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爷爷说:“好,孩子,艺多不压身,好好学,学好了等着算总账!”
可以看得出,李祈安自小就有经营头脑。这就不难解释改革开放后,他为什么成了沂蒙的首富了。
我爷爷就是我爷爷,在这紧急关头,他仍是“胜似闲庭信步”。送走了李祈安后,他急忙敲开了支书穆蛋的家门。
穆蛋一听,有点吓坏了:“这些狗日的什么事都能干出来,我看您还是远走高飞吧。”当时,他提议我爷爷去南边的柳埠暂躲一下。柳埠就是当年我爷爷打退了土匪刘黑七后,老百姓给他送了一块“桑祥屏藩”匾的地方,那儿的老百姓都视我爷爷为神仙。
“三爷爷,咱连夜就走,我让三胖带几个民兵亲自送你。”穆蛋最后又说。
但我爷爷没有说话。他稳稳地坐在那儿,玩弄着桌上的一块毛主席像章。终于,他发话了:“走不是个办法,这回的‘文化大革命’不同以往,躲了初一,躲不了十五。再说,我要一完蛋,当年的一些老伙计及他们的家人都要受牵连。”
“三爷爷,那你说该怎么办?”穆蛋急了。
我爷爷一字一句地讲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怎么讲?”
“我们也成立群众组织,你来当总司令,三胖当副总司令,我来给你们当顾问!”
“咦,好办法!”穆蛋一下乐了,“聘您当总顾问,总字显得大。”
我爷爷嘿嘿笑了,笑得像个孩子:“我怎么觉着又像回到了1937年鬼子刚来那阵,到处都是总司令。哈哈……”
穆蛋想趁热打铁:“我去喊三胖去,咱一块商量下,这小子一下成了副总司令。哈哈……”
我爷爷说,算了,喊他干吗,反正就这么回事。咱俩胡吹海谤一阵就行了。
最后,两人商定,以崮下村、关家桥、柳埠南部山区,还有柿子崮的农民为主,成立“红太阳造反总指挥部”。也打造反的大旗,拒不承认大流氓秦三腿为首的县革委,“东方红兵团”是刘少奇的孝子贤孙,是典型的保皇派。油炸秦三腿,炮轰巩海峰……
我爷爷最后说:“大旗要搞得大大的,总指挥部这几个字要更大。”
“印章刻多大!”
“刻成碗口那么大。”我爷爷说,因为他见过东方红兵团的章,有茶杯那么大。
“对,镇过他们……”
一两天的功夫,附近的农民全部组织起来了,号称10万大军(与我爷爷当年管辖的人数相当)。我爷爷的头上一下有了6顶光环——老八路、老英雄、老团长、老参议,老政协、老干部。
第六部分
第55章
我也是造反派(2)
有一阵子,秦三腿组织人员来抢人。但在关家桥西头的老桥上,让早有准备的红太阳造反总指挥部的人给堵了个正着。望着狼狈而逃的秦三腿,农民们又吹呼了:
“要文斗,不要武斗……”
“秦三腿,三条腿,三条腿,跑得快……”
就这样,靠着这一招,我爷爷躲过了“文革”浩劫,他没有被批斗一次,没有被打过一次。
也就在这时,我妈妈的信也辗转到了我爷爷手中,我爷爷一看就明白了,知道又是巩海峰在捣鬼。但这在当时是一种常见的政治现象,一个人胡乱写点什么外调材料就可以决定另一个人的命运(所以运动后期,只要有人找我爷爷搞外调,他就老往好处写)。要想改变我爸爸的命运,只有重写一份证明材料。
这份材料必须由两方面组成:一为群众组织(必须声称是造反派);二为县革委。
群众组织的好办,就以红太阳造反总指挥部的名义写就行,怎么写怎么是,然后盖上那个碗口大的红章。关键是县革委的,为这事,我爷爷思考了差不多两天。最后觉着解铃还须系铃人。这事只有找巩海峰。那么,怎么找呢?
在一天的深夜两点,正是人们熟睡的时候,我爷爷要通了巩海峰家电话。
“谁呀,深更半夜的……”是巩海峰的老婆接的电话。
“巩海峰的冤家。”我爷爷冷冰冰地说。
“您……您有什么事?”
