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耍钱、赌博的不抢。据说，土匪与耍钱赌博的是一家人，所以不抢。
六、挑八股绳的不抢。挑八股绳的多为四种人，一是挑着家什到处锔锅的；二是挑着剃头挑子剃头的；三是挑着货担卖针头线脑的；四是卖瓜果梨枣的。不抢这些人是认为这些人谋生不容易，也没几个钱（不值得一抢）。不抢他们还可以从他们嘴里掏点消息什么的。
七、大车店不抢。沂蒙山的冬天特别冷，天寒地冻，土匪们外出活动难免要找个落脚的地方。
八、僧侣、道人不抢。抢他们要触犯天怒。
九、年老的鳏夫、寡妇、孤儿寡母不抢。因这些人太可怜，也穷，没什么抢头。
十、外国人不抢，避免引起外交纠纷，惹怒上边的官府。就像民国十四年（1925年）在临城截了洋鬼子火车的孙美瑶、孙美珠二兄弟，就是两个大傻瓜，到最后惹恼了黎元洪，还不是被砍了头？除了这十不抢外，还有“三严禁”。
一、严禁采花盗柳，即严禁强奸妇女。但可以逛窑子，可以有相好的。
二、严禁出卖江湖，即被捕后宁死不可出卖同伙。出卖者活埋处死（临刑前还要用大针把嘴缝上，以示到了阴间也不能乱开口）。
三、严禁“吃水”，即不允许私藏抢劫来的任何财物。抢来的东西要先一律上缴，而后论功行赏。
。。。。。。
就在这个时期，我的大奶奶——我爷爷的第一位女人上山了。她也就是我的亲奶奶。但为了叙述上的方便，在前半部分，我还是称呼她的名字为好。她可不是像传统小说里所描写的什么压寨夫人之类，而是充满了浪漫和传奇。
她的名字很普通。叫春妮，这在如今的沂蒙山区也是常见的女人名。她是因为被误抓而上山的。一枪准带着七八个弟兄原是抓一个小财主的小老婆的。结果阴差阳错绑了在他们家帮着做针线活的春妮，到了山上，松开了麻袋口才知绑错了。
为了这事，从不失手的一枪准自己扇了自己两个嘴巴子，并罚自己一天不吃饭。
春妮是家小户人家的女儿，她家有十二亩山地，一头耕牛，二头猪，三只羊，外加一群鸡。实在没什么油水。而且这春妮已经许了婆家，婆家虽然开了家磨房，但也阔不到哪里去。
按规矩，肉票被绑的当天，“贴墙根”（探子，也负责给肉票的家里送信）就把信和赎金数告诉了肉票的家里。知趣的人家就忙着准备赎人。
杆子们绑了年轻妇女，尤其是未结婚的大闺女，被称为“花票”。一般情况下，“花票”被绑的当天，家人或婆家就应在天黑前将人赎回。
家人或婆家不予当晚赎回的，有很多原因，大多是因为穷。一时来不及，但一旦过了夜，也就不想再赎了。尤其是婆家的人，觉得这一过夜，闺女肯定也就让土匪糟蹋了。婆家不赎，娘家也就无心再赎了。因为赎回来也难以嫁人。有的闺女会很快自寻短见。要么就嫁到很远的地方，找个半老头凑合着过完一辈子。
实际上“花票”一旦过夜，最终被土匪糟蹋的为多数。因为土匪毕竟是土匪。这些女人被糟蹋后，有的放在山上做饭（晚上陪土匪睡觉，土匪则轮流享受），有的干脆被卖到妓院里。
不知为什么，可怜的春妮雪上加霜，娘家和婆家都没来赎人（以后两家还上了劲）。第二天一大早，一枪准就带着几个土匪来到了“秧子房”。他一闯进门就要脱裤子：“奶奶的，真倒霉，因为你俺都受了罚。俺非……”
春妮早已吓成了一摊泥：“求求各位大哥，俺还是个黄花闺……闺女。”
“不是黄花闺女俺还不尝鲜呢……”
“大哥，你们再宽限两天吧，求您了大哥……”
就在这危急时刻，我爷爷进了屋：“把人放下……”
“大掌柜的……”众土匪一见，立刻收了手。
一枪准一脸的苦相：“大掌柜的，我忒倒霉了。我得从这妮子身上……”
“不行。”我爷爷面色严肃地说，“我想……咱是不是也改改规矩，从现在起对于没赎的花票，不能糟蹋。”
“为么……”
“不为什么，这样太不地道。咱绑花票是为了要赎钱，是为了弟兄们的生计，而不是为了糟蹋女人。那样的话，咱去抢妓院不行吗？”
