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没办法，只好再补几个。关庆民就是最后被补上的。事情的经过也很简单，关庆民接到了军分区通知，到军分区开会。他带了一个警卫员到了沂水黄山辅军分区所在地，一到驻地，两人就被下了枪，接着，他被宣布为托派分子。
“我怎么会是托派分子？”他被搞得一头雾水。
负责同志说：“我们当然是有根据的，当年搞暴动的五个同志有四个牺牲了，为什么活下来的偏偏是你？”
“这……”关庆民简直不知说什么好，“那是我爷爷的关系救的……”
负责同志说：“对，这就够了。”接着，上级领导又说出了第二个根据：那就是你家出身大地主，能真心抗日吗？
听了这话关庆民被气得七窍生烟，他全力地挣脱着身上的绳索：“我真不真心抗日，沂蒙的老百姓知道！不行，我要见政委……”
“他也救不了你，这次运动是从上至下的……”
第二天一大早，关庆民被通知转移看押地点，他一出屋门，就被人用匣子枪打中了头部，一共中了三枪，当场毙命。
我父亲那时正在军区机要科当报务员，是最先知道这一消息的。当时，他脸都吓白了，整整一天没吃饭。
我爷爷听说后，简直不相信这是真事。
现在，当朝思暮想都想杀掉关庆民的王达礼知道这事后，他更是不相信这是真的。而且，他也没有像人们想象中的那样，仰天长笑，举杯庆贺，而是沉思良久，喁喁独语：“共产党？搞不懂……姓关的，可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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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庆民被杀的余震继续扩大。先是他父亲关润林老先生披一身白衣，举一“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木牌步行三天，至军区所在地沂水，求见军分区各位领导：“为什么杀掉我的儿子？我的儿子抗日数载，没有功劳，可有苦劳？没有苦劳，难道有罪？何罪之重，足以处死？”据说，军分区领导个个躲开，拒不召见这位“地方名绅”。
收殓关庆民尸体的时候，关润林搞得极其隆重，关家九族都到场了。关庆民的尸体上仍然覆盖着当年他亲笔题写的那幅锦旗：国难当头，以命相拼；伤时拭血，死则裹身。
关润林抚摸着这幅浸满了鲜血的锦旗，老泪纵横，泣不成声：“儿啊，你……你这也是死则裹身呀……”
再，就是关润林自此后，毅然断绝了同共产党、八路军的一切关系，他不再接济八路军，不再救治八路军的伤员，转而全力支持王达礼的保安团。
最重要的是，他的外甥，当时的关家桥民团的大队长魏启亮，原本是准备投奔表哥关庆民的，但立即改变了主义，投奔了驻在安丘的王达礼部（后魏启亮同共产党彻底闹翻，尤其是土改以后，成为沂蒙还乡团一大队的大队长，经他手杀掉的共产党员和贫协委员多达200多人，这是后话）。
我父亲也受到了影响，这几乎改变了我父亲的一生。他立刻被从军分区机要科“下放”到了独立团。干吗呢？管伙食（这是八路军内部多年的一个不成文的规定：谁要是犯了错误，下放后勤或当炊事员，这传统直到我参军时还保持着）！这就为我父亲1953年被“打老虎”埋下了伏笔……
关庆民死后不久，王达礼也去世了。他是在同日寇的激烈战斗中光荣殉国的。
当时驻在安丘的国民党主力部队是113师，那一年，在安丘的项山，113师同日军打了一次大仗。师参谋长，国军少将张植桴阵亡。在这次战斗中，王达礼的保安团本无任务（考虑到他是外县的保安团），但他同丁老三及手下的弟兄们拼命请缨，硬是要上了任务，配合主力守阵地侧翼。
那天的战斗进行得异常惨烈。打了两天两夜，王达礼身上已多处负伤，脸色苍白，几无气力，但他还是坚持不离火线，亲自操纵一挺机枪。
我叔叔作为他的副官，硬是命令两个士兵往下抬他。他拔出手枪说：“谁动我毙了他！”
大家一看他这么血性，再也无人吭声了。他的机枪是在最关键的时候哑的，大伙急得要命，我叔叔跑过去一看，他两眼圆睁，已气绝身亡。我叔叔立马大哭起来：“团长阵亡了，团长阵亡了……”
消息传开，阵地上哭声一片，士兵们不相信他们的团长会壮烈殉国。他们哭喊着，怒骂着，吼叫着将小鬼子的冲锋再次打了下去。
