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倒反而成了一种艺术的恩赐，我们看到，戴着“宏大叙事”的“镣铐”起舞，尤凤伟非但没有为其所累、所伤，反而不知不觉地完成了对其的消解与置换。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这种“宏大叙事”与“个人叙事”由对峙关系到互渗关系的转化也正是《中国一九五七》对于我们经验中的“伤痕”、“反思”小说的真正超越性所在。
从“宏大叙事”的角度来说，《中国一九五七》当然无法回避对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的全方位、立体性的观照，以及对于那段“历史”的真实再现。正如尤凤伟自己所说的：“我希望能真实而冷静地再现那场梦魇般的运动。通过若干‘五七人’的苦难与挣扎、升华与堕落写出这场运动给人们心理打上的印记。” ① 应该说，这样的“宏大主题”对一部小说而言，既是容易的，又是艰难的。容易的是表达对于历史和政治的认知与判断，因为“一九五七”的“反右”运动毕竟是一个既成的历史事件与历史事实，对它的批判、否定与反思可以说已经成了一种“共名性”的理念与常识，而困难的则是如何使这种批判、否定与反思具有艺术意义，亦即如何使小说所进行的“艺术反思”与社会学、政治学或历史学层面上的反思区分开来。我们知道，如果没有这种区分，小说的价值将无从呈现。这里可能牵涉到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问题是小说能否提供区别于常识性的历史与政治判断的“新思想”；一个问题是小说中的“思想”与“艺术”二者之间如何平衡以及何为小说的最终目标。而这两个问题说穿了其实也就是如何突破“宏大叙事”的“共名主题”之拘囿以呈现“个人叙事”的问题。在这方面，尤凤伟显示了他在“宏大叙事”与“个人叙事”之间游刃有余的非凡才能。
首先，“历史”原生态的还原。在《中国一九五七》中，对历史真实性的追求是以对于传统历史理念的颠覆为前提的。在这个过程中，作家完成了由历史的“判断性”向历史的“体验性”、历史的“事件性”向历史的“过程性”以及历史的“抽象性”向历史的“丰富性”的转变。作家没有采取整体性的宏大“历史”视角，而是从微观的个人化的“视点”切入，以点写面，把历史改写成了零碎的、具体可感的人生片断与人生经验。这样，宏大的政治历史场景被处理成了具体的生命境遇与生存境遇，这既赋予了“历史”以生命性，又感性地还原了历史的原生态。而与此同时，对“历史”虚拟化、意象化与象征化的处理也是作家在《中国一九五七》中消解“宏大叙事”原则的重要方式。在小说中，我们看到，作家在提供和呈现那种整体性的历史图景的同时，又总是把这种整体性的历史图景虚化为一种氛围或背景。也可以说，作家在小说中所要建构和还原的一九五七“反右”运动的原生态，其实并不是那种有真正现场感的原生态，而纯粹是一种心理学意义上的原生态。小说中“反右”运动的发生、发展过程始终是在主人公的“个人记忆”里呈现的，作家几乎没有做正面的直接的描写。这也使得在小说中，虽然整体性的“历史”既是弥漫性的无所不在的“存在”，但它又不是实体的，而是一种精神化或心理化的氛围。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能把《中国一九五七》简单理解成一部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而应把它看成一部纯粹的寓言小说或象征小说。小说四部写了四个不同的地方，但四个不同的地方却有共同的职能，即它们都是“监狱”，而这不就是对于“一九五七”的“中国”的象征吗？“反右”至“文革”，“中国”大地不就是知识分子的一座“大监狱”吗？而“一九五七年”这个时间概念也同样是具有象征性的，在小说中主人公被强制性地回忆“失去的时间”的细节正是一个隐喻，它寓言和象征了“时间”对于知识分子的灾难性。在这里，“一九五七”已经失去了其具体的所指，而成了一个被凝固了的精神意象，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精神苦刑的一个源头。
