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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1 ^《啬翁自订年谱》丙申三月。 〔2〕《张季予九录“政闻录》卷1，第18 — 1&页； 4〕《张季子九录’实业录》卷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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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干涉。
然而，作为士人，张謇的“实业救国”设想与他的一些好友 “教育救国”路线并不抵触，他甚至认为兴办实业只是为教育救国 提供物质基础，只有发展实业，才能兴办教育。他后来回忆道：
自前清甲午中国师徒败衄，乙未马关订约，国威丧削，有 识蒙诟，乃知普及教育之不可巳。普及有本，本在师范，乃 知师范之设立不可以巳。设师范之资，其数非细，他国师范， 义由国家或地方建设而扶助之。当是时，科举未停，民智未 启，国家有文告而已，不睱谋也。地方各保存固有公款之用 而已，不肯顾也。推原理端，乃不得不营实此。然謇一介穷 儒，空弩蹶张，于何取济？南通固有名产棉最旺之区也，会 有议兴纺厂于通而谋及者，乃身任焉。〔”
张謇也确实像他说的那样做的，他办起了大通纱）1，赚了钱之后 就兴办了南通师范学校。南通师范与另一位实业家叶衷澄办的衷 澄学堂等新式学堂由于有实业支持，办得十分红火，而孙治让等 人的兴学，则左支右绌，十分垠难，一受制于顽固派官绅，二困 于经费短缺。
哪一种改革次序更合理一些？这是一个现在不好评判，当时 几乎没法判断的问题。把开民智放在改革的首位，从道理上讲没 有什么不对，但此举如果没有政府有力且长期的支持，缺乏比较 坚实的经济基础，似乎有难以为继的危险，所以政治改革和经济 改革不能不相伴而行，如果没有后两者的伴行，那么教育救国就 会变成以…橘水浇灌千顷沙漠的努力，很难改变国民素质低下的 国情〔我们在日后的历史中曾经看到过这样的努力，像陶行之、晏
^：《南通师范学衩＇年度支咯序》，《张季子九录‘教育朵I 314
阳初、梁漱溟等人的乡村教育、平民教育事他都很感人，但对于 中国几亿农民而言，不过是杯水车薪：）。
但是，反过来说，如果没有国民素质的提高，政治改革往往 会流于形式，而资本主义化的经济改革也会变味。中国辛亥以后 的历史已经址实了这一点。
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的关系也是这样，按道理政治改革应该 是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可是当时中国的状况，『等到资本主义经 济因素自然而然地成长起来恐怕是不可能的事，即使有这个可能， “俟河之清，人寿几何”，仁人志士也断不会坐等，他们断不会眼 睁睁看着中国变成殖民地。所以，必须从政治变革人手，解开近 代化进程的结，可是没有资本主义经济的基础，政治变革每每是 乏力的。看起来，政治变革、经济变革与教育变革谁应放在前面 的问题，似乎像在一个环中旋转的三匹木马，说谁是第一都可以， 但将谁放在第一又都有问题。
世上的事没有解不幵的结，解结的办法就是到什么地方说什 么话，经济改革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放在首位，事实上，如果没 有自60年代以来历经几十年的洋务运动，维新运动显然是不可想 象的，如果中国在1895年还处于林则徐在虎门销烟时的状况，穷 尽人们的想象力，也不会想到在中国进行“变制”的改革。可惜 的是洋务运动只是使中国出现了大机器，但新式的资本主义生产 方式并没有确立，资本主义的国内市场更是谈不上，至于相应的 法律框架更是匪夷所思。所以维新运动必须补课，补上发展私人 资本的这一课。
