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现在搞的材料，可以发给同志们，有备注。四十年代到五十年代发展的“二流堂”，“二流堂”就是二流子，二流子就是流氓，他们有党徽，党章，从重庆到北京，五七年定了案。王关戚又要搞这个案了，借此搞总理和我。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有个裴多菲俱乐部，六十年代就叫“五·一六”。他们的背景是国民党的 CC ，叫中统特务。文艺“四条汉子”下面有 10 个演剧队，他们的骨干分子是坏的。在党内的代表人物，以前是王明，这个反面教员还有美帝、苏修、特务，美英法日特务，比方说李敦白和王光美有联系，王光美是美国战略情报特务，“一办”的同志来了没有。李敦白和王光美的关系知道吗？（答：李敦白和王光美在延安就有联系。）他们是一脉相通的，破坏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破坏毛主席亲手缔造亲自领导，林付主席直接指挥的人民解放军，颠覆我们新生的革命委员会。他们这些人同流合污了，他们有黑高参。我们傻瓜，慢慢地才认识，我们讲了就要头脑清醒，要认真对待，但不要扩大化，要按政策办事，首先分清是非，然后区别对待，我的话完了。 441） 周恩来接见外事口核心组军宣队工宣队负责人时关于清查“五·一六”的指示
周恩来
1970。11。01
〖周恩来总理 11 月 1 日、 9 日、 18 日、 20 日四次接见外事口核心组、军宣队、工宣队负责人，谈话中关于清查“五·一六”的部分摘要〗
一、对 1970 年“三·二七”通知的阐述
“九大”以后，文艺单位提出清查“五·一六”。 1 月 24 日我们才讲的，其他单位以前不知道。中央 3 月 27 日发了个材料，讲“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在反革命两面派萧华、杨、余、傅、王、关、戚操纵下，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猖狂进攻，罪大恶极。有些人认为根本不存在“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对清查“五·一六”极为抵触，甚至为他们翻案，是完全错误的。后面说清查“五·一六”斗争已经展开，其实也没有大展开，没说清楚，有些单位“五·一六”很隐蔽，一搞深了，情况就不明。有的单位出现了扩大化，后面几段主导思想是防止扩大化。
文件共四段，前一段不要说没有，后几段思想是防止扩大化，没有讲罪状和揭露后怎么搞法，专案工作组内查外调相结合，当时是需要的，扩大化主要讲文艺单位和学部，一个文件只能讲个主导方面，搞得很全面不可能。
二、关于“五·一六”的性质问题
“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这个集团定性是伟大领袖毛主席说的，重点是反革命。他们搞阴谋，反对毛主席，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对毛泽东思想，他们专门搞小道消息，你要他不搞什么，他就非搞。不要他去安营扎寨，不要他去夺权，他非要去。只要文革里有一个人出来说，或者是他们下面的一些人林杰、林津时、周景芳一说就相信。我们搞正正当当光明磊落的文化大革命实践，他们去搞阴谋活动，搞阴谋活动就是“五·一六”，而不在其名称是什么。这些事不是一个人做的，是个集团，重点不在这个组织是否叫“五·一六”。“五·一六”这个名称是“五·一六”通知发表后，他们借口“五·一六”通知一年以后发表有意义，要挖出赫鲁晓夫式人物，利用这个名称，煽动搞阴谋活动。所以不一定都叫“五·一六”的组织。填表不填表都不是主要的，主要是他们的反革命活动，他矛头针对无产阶级司令部，要重在罪行。主要是查他们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行。
三，关于专案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问题
办法还是要发动群众，承认了的所以容易翻，就是因为没有群众，群众不知道，领导和群众相结合，要内部揭发检举和外部调查结合。
专案与群众运动相结合，材料要交给群众讨论批判。
四、要重本质，要抓罪行的问题，对一些重大案件要查个水落石出。
是不是参加组织，填表没有，不是主要的。要重本质，罪行就是本质，形式是第二位的。当然也要弄清楚。黑会都开的。就等于组织关系了。彭德怀，黄克诚的活动就是反党的，还需要成立什么组织？真正的核心不一定填表参加组织，他们背着中央开会集会这种行动就是罪行，有集会就是有计划的行动。只要罪行确实，抓住几件事就可以。
卫生口突破了“ 3。10 ”就解决了大问题，外事口是多几个：火烧英代办处，“ 8。11 ”大会，安营扎寨，外交部夺权，封部党委、政治部夺权，这几件事已经够了，几年来走了弯路，我们有责任，以前没有讲透，这次把它讲透，上面有一个阴谋集团指挥，下面不一定叫这个组织。吴传启在“五·一六”成立时已经不在这里了，他可以说和“五·一六”没有关系，刘雨来说他比“五·一六”还“五·一六”，那好就定嘛。把组织填表看得太重了，有的地方成立组织，有的地方还没有来得及成立，就是为了要得个“五·一六”的表格，组织问题就不能定案，这真是可笑的。“五·一六”就是利用《 5。16 通知》作号召，搞反革命阴谋活动，他们在一起开黑会，搞秘密反党活动，就是“五·一六”组织活动。如火烧英代办处，冲中（央）机（要局）都有谁，怎么去的，要讲清楚，慢慢地头头就清楚了。他认罪了。你不处理，去追组织，不定案，就是宽大无边，和好人一样看待，就是一风吹。