其次，“裸露思想”的拒绝。许多时候我们都要求小说具有思想性，但在究竟什么是思想性的问题上却存在很多误解。有人以在小说中堆砌“思想火花”、格言警句的方式来营构思想性，有人以宣言、喊叫、议论、说教的方式来强化思想性，有人以对现代哲学教义的搬演与抄录来构筑思想性……这其实都是误入了艺术的歧途。因为，作家终究不是传道士，他同样只是世界的探求者、追问者，而不是真理的代言人。真正的思想性是引领读者一同思索、一同探究、一同警醒、一同“思想”，而不是告知某种“思想成果”、“思想答案”。从这个意义上说，小说中的“思想”从来就不是艺术的添加剂或附属物，它在一部小说中之所以是必要的，本质上正是因为它本就是艺术的一个必不可缺的因素，一个有机的成分。或者说，思想其实也正是艺术化的，它就是艺术本身。也正因此，小说中的思想越是“裸露”，越是直接，就越是偏离了艺术的轨道。尤凤伟显然对此有高度的艺术自觉。我们看到，《中国一九五七》虽然是一部具有深刻思想力量的小说，但是在这部小说中作家恰恰是以对“裸露思想”的拒绝来凸现其思想力量的。作家没有提供空洞抽象的“思想结论”，而是展示了一个丰盈、感性、饱满、充实的“思想过程”。在作家的笔下，历史与政治不再是抽象的教义，而是变成了具体的人生与具体的故事，甚至成了具体的细节与意象。作家对特定的“历史”与“政治”灾难的否定与批判，不是如某些作家习以为常的那样以抒情的或思想的方式直接“讲述”出来，而完全是以形象化的方式呈现出来的。小说写了众多的人物与众多的故事，但小说在任何地方几乎都没有借人物之口来进行思想的展览。在小说中，我们也看不到关于历史、政治以及国家、民族的宏大而形而上的思想追问，相反，小说思索与呈现的似乎倒是那些具体的、形而下的人生问题与精神问题。比如，小说第一部的问题是“时间为什么会遗失？”第二部的问题是“冯俐，你在哪里？”第三部的问题是“蛇会不会毒死自己？”第四部的问题则是“究竟有没有真正的爱情？”这些问题也许不够宏大，也不够形而上，但是它们生动、有活力、有生命性，我们能够从中触摸到个体精神与个体生命的真实体温。
再次，“人学”视野的确立。在《中国一九五七》中，作家表现出了对于“历史”真实性的深度追求，这种追求既呈现为历史表象的真实，又更体现为特定历史境遇中人的心灵真实。换句话说，小说不是从历史的视角来书写历史，而是确立了人学视阈的历史书写原则。“历史”和“政治”不再是小说的主体，相反，“历史”、“政治”及其引发的灾难在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心灵中的投影走上前台，成了小说的主体。这也使得《中国一九五七》在对“真实性”的理解与营构上超越了政治学和历史学意义，而具有了完全的人学意义。小说确立了两条精神线索，一条线索是自我反抗遗忘的战争；一条是道德伦理与政治伦理的战争。正是通过这两条线索，作家把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与历史灾难置换成了个人自我灵魂的搏斗以及道德神话与政治铁律的较量。小说对政治与历史反思的“宏大叙事”被巧妙“悬置”，而人性审问与道德审问则取代政治批判与历史批判成了小说的“个人叙事”。与其说，小说反思的是政治和历史的悲剧，不如说作家反思的是“人”的悲剧、知识分子的悲剧，是知识分子的人格、自尊被扭曲、变形和主动扭曲、主动变形的悲剧。在这个意义上，小说的政治史和历史的价值已经完全让位于了对于知识分子心灵史和精神史的解剖。在作家的理念中，历史的灾难也好，政治的灾难也好，说穿了仍然只是“人”的灾难。“人”既是这种历史和政治灾难的承受者，某种程度上也同样是这种政治与历史灾难的参与者与执行者。在小说中，我们看到正是知识分子自身的弱点以及人性的残损加剧了政治和历史灾难的酷烈程度。