“冤家能有什么事?打冤家呗。”
“你……你到底是谁?”这时,电话已被巩海峰接了过去。只听他老婆惊慌慌地说,是你的冤家找你。
我爷爷朗朗一笑:“按江湖上的老话叫冤家,按现在时髦的说法是你的对立面,死对头。”
“你是……”巩海峰并不像他老婆那样惊慌。
“明人不做暗事,红太阳造反总指挥部总顾问王汉魁。”
“噢,老革命呀,你找我有什么事?”话语里多少还有点挑衅。
“无事不敲半夜门!当然有事。”
“何事请讲。”
我爷爷将事情的来龙去脉及要求说了一遍。由于准备充分,整个诉述过程痛快淋漓,声高气壮,竟无一句是打顿的:“总之,王世荫在青岛上中学期间的问题,县委马书记当年是做过结论的。你是当事人之一,不会不清楚。现在有人居然要陷害他,写他的黑材料……”
“我不知道这事。”巩海峰开始耍赖。
我爷爷马上给他竖梯子:“不知道更好。那就烦请巩主任以县革委的名义,重新写一份材料。”
“这件事嘛,容我……”
“巩主任,请不要打官腔。我王汉魁让你写是看得起你。你若不写,我还可请别人写。”我爷爷一下加重了语气,“如果我真要到地革委找到马主任,我想你面子上也不会好看吧。”
马主任就是当年的县委书记马大林。他于“文革”前调到地委担任了副书记。如今,又作为解放的老干部参加了地革委的组建工作,任地革委副主任。
马大林的确可以成为巩海峰的压力。但是,还不够,巩海峰在电话里还是有点耍官腔:“这样吧,我再考虑一下。”
我爷爷寸步不让:“我给你三天时间,三天后我派人去你家取信,记住,是你家。”
“老革命呀,你是不是有点……”巩海峰没想到我爷爷这么冲。
他没想到的还在下边哩:“海峰兄弟呀,就让我称一次老弟吧,你还年轻呀……怎么说呢?如今大公子该是14岁了吧,在县二中,听说和你不一样,是个逍遥派,而且专攻油画,常常一人住在学校里不回家……”
“你什么意思……”巩海峰马上警觉起来。
我爷爷嘿嘿嘿嘿:“没什么意思嘛,巩主任不要紧张。我是说,如今武斗盛行,还是让贵公子小心点好!要不由我们红太阳派人去保护……”
“王汉魁,你个老……”老什么,毕竟没有说出口。
我爷爷似乎听到了巩海峰的老婆在哭,并夹杂着她的怨骂声。这时他反而不说话了,而是背起了毛主席的语录:“毛主席他老人家早就说了,打就打了嘛,好人打好人误会,不打不相识;好人打坏人,活该,好人打坏人,光荣……哈哈,毛主席他老人家说的多么……”
“够了,我答应你……”电话里传来巩海峰的吼叫,但那分明是认输的哀嚎。用色厉内荏形容,实为恰如其分。
第六部分
第56章
生不见人,死不见尸(1)
实际上,这种事若是放在别人身上,也就过去了,但是放在我爸爸身上就没过得去。因为他太较真,所以落得个生不见人,死不见尸的悲惨结果。如今近40年过去,作为他的长子,我更相信他早已不在人世了。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迅速发展,矿上对黑五类的看押也更加严厉。他们又被转移到了鬼子时期的一座旧矿井里。这座旧矿井并不深,鬼子挖了一半就停了,因为这儿水位太高,要挖的话,成本太高。解放后,这座废弃的矿井实际就成了座仓库。因为矿井冬暖夏凉,空气潮湿,八五八书房可以适量地存放一些用来支撑井下巷道的圆木或挖煤工具。
人被关押在这样的“牛洞”里,最大的特点就是时时刻刻有一种压抑、恐惧和寂寞的感觉,虽然每天上午、下午各有一段时间的放风。而且,为了折磨这些人,造反派还将他们单押。一人一间小屋,小屋用厚木板隔开,使他们之间无法交谈。
最先被整的是洪大爷。就他那牛脾气,他连一天“牛洞”都不愿蹲。所以,只要一有空,他就喊:
“姐——干脆揍死我吧……”
“姐——给点酒喝吧,我馋死了……”
“我要见王副大队长……”他还将希望放在王强身上。事实上也是,当年他打入鬼子洋行,确实是奉了王强的“一定要跟敌人打成一片”的指示。
又过些日子,他又喊到:“姐——那不行我见杜政委,这事他也清楚。”他说的杜政委是杜纪伟,曾任铁道游击队政委。文革时任济南军区炮兵政委。
