须钻研时文,应付科考,否 则照样为人瞧不起。
这就是为什么在不断的反对声中,以八股取士的科举制仍能 固若金汤的缘故,这个制度的确能比较好地满足传统王朝的政冶 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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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近代化挑战中的科举困局
进人近代以后,在应付西方的挑战过程中,传统的政治体制 表现出了相当的弹性,但是科举这一比较起来还箅合理的制度却 显得十分的沉滞与不合拍。遭到主要来自两方面的批评。酋先洋 务派的一些人对它不满。由于科举考试制度与学校体系紧密相接, 所以当近代化需要引进新的教育体制,培养新式人才的时候,居 然发现科举成了最大也最难以克服的障碍。一些洋务派大僚如李 鸿章,虽然以裱糊匠自居,并无变制的野心,可也对科举大为不 满。现实的事态是,凡是进新学堂的人,卡有八九系科举道路上 暂时不可能攀升之辈。一旦他们通过新学堂挣了出身和资本,多 半要转过头来再扎进时文里,应考求科名。像严复这样留过学、官 拜总办的人也要一次次地参加顺天乡试。同义馆出身的张德彝,直 到外放使臣,官至红顶,还是以未经科举正途为耻。这种状况,极 大地干扰了新教育的推行,使其在中国刚刚萌芽就处于无情的严 寒之中。
另一方面的批评来自于传统士人经世致用流派的一翼,也加 强了对八股取士的攻击,他们面对多变的世事,愈发意识到八股 的空乏无用,道咸时学者孙鼎臣说:“现世上之所以教,下之所以 学,惟科举之文面已。道德性命之理,古今治乱之体,朝廷礼乐 之制,兵刑、财陚、河渠、边塞之利病,皆以为无与于已,而漠 不关其心。及夫授之以官,畀之以政,懵然于中而无以应,则拱 手面听之胥吏之为。”〔】〕李东沅干脆将科举这种形式也一笔抹到, 他认为科举制艺,使士人“将一生有用之精神,尽铕磨于八股、五 言之中,舍是不遑涉猎。泊登人宫,而后上自国计民生,下至人 情风俗,及兵刑、钱谷等事,非所素习,淬膺民社,措治无
〔1〕盛康:《皇朝经世文缡海》卷六六,《41政贡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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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比较有意思的是,凡是少年科第,尤其是名次很高的士大夫, 往往都不把八股当回事,因为他们怕人家说他们只晓得制艺括帖; 没有学问,所以一旦金榜题名,八股就被弃之如弊履,或去研经, 或者习史,或者塚磨边疆史地,还有玩诗文词陚的,但绝不会有 人再看一眼八股文,自编年谱的时候,还非得加上一句什么向不 喜八股制艺之学的话。相反,比较在乎八股的倒是那些屡试不第 的秀才,有时,会做八股成了他们唯一的优长…足以夸耀于平 头百姓的优长。
尽管有来自双方面的交叉火力,但科举改革还是推不动分毫, 连开经济特科这种修补性改革都实行不了》1867年,御史张盛藻 在奏折里说:“朝廷命官必用科甲正途者,为其读孔、孟之书,学 尧、舜之道,明体达用,规模宏远也,何必令其习为机巧,专明 制造轮船、洋枪之理乎??2 11科举牵扯到“道统”(孔盂之书,斧舜 之道)问题,不仅仅是个选拔官吏的程序。科举的强烈导向作用,比 任何国家的强制政策都更有效地贯彻封建道统。中国传统的教育 体制是以科举考试制度为龙头的,教育的目的,不仅是断文识字, 具有文字写作能力,更重要的是接受一种意识形态的灌输。中国的 教育很少有自然科学方面的内容,几乎所有的技艺性的教育都不 在正式的教育系统中进行,在中国传统教育中,最后的归宿就是作 官,进入仕途。而进人仕途最要紧的是具有正统的道德。
洋务运动必须培养新式的人才,这是近代化的必需,但是地 大物博的中国,并没有像倭仁想象的那样,什么人才都有。除了 极少数偏好算学的“畴人”外,其它的自然科学几乎没有人擅长, 一向以拥有能工巧匠著称的中国,于近代工程机器学一无所知,不