在K大如果没有范宜春的卑鄙与奸诈，至少冯俐这样的知识分子不会卷入这场政治的灾难；在我乐岭如果没有张克楠这样阴险、无耻的知识分子败类，李戍孟、胡公公、高云纯等人的悲剧也不会那么惨烈。设想一下，如果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是刚正不阿、铮铮铁骨，那么你就很难想象知识分子的灾难会如此迅速如此大面积地扩散与弥漫。而这也是这部小说在政治与历史反思中最为深刻和尖锐的地方，它真正击中了知识分子最为脆弱的部分。某种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历史”和“政治”并不是这部小说反思的艺术目标，小说反思的惟一目标其实只有一个，那就是“人”。也正因为这样，我们看到在小说中，所有的“历史”、“政治”的画面都毫无例外地经过了心灵的过滤，变成了“心灵的风景”。
第五章艺术的反思与反思的艺术（2）
三 “人”的失败与“艺术”的胜利
某种意义上，小说对于人心、人性开掘的深度其实也就代表了小说的深度。而这恰恰也正是《中国一九五七》的人性力量、美学力量与思想力量的根源。也许与小说对“历史”、“政治”反思的人学视野有关，尤凤伟在这部小说中大展宏图，一气刻画了不下五十个有名有姓的人物，每个人物虽都着墨不多，而且作家使用的也是散点式随机性的笔墨，但每个人物却都个性鲜明具有艺术的自足性。对作家来说，这既是才华与能力的体现，同时也隐含着更深刻的艺术意图。人物的众多以及面目的各异，其实正是为了寓言那场历史灾难的普遍性，是为了突出在那个政治与历史语境中人本身的渺小与无奈。这样，每一个人物既是一个渺小的个体，但又超越自身而成了整体的“类”的一个部分，他们分散在小说的时空中，其实构成的正是一个总体的普遍性的象征，是一代知识分子命运的隐喻。从这个角度说，《中国一九五七》与其说是想建构一个历史与政治的寓言大厦，还不如说是为了建构一个特殊语境中的“人性博物馆”。而这也正是尤凤伟以“个人叙事”的方式达到“宏大叙事”效果的又一例证。虽然，在小说中作家尽力展示的是“人”在与“历史”和“政治”对峙中的失败，但在对人本身的艺术塑造上，小说又恰恰证明的是“人”的胜利。在现象和现实层面上，人是历史和政治的“牺牲”，是毫无疑问的失败者，但在艺术层面上，“人”又是当之无愧的胜利者，是小说最后的赢家。这也是艺术的辩证法。可以说，《中国一九五七》正是在人性辩证法和艺术辩证法的统一中呈现其在“人学”领域的成就的。
在《中国一九五七》中，历史、政治的人性化以及人性的政治化与历史化这两条艺术原则是相辅相成、高度统一的。小说的如椽巨笔正是在这两条原则的引领下突入人物的心灵世界与精神世界的。在作家笔下，人物的“精神战争”主要在三个相互纠缠相互联系的层面上展开：一是人物灵魂世界的自我搏斗；二是人物与人物之间的精神较量；三是人物与政治和历史环境的对峙。这三者构成了小说人物的现实生存境遇，也构成了作家所要发掘的人性辩证法的主要内涵。我们看到，在小说中，人性的美与丑、善与恶、自私与坦荡、软弱与坚强，既是泾渭分明的，又是相互交织彼此转化的，它们构成了小说所塑造的三种类型知识分子形象的基色。一种是以冯俐、龚和礼、李宗伦、李戍孟等为代表的坚守人格自尊与信仰原则的知识分子。冯俐以自己的道德伦理去对抗冰冷的政治伦理，不惜慷慨赴死；李宗伦为了“打狗的猎枪不能打人”的人格自尊，自绝尘寰；李戍孟为了自己“书写的权利”宁愿付出生命的代价；而龚和礼为了维护自己的生之原则，宁可“食草”，吃得满嘴绿牙浑身浮肿死去，也不愿做“食蛇”的“野兽”。他们是知识分子中的一极，他们的共同特征是以自我生命的代价换回了知识分子“人格”的自尊。一种是以高干、张克楠、李祖德、董不善等为代表的苛且偷身、不惜以迫害他人来保全自我的堕落知识分子形象。高干为了讨好管教，不但处处积极表现，还不断打小报告；张克楠为了巴结管教甚至不惜卑鄙地为管教捉笔“剽窃”泰戈尔的诗；而张克楠、李祖德、董不善等人在我乐岭农场阉割残害胡公公、高云纯等人的一幕，可以说既放大了他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