造反派就熊他:“再喊连饭也不给你吃了。”
但洪大爷还是喊,喊了一阵子,就变成了:“我要见伟大领袖毛主席,我要见伟大领袖毛主席,姐——我……”
据以后解放出来的谢叔叔私下里说:“唉,那个希(时)候呀,里(你)洪大爷其希(实)已经疯啦。唉,好括(可)怜呀……”谢叔叔一受惊吓,就像现在流行的港台腔。
终于有一天,洪大爷不再喊了,原来他已经死了。这位铁道游击队的老英雄死于“矽肺病并发症”。前来收尸的是洪大娘和她的那位已经出嫁的大女儿,我们都叫她洪燕姐。洪大娘和洪燕姐哭得鼻涕一把泪一把。
洪亮哥没来,洪二妮也没来。据说,洪亮哥在听到自己的老父亲死去的消息时,正在开会研究对另一派组织的武斗方案。他头都没抬一下:“老叛徒,死有余辜。”
1981年3月,枣庄市委组织部公开为洪大爷平反,恢复名誉。追悼会那天,终于醒悟过来的洪亮哥,号啕大哭。他面对洪大爷的遗像,久久地鞠躬不起,以表示自己深深的忏悔——他已经没了下跪的能力,他的一条腿已在上山下乡期间被老乡用土枪误会打伤(而后截肢)。1968年底,矿上的造反派遭到清洗,洪亮哥的一切职务被剥夺,并被下到齐村山区当了知青。那儿生活太艰苦,一天的工分才合8分钱。有时半年吃不上一片肉,馋极了的知青就偷老百姓的狗吃。结果……
南方人独有的唯唯诺诺、胆小谨慎的性格救了谢叔叔的命,使他这个曾经留学美国的“反动技术权威”被第一个解放出来。当然,客观的大环境也是他最先走出“牛洞”的原因之一。那时,枣庄地区的煤质好,而且担负着支援越南的任务。一有命令下来,上上下下齐动员,名曰创高产,包括机关干部在内的只要是能挖煤的,统统下井。枣西矿不大,但每次都要承担300吨以上的重任。
“你是反动技术权威吗?”造反派常常呵斥谢叔叔。
“我希(是),我希(是)……”
“你舔过美帝国主义的腚眼吗?”渐渐地,呵斥掺进了嬉笑。
“甜(舔)过,甜(舔)过。”
“你反对毛主席吗?”
“过去缓(反)过,现界(在)不敢了……”
“世界上你和谁最亲?”
“活(和)毛主席最亲,林副主席第二亲。”
“会背老三篇吗?”
“会背,还会背《南京政府向何处去》。”于是,不等造反派同意,他就背了起来。谢叔叔脑瓜特别好使,常常是一字不差。有段时间里,造反派逗他背毛泽东著作,成了“牛洞”最主要的消遣方式。
凭着这股“傻劲”,谢叔叔很快得到了解放。“文革”后期,局势稍微平缓后,他就调到矿务局任了全局的工程师。改革开放后,他青春焕发,又帮着枣庄局在滕州一带开了两座矿。他退休后,矿务局又回聘他干了几年。直到1990年,他才去香港和家人团聚安度晚年。
。。。。。。
关于我父亲的新材料很快就到了枣西矿,刘振学等人竟然挺高兴。开会的时候,刘振学说:“看来王世荫的历史问题是不存在的,正好,上头又批评我们在解放老干部的问题走得太慢,现在行了,我们可以借机解放他……”
谈话是很隆重的。刘振学让人把我爸爸请到了矿革委的办公室里,十分客气地说:“王矿长,看来是误会了。关于你历史上加入军统的问题是不存在的。我们决定解放你,让你作为老干部的代表参加矿革委的工作,任副主任,分管行政及后勤。怎么……”
“官复原职?”我爸爸竟是一声冷笑。
刘振学看出苗头不对:“怎么?你的意思是……”
“我没别的意思。”我爸爸郑重其事地说道,“我只是说事情不能就这几句话就完了。矿上必须给我召开平反大会,公开宣布平反决定。否则,我拒绝重新工作。”
瞧,这就是我爸爸的性格!
这是刘振学所万万没有想到的。他一时呆住了。还好,他毕竟不是那种何去何从,任你选择的简单人物,他考虑了一会说:“这事比较难办,恐怕矿上说了不算。这样吧。容我们研究下,请示下局革委。”
应该说,刘振学的这个表态还是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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