你别说，这几句话可真够憋人的。大半天没人说出话来，这时。一个年龄大点的土匪小声嘟哝了一句：“不是过了赎期了吗？”
“花票的赎期只在当天，本身就不合理，也不公平。”我爷爷一字一句地说道：“为什么男票可以三天、五天、七天，而花票只在当天，甚至不能过夜，这不是逼人太甚吗？”
那四说话了：“大掌柜说得有理，也叫有远见，这样吧，花票也限三天吧。”
我爷爷说：“至少三天……”
“要是三天还不赎呢？”
我爷爷说：“再说。”
。。。。。。
第一部分
第7章
“十不抢”与我的大奶奶（2）
就这样，从春妮开始，绑花票的规矩就改成了三天的赎期。赎期改了，得赶快通知肉票家里继续凑钱呀。那四就让送信的人专门骑马下山（我爷爷说，土匪两件宝，钢枪、快马。那时的马也稀罕。好马更稀罕。他们这支七八十人的杆子队伍，才有五匹好马。日本人入侵以后，他们曾从日军的手里偷过一匹好马）。
第三天上，春妮娘家的人真的上山来了，缴了赎金，把春妮领走了。来的人是春妮的一位老舅。临走前，我爷爷对他的那位老舅讲：“老哥，我可给你说清楚，你外甥女在这山上三天，可是没受半点欺负。”
那位老舅翻了翻白眼，似乎有点将信将疑。
春妮倒急了：“是这样的，舅舅，大掌柜人可好了……”
老舅乜斜了春妮一眼，朝她呸了一口。
我爷爷不愿意了，把手一拦：“怎么的？不相信？连你外甥女的话也不相信？那好，人你别赎了。你自己下山去吧。”
春妮的老舅急眼了，急忙给我爷爷跪下了：“别，别……大掌柜的，算我不懂事，我这儿给你赔不是了……”
就这样，春妮事件和平解决。在春妮家所送的赎金里有一头大肥猪。管账的老梁台，当场让人把猪杀了（土匪里边的能人多得是，可以说各行各业的都有），弟兄们大吃大喝了一顿。
不料，故事还没完。
第三天上，放哨的弟兄说，山下远远的有个大闺女骑驴上山来了。大闺女大白天的往山上来，怕是吃了药了。一群土匪呼地一下围上去看热闹。
上来的不是别人，正是我奶奶——现在，同样为了叙述的方便，我开始称“我奶奶”。因为她马上就要成为我的奶奶，即我爷爷的第一个女人。
我奶奶来到众土匪面前，正颜正色地道：“俺要见大掌柜的。”
土匪们不敢怠慢，急忙引她去见我爷爷。我爷爷听说被放回的花票自己又回来了，也感到十分奇怪。那四还开了句玩笑：“这可真是大闺女上轿——头一回……”
我奶奶一见到我爷爷，就扑通一声跪下了。
“大掌柜，俺看你心眼好，你就……就收留俺吧！”
我爷爷急忙扶起她：“咋的了，咋的了，这是咋的了，妹子，别急，慢慢说。”说着，又差人给她倒了碗山泉水。我奶奶一口气喝完：“俺……回家后，家里都不信俺的，说……说在山上三四天，还能有个囫囵身子？那些土匪……”
我爷爷一听，又气又急：“那你没跟他们说清吗？”
“说了，越说人家越不信……”
那四应了一句：“这叫越描越黑。”
我奶奶说着说着，眼泪就流出来了：“家里人，还……准备把俺嫁给李家崖子的一位50多岁的瞎子……”
一枪准立刻顶上句：“那还不如去死。”
我奶奶一昂头：“俺去死了，可……可上吊绳断了……”
“哈哈哈……”众人一片大笑。
我奶奶也忍不住笑出了声：“俺……俺想，这怕是阎王爷不收俺。这不，俺就跑出来了。俺寻思着，跑也没处跑，还不如上山来。俺觉着你们人不错……”说着，满眼羞涩地看了我爷爷一眼（按小说家的描写，应是深情的一瞥）。
“那你打算怎么办呢？”我爷爷说，他当时丝毫没有意识到马上就要当新郎了。他当时的初步打算是，留她在山上做饭。
我奶奶喁喁了片刻说：“俺想嫁给大掌柜的！”
“哇……”
“好哇……”众土匪一阵欢呼。他们为匪多年，还是头一回碰到这事。
我奶奶的脸已经羞成了一块大红布，她低头抚弄着衣襟：“要是大掌柜的已……已经有了家室，俺就……就给你做小，俺保证好好伺候您，好好地待俺姐姐，好好地……俺会洗衣、做饭、缝棉袄……俺……”
“你还得会生孩子呀……”一枪准哈哈大笑。