〔1〕葛士埔;I垔朝经世文续编?卷一二(:),《汗务》二 V 2 ^《洋务运动》(二、(掌山东道监察御史张盛藻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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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工匠如何精巧,也难以制造出合乎要求的机器。曾国藩安庆制 造所仿制出来的小轮船,虽然能走,但马力小、速度慢,而且不 懂机械图纸,再造就难以为继了。其它如化学,电学就更是困难。 所以,中国教育非添加新式成份不可,可是添加的新式成份显然 与科举格格不人,两者根本衔接不上。学习声光化电和外语以及 造船造枪炮技术,不论多么精通,都无法迈过哪怕仅仅是童子试 县考这一小关,更休谈中举中进士了。反过来等到八股文练得精 熟,不论考中考不中,都巳错过学习自然基础学科的时机,纵令 拼上全力,也难有大的造就。反过来,如果先学新学,再习八股, 或者像严复那样屡试不第,或者侥幸得售,结果势必把原来学的 东西丟个大半。最严峻的问题是,无论新教育有何种的优惠,只 要朝廷中还保留着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并且赋予它法定的铨选 正途地位,读书人就不会对新教育感兴趣,新式教育无论从生源 到教育效果都要打折扣,即使培养出来的新式人才,1还有可能被 科举拉走0
但是,中国毕竟一天天地在走入近代,西方列强并木会因为 科举制度的依然故我就放松对中国的侵略,无论从囑个方面讲,中 国需要的新式人才只能愈来愈多,学新学的“异途”人才虽然在 官场仍遭白眼,但用得着他们的地方越来越多,这当然使得由科 举正途出身而观念守旧的人们愈发嫉视“新式”人才’同时也更 加看重科举,看重八股。虽然在维护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的防御 战中,他们不免节节败退,但直到戊戌年,他们还是咬住旧式科 举在维护封建统治之“体”方面的功用,来反击要求改革科举的 人们的攻击0当然,攻击科举的人们也非无懈可击,因为既然攻 击科举的人们也承认“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那么科举考试是为了 选拔官员,不是选取专业技术入员,所以“体”才是关键,需要 专业技术,可以聘用这方面的技术人员,专业的技术人员,不一 定就能当好行政官员。这种说法好像也不无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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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绘选制度与教育体系应是两回事,它们之间有较为紧 密的联系,但并不应该相提并论。在现代社会里,教育负有多种 功能,其中主要的是普及国民的文化知识与科学技术知识与技能, 也为国家和社会培养各种层次的专业人才,其中也包含政务,行 政、法律,财税等方面的人才,但并不意味着通过了这种专业教 育的人就有资格去作官,从学校出来最多的人才不只是投身政界, 而是面向整个社会,金融、法律、商界以及更广泛的工业各部门、 各种企业(私营与国有的)才是最大的人才容纳所。我们应该看 到,虽然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中,曾出现过一般行政官员随政 党选举的成敗而全进全退的现象,但很快西方国家就实打文官考 试制度,把政务官和事务官分开,政务官随政党上下面进退,而 事务官通过考试选拔,处于长期的稳定状态,从而保障了政治的 稳定性和政策的连续性。
但是在传统的中国,由于社会分工还远未达到那样的程度,所 以实际教育体系是与铨选制度绑在一起的。除了最「层那些根本 没有条件继续读书的农民,上一两年私塾只是为了识几个字以便 更好地谋生外〔农村也确实存在与宣扬传统道德不一祥的识字课 本,主要以看图说话的形式,识一些农村常用字,如《对相四 言》、《六言杂字》之类〉,读书就是为了作官,至少也是为了知书 达礼,作个乡间儒生,以传播知识,弘扬儒家伦理为亚。而整个 社会的各种行业的专门知识教育,只是通过以师传徒这种口传心 授的方式进行,根本与学校无缘。
正是由于中国徐选制度与学校教育体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地搅在一起,所以历来厌恶八股的人“恶”屋及乌,连科举一起 厌恶掉了。近代以来,批评八股的人大都同样嫌恶科举,一批思 想家如郑观应、马建忠、薜福成、陈炽、胡礼垣等人,干脆把废 科举与兴学校相联系,视为一个事物的正反面。就是李鸿章、张 之洞这样当年科第顺利、出身翰苑的洋务派大臣对科举也无好感, 330
对废除它虽不敢大声疾呼,但心里却是赞同的。