士兵们真是杀红了眼了。他们立马拽出了昨天晚上俘虏的四个小鬼子，强令他们跪在王达礼的遗体面前，然后由丁老三带头，一人给小鬼子一刀，结果四个小鬼子被捅成了马蜂窝。我叔叔也上去捅了一刀，那是他第一次杀人，手有点抖，但还是狠狠地捅了进去，由于用力太大，拔的时候用了很大的劲才拔了出来。
王达礼的忠烈事迹被逐级上报，一直上报到重庆国防委员会，由蒋介石亲自签署命令：追授王达礼为陆军少将（因他抗战前就因推广乡村建设经验成绩卓著，而担任过青州专署副专员），并奖励其家人1000亩土地。
命令行文如下：
“查王达礼久历戒行，夙称忠勇。此次奉命力战倭寇苦战经时，杀敌无数，竟以身殉国，眷怀忠烈，悲悼万分，当以明令褒扬……并追认陆军少将，交行政院转饬军政部从优议恤，以彰忠烈。”
必须补充的是：王达礼老家在河北沧州，国民政府所赠予的1000亩地在土改时被悉数没收。王的三儿四女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四人。
值得欣慰的是，1988年经山东省人民政府批准，王达礼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其灵柩亦被获准安葬在沂蒙穆陵关烈士陵园，当时的安葬仪式非常隆重，我爷爷应邀出席，并作了简短发言，因为老人太激动了，会后吸了半天的氧。
第四部分
第35章
留下的那个老鬼子
抗战终于胜利了！浴血奋战的八年，居然一眨眼就过去了！当消息传来时，人们根本就不相信。
于是，在沂蒙县出现了这样的历史镜头：
日军由于通讯设施先进，先于我们获知了投降的消息。第二天一早，驻沂蒙的32个日军在一位小队长的带领下，在营区大门口赤手列队向所有过往的中国人鞠躬。门口的太阳旗不在了，取而代之的是这样几幅标语：投降终战，中日亲善，支那大大的，日本小小的。
沂蒙的老百姓被这一切惊呆了，人们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不知如何是好。这时，有胆大的人唆使一位“疯汉”（即疯子，精神病人）向前打日军小队长。那位疯汉傻乎乎地上前就揍，结果被打的小队长一口一个“哈依”地站着挨揍，人们这才相信了。于是，几个胆大点的冲上去，照着小日本连踢带打，算是报了仇。但更多的人只是“围观”！
有趣的是，日军挨打时，一口一个哈依，但维持起秩序来，仍是一丝不苟，比如，不允许男人打老婆，不允许随地大小便，病死的鸡鸭猫狗不得乱扔，学校不能停课，抓住小偷仍然关起来，不允许破坏树木及庄稼，对传染病人立即隔离。
当然，还有，拒不向共产党的八路军缴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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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是结束了，但抗日战争的故事却没有结束，还记得我在前边提到的那个专门喂马、管仓库的老鬼子兵秋仁正男吗？故事就发生在他身上。
也许是岁数大点的缘故，也许因为他是个后勤兵，秋仁正男倒不像其他的鬼子兵那么凶狠，城里的老百姓从没见他买东西不给钱，或是打人骂人，他也从来不带枪，只是腰挂一把步枪刺刀。他走起路来，总是迈着日本步兵典型的操典步，目不斜视，有时高兴了，还会自哼自唱《君之代》。
有一阵，他还帮助过附近的一个寡妇，那位寡妇挺可怜的，才20岁出头，就带着两个孩子单过（这在旧社会并不奇怪，十五的娘亲十六的爹）。一些地痞流氓常去想她的好事。他知道了，就端着刺刀把几个小流氓赶跑了，并在寡妇的门前挂上了日本太阳旗，还常常送些食物给这寡妇。
这时，几个上了年纪的老大娘，一边比画着，一边对他说：你娶了她吧……
秋仁听了，憨憨一笑说：我的“老王八”，不行的，这样帮助就很好。
这话把几个老大娘逗了个仰天大笑。原来，几个被赶的小流氓为了报复他，就教给他说“老王八”，就是年龄太大的意思，他就当真了。
他呵护这个小寡妇一年多的时间，直到这位小寡妇嫁到了莒南一个做粉丝的殷实人家。
以后，那几个老大娘才从他嘴里得知：我的，妹妹，也是瓜（寡）妇，我的妹夫，在你们湖南衡阳战死了。
本来，他是应同所有日军一样到青岛集结，然后回国的。但当时有一批物资和四匹战马需要照料，他就被留了下来，说半个月后，再来接他。