“俺大掌柜的还是个童男子呢。”老赖疤也跟着凑热闹。
“你就当咱老鹰崮的压寨夫人吧……”
“哈……”
。。。。。。
“我奶奶漂亮吗？”我一直没有见过我奶奶。她死于1960年春的大饥饿！你们还有什么传奇的故事？压寨夫人应该会武功才行。大了以后，我常常问起爷爷这些话题。
爷爷就会不紧不慢地告诉我：你奶奶不漂亮，也不难看。你奶奶最大的特点就是皮肤白，头发黑，尤其是用日本人的洋香皂一洗，头发是真顺滑（一如今天的广告，爷爷强调说）。
我们也没有什么传奇和浪漫。爷爷说，根本不像电影里、小说里说的那样。这些电影和小说胡扯的时候，忘了最根本的一条，旧社会的女人是要缠脚的，缠了脚的女人能干什么呢？她走步路都要扭三扭，你还能指望她跋山涉水？飞檐走壁？爷爷说，你奶奶那小脚是从七岁就缠了，缠得那真叫合格，前后没有六寸长。
我曾好奇地问爷爷：小脚的最大特点是什么？爷爷不假思索地回答，臭！奇臭无比（你想想，什么人的脚经得起老长一条布的左缠右缠？缠上以后整天出脚汗，它能不臭吗？真难为一些现时的中国作家，竟把它写得浪漫无比、风花雪月）。
不用问，我奶奶也不会用双枪，更不会弹无虚发了？
狗屁，爷爷说，别说双枪，单枪她都不会使。连我都不大会用枪。她就会了？（我爷爷当上大掌柜后，一直用一枝三号左轮，像枝玩具。一次装5发子弹，子弹像颗小花生米，不过，抗战时，他曾用这枝小手枪打死过两个小鬼子。）
告诉你，你奶奶跟了我以后，就像个家庭妇女一样，整天在山上洗衣做饭，为众多弟兄服务。衣服一洗一大堆。那时候没肥皂，就用树上的皂角，敲碎了来搓衣服。众土匪都称她嫂子，都很尊敬她。
你奶奶的另一个任务就是看“花票”，要是再绑了大闺女，晚上就同她睡在一起，好证明我们确实没有糟蹋“花票”。很快，你奶奶就生了你爸爸。那时，我还不到20岁，一年后，你叔叔降生，兄弟俩前后差了14个月。
人生就是这样怪，说生一个接一个，说不生，以后就再没有孩子了。爷爷说，后来跟那四跑了的你二奶奶一直未开怀。再以后的你那位三奶奶——一个忠实的基督徒，天津圣功女子学院的学生，倒是曾为你生过一个又漂亮又可爱的小姑姑，可惜的是长到四岁时，在逃脱鬼子的扫荡时不幸……
第一部分
第8章
打下县城闹内讧（1）
爷爷说，清末民初的时候，政局那可真叫个乱。你想想，中国打从秦始皇起就习惯了在皇帝的统治下过日子。一旦没了皇上，这日子可怎么过？
爷爷记得很清楚，山东自打民国以来，几乎一天都没安生过。先是军阀张怀芝坐局到1916年，其后是张树元，坐局到1918年，接下来是田中玉坐局到1922年。接下来便是狗肉将军张宗昌。
“省长”走马灯似的换，下边的县长更是几月就一个面孔。而且，谁上来谁大贪一番，一个个自己先捞肥了再说。
有一年，沂蒙县的一个名叫张玉明的县长，因为太黑，终于激起了民愤。沂源的那股杆子郑五麻子（即先前袭挠过小坡村的那股杆子）主动来联合我爷爷他们，要两家一起使劲攻县城。
这话要从鸦片说起。人人都知道抽大烟有害，但更知道种大烟可以发大财。那时有“一亩烟，十亩粮”之说，甚至远远高于这个比价。尽管自清政府始，就明令禁止种、运、买卖、抽食大烟，但那大都流于形式。到了民国初年，禁烟运动更是形同虚设。
同全国大多地区一样，沂蒙县的大烟种植也十分兴旺。我们县虽多是山区、丘陵，但丘陵下的河套、山岭中的小平原还是有的，这里土质肥沃，气候湿润，十分适应罂粟的生长。
那一年，风调雨顺，全县的罂粟又是丰收在望。老百姓们都准备了“烟刀”，等着收割日子的到来。这时，县长张玉明发话了，要么将烟税提到四成，要么政府就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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