当接力棒传到康粱等人的手里时,他们对科举的态度并没有 多少变化。一方面,他们敏锐地意识到建立新的教育体系的重要 性,因而为之大声鼓与呼。另一方面他们又将科举制度对薪教育 体制建立的障碍既看成是内容上的,也看成是形式上的,也就是 说,从他们的内心愿望,是完全希望废除科举制度的,为此他们 甚至鼓动当时的开明士人抵制考试。但在实践中却很明智地把火 力集中在八股头上。同时,由于意识到了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在 维护封建道德方面的巨大功效,拥有意识决定论世界现的维新派, 在改革实践中对废八股改科举直至废科举注入了过多的精力和热 忱,对他们来说,7⑽的存亡,科举的兴废已经不是铨选制度本 身和教育体系的改革范围之内的事了,它关系到全国士人的士气 人心,关系到新的意识形态能否在全国贯彻下去的大问题。在那 时的进步士人心目中,不论中国有多少西方化的成份(即资本主 义因素有多少、“士心”的向背才是近代化成敗利钝的关键。
科举考试制度这种选官的形式,本是中国传统政治学对世界 官僚科层制度的一种贡献,可是在近代中国,却陷人了一种非常 尴尬、难以自拔的境地。有的时候,人们甚至把中国近代落后的 原因归咎于它’好像科举一废,中国马上就会人才辈出,赶上和 超过一向欺负中国的列强。不用说,科举制度身上挨的板子多了 些,也重了些。那个时代的进步思想家也难免犯直线式思维,形 而上学分析问题的毛病,他们只看到了科举是新式学校体系建立 的瘅碍,不知道这种障碍其实也可以变成动力。 三、废八股的前后
在戊戌变法的各个方面,除去抓印把子的政权变革〖制度局 之设、维新派最重视的就是科举变革。他们不仅将变科举视为培 育人才的百年大计,还槐科举改革为士人意识转换的枢纽…
在整个维新运动的宣传鼓动中,关于科举变革的呼吁占了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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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份额,也很受一些有能力接受新学,同时较为开明的士人的炊 迎,像孙治让、吴稚晖这样的人公然表示不再参加科举考试。在 《时务报》风靡天下的岁月里,八股帖括几乎变成了人人喊打的过 街老鼠,不论新学旧学,但凡有点“学问”的人,都对之表示鄙 夷。这种心境从前很多士大夫就有,只不过面对西方的挑战,又 经过梁任公生花妙笔的渲染,大家厌恶八股的情绪更加强烈而且 外铒了而已。康有为等人对7'股的痛恨感觉几乎跟当年明朝遗臣 差不多,明朝的遗老将江山易色与崇祯吊死煤山都怨在八股身上, 而康有为他们也将清朝在近代的积弱积贫,国势日衰、国土日削 的局面归咎于八股,据康有为自编年谱反腴,康有为接受光绪召 见时,恨恨连声地对光绪说:“故台辽之割,不割于朝廷,而割于 八股;二万万之款,不賠于朝廷,面賠于八股;胶州、旅大、威 海、广州湾之割,不割于朝廷,而割于八股:应诙说,康有为是 真心实意地对科举、对八股有怨气,也确实相信,以八股取士的 科举制度,要为中国的现状负一大半责任。
依康梁等人的原意,恨不能一下子将科举制度废掉,代之以 新式的教育体系。梁启超曾经为中国的科举制度改革设计了上中 下三策。其上策是:
远法三代,近采泰西,合科举于学校。自京师以迄州县, 以次立大学、小学,聚天下之才,教而后用之。入小学者比 诸生,入大学者比举人,大学学成比进士,选其优异者,出 洋学习比庶吉士,其余归内外户刑工商各部任用,比部曹。庶 吉士出洋三年,学成而归者,授职比编检。学生业有定课,考 有定格,在学四年而大试之,以教习为试官,不限额,不糊 名。凡自明以来,取士之具,取士之法,千年积弊,一旦廓 清而辞辟之,则天下之士,廉然向风,八年之后,人才盈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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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在这里用新式学校制度来替代科举制度,显然还不知区分 学校体系与铨选体系,很明显地在走传统学而优则仕的老路,只 是学的内容由旧学改为新学。由于当时中国…无独立的市民阶层,也 无象样的民族资本,所以梁启超一时还想不到学校毕业生除了让 政府安置之外的其它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