但是，中国当时不存在可以避开政治变革在政治势力夹缝里 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条件，所以维新运动必须也从事政治变革，尽 可能地为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创造一些条件。能建立西式的民主政 治当然很理想，可惜只能是一种可望不可及的奢望。其次，能如 维新派所努力的那样，建立由维新派掌握的中枢政权也很好，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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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还不行，也可以再退而求其次，维持一个能容忍资本主义发展 的半新不旧的政府，只要它能对民族资本主义持一种表面上的 “持护”，就可以使中国经济发生缓慢的变化。至灭教育改革，理 应与经济改革同步，只是在实施过程中，须稍缓半拍。
所以，合理的改革次序应该是，首先注重的应是资本主义的 经济改革和教育启蒙，对政治变革应视政况的许可程度，尽可能 争取一个较好的结果。指望一举在中国变制成功，从而在一个西 化式的政府领导下迅速走向近代化，在最短的时间内改变面貌，走 向富强，理想虽然可观，其实很不现实。至于在政权尚未掌握的 情况下就推出一揽子全面变法的规划，更是不现实的毛毛雨。虽 然从理论上讲，改革应该系统全面，否则改此不改彼会发生扞格 与滞碍，但在现实的改革实践中只能一点点地来，绝对不可能一 下子把一切都改好，一新全新。可以说，全面改革的设想是一种 改革的理想主义，将这种理想主义推行到变法的实践中，不仅不 能保住甲午之后举国求变的好形势，将政治改革推进一步，为经 济改革创造一个好的政治环境，反而导致大的反动，差一点倒退 到洋务运动之萷的中国政治状况中去。
改革的次序问题，背后隐藏着一个近代化变革的速度问题。当 时中国危迫的政治情势，迫使着人们斯望尽快地改革现状，走向 富强，摆脱目前的屈墦，所以大家都想走捷径，幻想着通过政洽 改革，以强有力的政府力量来推动经济改革与教育改革，三五年 就走完西方几百年，日本几十年才走完的路。这种心情是可以理 解的，可是中国的现实是，改革性急不得，一性急，似快实慢，进 ―步可能要退两步甚至三步，冒进从来都是要付出代价的。
我们这样说不是批评维新派政治改革不应该进行，面是说他 们从一开始就应该明白政治改革的目的，应该看清当时中国政治 改革所能进行的限度。在十分清楚大太后小皇帝政治格局的情况 下，贸然设计以光绪为核心的变法规划，幻想手中毫无实权的皇 316
帝可以自立单干，为之设计出抛开太后的中枢机构，其不现实、不 冷静已经达到了热昏的程度。对于历史文化包袱十分沉重的曳国， 改革只能一点点来，尤其在披榛辟莽以启山林的时候，急性病是 万万要不得的。维新派当时既使不能走太后路线，也应清楚依赖 光绪变法的限度，只要能达到政府鼓励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逐 步建立相应的法律框架，在教育系统中废除八股，’兴学校，逐步 建立新的知识分子上升梯阶体系，维新运动已经算是小有成就了。 想一步到位的变法，美尚美矣，可在事实上却使中国向后退了几 步。在康梁登上政治舞台的时候，中国全面变制的时代尚未到来， 首要的任务仍是经济变革，如果康梁变法能围绕这个中心，那就 好了’可惜，历史不能假设。
三、改革的权力悖论^从民主到专制
维新派的政治理想是什么？毫无疑问，是西方式的民主政体 在中国大地上的再现。尽會申午战后他的把向日本和向俄国学习 作为当前的现实任务，但他们心目中的理想国并非是日本的二元 君主制，而是英国的议会君主制，#所谓虚君共和。康有为的弟 子说过：“先生为中国首倡民权之人，主行宪法，以维持于君民上 下之间，故比较各国宪法之优劣，最醉心于英广〃〕而他们心目中 最为合理的政治制度，则是比君主立宪更进一步的民主共和制，因 此，康梁诸人不仅在“张三世”的进化理论中将太平世与民主共 和制相联系，而且还在所谓《实理公法》中，按几何原理推出人 类公理’判定“人有自主之权”为天经地义，并断言：“地球各国 官制之最精者，其人皆从公举而后用者广由民众“共立者”，就
〔1〕陆乃翔、庙教骇等：《南海先生传》第九章。夏晓虹编…《追忆柬有为X中 国广播电视出版社，第60页。^
是所谓的君《时务报》、《国闻报》、《知新报》与《湘报》上种 种慷慨激昂的伸张民权的议论，更是向世人表明了他们对西方民 主政治的推崇和向往。
在维新运动中，他们组织社团的活动，也充满了学习西方民 主的意味，几乎个个都是民主的实践。康有为和北京一批赞同变 法的京官组织强学会，按照民主程序选举提调（总理：）、助理和书 记员，办会有意地模仿西方议会，康有为甚至认为它就傢“外国 议院”。#