于是，沂蒙县便留下了最后一个鬼子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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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后来不知什么原因，他天天盼，日日想的上级并没有来接他，但秋仁还是对所有关心他的中国人说：“沙川少尉，会来接我的，我的，要认真等候……”他说的沙川少尉是最后一任小队长。
于是，秋仁忠实地履行着自己的职责，人们常常看到他穿戴整齐地骑着一辆自行车（孔明牌，有趣吧），从他的那间小趴趴屋，到不远处的仓库打扫卫生或翻晒物品。四匹战马也喂得膘肥体壮。有时下大雨，他也坚持跑操，每个星期一的早上，他还要对着一面日本国旗唱《君之代》（那幅日本国旗被他画在一张中国仕女图的背面）。就这样一直到了1945年的11月，国军正规军的一个团开进了沂蒙县城，接管了那四匹马和仓库里的所有物资。
秋仁没事干了，但他的上级迟迟没来接他，他只好流浪沂蒙街头。善良纯朴的沂蒙人民凭着中国人特有的善良，热情地照顾他。大伙你今天送一顿，明天他送一顿，继续供养着这位日本老兵。
久而久之，脑子本来就有伤的秋仁，精神状态出了问题。他常常望着东方发呆，而且见人就问：“见到沙川小队长了吗？他为什么还不来接我……”
好心的中国人便安慰他说：“沙川小队长到了潍县了，快到了，你再等等……”
“伟（潍）县在东京的什么地方……”他还会问。
“在东京东边，二十来里吧，反正快了……”
秋仁就笑呵呵地走开了，碰到第二人，他又是那句“见到沙川小队长了吗……”
精神一失常，他的生活就成了问题，常常是饿一顿，饥一顿，原先的破军装也变得褴褛不整，一位好心的中国大娘给了他件破花棉袄，他就当成了宝贝，三冬四夏全穿在身上。
此后，沂蒙县城在国民党与共产党手里二易其手，其间，谁也没有注意到这位可怜的日本老兵。直到我爷爷发现了他。
那是我爷爷下山来巡察炭栈的时候，见到了蓬头垢面的秋仁正男。那天，秋仁穿着花棉袄迈着正步走在教堂前的东大街上，一边走一边还唱《君之代》。后边则是一群看热闹的孩子，并往他身上扔石子。我爷爷倍感好奇，问炭栈的伙计：“怎么这疯汉会唱日本歌？”
伙计说：“他就是个日本人。”
“什么，日本人？怎么回事？”
伙计将秋仁的遭遇原原本本地讲了一遍。当晚，我爷爷难过得没吃晚饭。
第二天，我爷爷郑重其事地对炭栈的掌柜的说：“这样吧，从今天起，咱们炭栈负责照顾这个日本老兵，任怎么说，他也是个人啊。我一个月给炭栈拨30块钱，到时你们少进账就行。平日里安排他看看炭场子。噢，对了，先找个郎中给他看看，反正不能再让他在沂蒙的大街上乱跑，再让我看见了我扣你们的工钱……”
炭栈掌柜唯命是从，当即表示：“大掌柜的菩萨心肠，一切按您吩咐的办！”
就这样，这位日本老兵就被安排到了穆陵关炭栈当了一名看场子的。店里的伙计都不敢怠慢他，供吃供喝，一星期还带他洗一次澡，一月剃一次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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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晃，七八年过去了，秋仁正男于1953年7月病逝。临死前，他紧紧握住我爷爷的手：“报告……告沙川队长，我完成任务……务了，可以回家了吗？”
我爷爷满含眼泪说：“秋仁君，你出色地完成了交给你的任务，现在……你可以回家了……”
秋仁死后，我爷爷让人把他的棺木抬回了老鹰崮，埋在了崮下村村北头的一片土岭上。这时我爷爷已是个地地道道的崮下村的村民了。尽管他还有个空衔：省参议会参议员，此证发于1946年年底。
1972年，中日两国恢复了正常的外交关系，一切本该早早进行的工作也随即展开。
1975年8月，战后整整30年的时候，一对40多岁的日本中年夫妇和三个小孩来到沂蒙县，在县有关部门的安排下，到崮下村认领了秋仁正男的骨骸。男的正是他的儿子秋仁春上，女的则是他的儿媳，三个小孩是他的孙子。
临回国前，秋仁春上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