爱的阴影。“从来没有过，因为没有对比。”他说。多年以后，他自己也有了一个女儿。看着女儿在新泽西温暖的阳光下欢呼雀跃的样子，153张亚勤终于意识到久久积蕴在心中的那种“父亲情怀”。
“我的女儿如果没有我，肯定不行。”他说，“直到那时我才想到，假如当初父亲在的话，我的童年可能会不一样。”以上种种情节，在迄今为止描述张亚勤的那些文章中全都没有提及，他本人也极少向别人提起。在旁人的印象里，他是一个一帆风顺，平步青云的幸运儿。他在成名之后，只有一次对记者说起这些往事，语气平淡从容，心绪也无一丝波澜，让人觉得他要么城府极深，要么就是健忘。记者不禁问道：“你是不是一个不太喜欢回忆过去的人？”他笑了，说：“也不能那么讲，应该说没有时间。有时候想起来，也是比较近的过去。没有时间想那么久远的事。”张的兴趣广泛，但却具有将精力长时间专注于一件事情的能力。他常常一连数日闭门不出，沉浸在他的多媒体世界，但他也喜欢做生意，对风险投资和股票买卖都有兴趣，还喜欢下围棋，打球，玩扑克牌。他的言谈平稳，节奏缓慢。每逢这种时候，让人觉得他要比他的实际年龄大一些。但他也喜欢不动声色地开玩笑，常会154把一些笑话说得像真的似的，有时候还会情不自禁地表现出一种顽童的秉性。比如他会在电梯门打开的一瞬间突然转身跑开，从楼梯飞快地拾阶而上，然后在三楼的电梯口笑容可掬地等着你出来。清华大学的硕士生潘锦辉在跟随他工作了几个月后说：“他是那种又能做事又能玩的人。”的确是的，他无论是玩还是做事，都喜欢赢。
他信奉“要么世界第一，要么就不做。”下围棋的时候如果输了，他会心急火燎地拉着人家再来一盘。“制胜”与其说是他的性格，不如说是他的天资。但在他的兴趣世界中，有两样东西是被排除在外的：一个是“政治”，只是在极为罕见的情形中，他才会对政治倾注内心的激情；一个是“小事”。“从小就看穿了一些事情，用时髦的话讲是超越。不太在乎小事了。”他这样说。
他的所谓“小事”，有时候包括了一些在旁人看来很了不起的事情。1978年，张亚勤12岁的时候进了中国科技大学的少年班。经过那个时代的人，都会记得这“少年班”在当时的轰动。“文革”之后，百废待兴，我们的国家一时间出现了“渴望人才”的气息。于是大家拚命寻找“天才儿童”，希望他们能够在转瞬间成为振兴中华155的栋梁。第一个入学的孩子叫宁铂。他立即就成为世人谈论的话题，有的说是“神童”，有的说是“少年奇才”。
实际上少年班中大部分孩子那时候都成为舆论追逐的对象，但张亚勤是个例外。母亲不许他接受记者的采访，还告诉他名声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在那个火红的年代，这孩子只是默默地读他喜欢的书，默默地玩他喜欢的游戏，不同所谓“神童”的舆论发生任何瓜葛。20年后，情形居然发生戏剧性的变化，“神童”宁铂归于平淡。
这时候世事再次显示出它的冷暖无常的本色。报纸上开始拿宁铂作为不成功的代表，诉说“拔苗助长”的种种坏处，其情绪激昂和理直气壮，有如当年诉说“早出人才，快出人才”的种种好处。张亚勤却开始成为记者们新一轮追逐的对象。这情形让人想到中国古代“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的故事，沉浮逆转之势，既有喜剧效果，又有悲剧味道。不过，张依然保留着20年前的信念。“宁铂那时候很出名，这和他是第一个‘神童’有关。但他的确很聪明，才气很高。”张这样评价自己当年的朋友，“虽然他后来有些挫折，但少年班到底怎么样，我觉得评价还早。什么叫成功？什么叫失败？标准不一样。我们都是三十出头。这个年龄的人很难讲是成功还是失156败。”但张亚勤本人的成功却是大家公认的事。当他回到国内，在微软中国研究院担任首席科学家的时候，无论走到什么地方都会受到“英雄凯旋”般的欢迎。他在中国科技大学8年，完成本科和硕士课程，又在1986年离开科大赴美，在乔治．华盛顿大学获得电气工程博士。
然后成为普林斯顿的桑纳福多媒体实验室的总监。桑纳福是美国四大研究中心之一，其历史上最辉煌的记录是发明了电视，所以被誉为世界“电子技术的摇篮”。张亚勤的研究室总监之职，是中国人在这个研究领域中所担任的最高位置。13年后也即1999年3月，他回到合肥做学术报告那天，母校把欢迎他的活动搞成了一个盛大的节日庆典。无论老师还是学生都向他涌来，希望一睹他的风采。报纸上说，人流挤破了门。张亚勤这一回终于承认记者的描述不是夸张。他说：“那情景让我很受感动。”学生把演讲大厅挤得满满的，从座位到讲台，一直排列到距离他不到一米的地方。而外面的学生还在不断地涌动着想要进来，终于挤破了门上的玻璃。他所尊敬的老师们都已两鬓苍苍，现在也淹没在年轻人的海洋中，157不无感慨地望着他们今生今世最大的“骄傲”。
张亚勤早就听说宁铂毕业后留校任教，眼下却说不清楚是不是希望在这种场合看到他。会场上不少经历了这20年世事变迁的人，这时候难免在心里升起一个莫名的问号：假如当年出走美国的是宁铂，而张亚勤留在宁铂后来的位置上，那么今天两人的情形是否也会发生逆转？事实上，张亚勤不喜欢人家拿他和宁铂做比较，尤其不喜欢自己成为公众人物，他讨厌成为明星的那种感觉。
尽管大多数明星都有过一个艰苦奋斗的历程，但做明星和做事情终究不是一回事。一个人一旦成为明星，也就失去了做事情的本色。张亚勤以往做出来的事情，主要是在两个方面：一个是视频传输；一个是数字电视。
他是这两个领域中的佼佼者。90年代初期，美国人认定数字电视是未来的方向，于是集中了一大批最聪明的人来攻克这个全新的领域，张亚勤是最早介入的人之一。
他的贡献在于开创了一系列数据压缩的新算法，使得图像数据能够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