保国会的民主气氛就更浓，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过保…会的 “讲例”，除了一些必要的规矩之外，参加者和演讲者都本着极其 民主平等的精祌与会，甚至连必要的权威都没有（没有主持人、 演讲者由与会人公举，议程由会议商决，连开会主题都由民主公 决。再看保国会章程，全部条中民主原则以一贯之。其中第12 条：“会中公选总理若干人，值理若干人，常议员若干人，备议员 若干人，以同会中人多推荐者为之广总理若干与值理若干说明会 务的主持是非集权制，面是集体负责制。常议员和备议员的设置， 说明采用的是仿行的议会制，因此第13、14条又规定了 “常议员 公议会中事”，“总理以议员多寡决定事件推行”。我们可以从中看 到议会制中的多数决定原则，和立法与行政分幵的原则。另外像 会中財务、帐目管理，人会退会等等都本着民主精神，绝无一丝 一奄的个人专断在内。稍微大一点的款项动用，就需会众公议方 可。財务还有查帐制度，规定一经查出有营私舞弊行为，不伹责 任人须受罚，面且保荐人也要负连带责任。可以说，箅上康梁在 戊戌之后的政治组织，以及革命派的政党，保国会堪称是当年最 富民主气息的政治团体之一。
但是一涉及到真的政权，进人真刀实枪的变法实施阶段，康
〔，＇《康子内外糖》，第36、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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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谭等人居然很快就变成了皇权至上主义的拥护者。康有为在上 呈的《日本变政考》中虽然还强调议院的重要性，指出：“日本变 法以民选议院为大纲领，夫人主之为治，以为民耳，以民所乐举 乐选者，使之议国政，治人民，其事至公，其理至顺广4：1〗但先期 进呈的《俄彼得变政考》，已经把君权的“乾纲独断、以无上的 君权雷厉风行推行变法，果断地翦除敢于反抗自己意志的贵族这 种“铁腕君主”风格凸显出来，民权的声音已经相当微弱了。
紧接着，康有为等人开始围绕皇权设计制度变革，制度局与 开懋勤殿的设想，与其说是西式的制度变革，不如说是从亲太后 的亲贵大臣手中夺权，不如说是再一次强化皇权的努力。民权之 说此时已经偃旗息鼓，谭嗣同与林旭想再提开议院之事，也被康 有为所阻止。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康有为本人对于依 傍皇权，自上而下变法的渴望，自康有为18站年以荫监生身份第 一次上书皇帝以来，他一直就幻想着能有那么一天，皇帝能听从 他的意见，以君权发动变法，显然，这是当时的中国最为便捷的 革新之路。鉴于洋务运动地方导向的局限，康有为不再把希鲎更 多地放在幵明的地方督抚身上，也不屑于像洋务运动那样摘一点 一滴的改良，更不屑于傕那些西化的前辈士人那样，满足于把才 智提供给洋务派的官僚，甘于以幕僚终老。康有为等人一出山就 是大手笔，无怪乎汪大变说康“慑力胜人”。
其次是由于光绪皇帝出色的表现，大大地强化了维新派对依 傍君权变法的幻想。以致于将明明不甚理智的光绪路线的变法，变 成了维新派坚定不移、一条胡同走到黑的选择。从光绪优国优民， 开明求变的种种表现，维新派似乎寻见了士大夫祖袓辈辈渴念已 久的明君贤王，对于这样百年不遇的贤君，自然可以完全地信赖，
〔1〕康有为：《日本变政考》，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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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怎样强化他的权力，都只对变法有利。
其三是因为变法过程中受遭致的各方激烈的抵抗，使维新派 意识到目前整个官场乃至整个社会，对变法持反对态度的人远远 多于支持变法的人，这种时候如果真的实行民主原则，他们就有 可能掩没在多数的反对意见里… “以守旧之党，而谋开新政，是欲 蒸沙而成饭。”康门弟子陈继俨的这句话，点出了他们的担忧。
其四，出于对中国国民素质的悲观估计，和民权生于民智理 论的信念，维新派认为当时的中国尚不具备实行民主政治的条件。 康有为在《日本变政考》中就明确提出：“学校未成，智识未开。 遽兴议会者，取乱之道也广显然，在他们眼里，此时中国的老百 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