五、要有准备、不打无准备之仗，要把材料准备好
总要有些材料才有意思。光有那些抽象的，一般的不行，要有站得住脚的材料，公诸于众，才能发动群众。 442） 周恩来谈清华大学蒋南翔的问题（摘录）
周恩来
1970。11。01
“中央专案组把主犯定了，从犯还没有定。清华的蒋南翔和刘少奇、彭真的案子有关。现在查明，他的历史没有背叛。他的思想很右，个人主义，是个没改造好的知识分子，这和他的地主出身有关。文化大革命前，他吹捧刘少奇、彭真。‘一二·九'学生运动刘少奇、彭真根本没有份。当时彭真反领导，被捕以后自首了。彭真就和一些坏分子来往。张洁清的叔叔是个大汉奸，彭真和他们来往。可是，蒋南翔吹捧刘少奇、彭真。一九六五年，中央到上海开会去了，留彭真在这里看家。那时纪念‘一二·九'开大会，蒋南翔吹捧刘少奇、彭真，彭真几次站起来鼓掌，电视上有这些镜头。所以，群众怀疑他在历史上和这两个叛徒有关系，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是正义的呼声。要允许群众怀疑，接受群众的审查。现在专案组还找不到材料，蒋和刘、彭只是工作关系，犯了严重路线错误。但还是人民内部矛盾，提议要他下去劳动，不要老是关着。刘少奇、彭真常唱不同的调子，看来有矛盾，实际上是互相包庇。野心家，叛徒常常是两面派。天真地看问题，常常受欺骗，就容易犯错误。应该相信群众。要理解群众的正义呼声。领导同志要有‘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精神，否则文化大革命怎么会搞得这样轰轰烈烈。”
“‘内查外调'，我的意思叫‘内检外调'。‘内查'总是由上而下，还是调查，还是专案人员调查，还是不发动群众，自己查。‘内查外调'都是调查的意思。我的意思是内部群众检举，然后外调。‘内检'，‘检'就是检举，就是群众检举。‘外调'，就是外面专案去调。”
“考验一个干部，要看是否真正承认了错误，不经过群众讨论光书面检查不一定可靠。‘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要经过群众批判。把真实凭据稿到了，他就无话可说，否则一有机会，他就翻案。” 443） 周恩来关于清查“五·一六”的几次谈话（摘录）
周恩来
1970。11。04
〖时间： 1970。11。04 ， 11。09 ， 11。18 ， 11。20 〗
1970。11。04 ：
“从 67 年宣布‘ 516 '是反革命组织。主席在姚文元的文章上写了‘ 516 '是反革命组织一段话，当时没有用黑体字发表。 1968 年一二月份发现了王、关、戚是‘ 516 '后台不久，又发现杨、余、付。当时只成立‘ 516 '专案叫第三办公室，是公安部搞的，专案就是当专案搞。在群众方面， 1967 年 9 月讲了一下，重点讲的‘ 516 '是反革命阴谋集团，材料掌握得不够。 1968 年 3 月 24 日、 27 日开大会批判杨、余、付，讲了一下以后，大家听了林副主席的录音报告，以后就没有继续发动，后来就开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又开‘九大'，又搞了一次……”
“……在文化大革命中利用群众查无产阶级司令部领导同志的病历，都查到家属头上去了。戚本禹说，查出来了材料交给他，就有问题了，他拿去干什么？就是彭真的病历你拿去干什么？……北京医院死了个赵尔陆，是心脏病暴发死的，后来，几个坏人一定要追查，要写成吃安眠药死了，这不许可嘛！后来查出来是几个坏医生搞的。……比赵尔陆早死的还有一个孙志远，至于跟贺龙、邓小平紧一点，是工作关系，他是管国防工业的，我告诉医院要注意一下，谢华不晓得，我亲自去抓，有多少个部长住在里面，这是中央关心不关心的问题。当然也有坏的，如吕正操啦，还是好的多，我去看他们，组织抢救，林副主席打电话要我去看，有人就查林副主席通过谁打的电话……国防工业‘ 915 '‘ 916 '都去查，现在介绍信都找到了，抢救孙志远是对的……”
“孙正搞了个‘ 3。10 '。他看了几个发言稿子，把老爷卫生部和中央首长的病历混同在一起……内容都是攻击性的。……刘维栋在卫生战报第 49 期上他把对方许多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问题集中起批评对方，把内部东西公开暴露了，我下命令把他拘留起来。你把这些事情报中央是好的，但你铅印是不允许的。这些事情是不好的，是反革命阴谋活动，但方法是错误的，当时拘留是为了防止扩散。”
“ 3。10 对抗中央指示，我们让不要开。他说已经停了，后来发现没有停，先念同志打电话追查，他说停了，实际没有停，就把我和先念同志的话告诉他才停了。第二天又开黑会，不久贴出‘打倒×××'（估计是李先念抄者）的标语，说‘×××同志是大叛徒'，这是反革命行动。主席看样板戏时说‘这口号是怎么来的？'主席在接见了朝鲜代表团时也说：‘不知道这口号是怎么回事。'这件事卫生系统始终没有大讲特讲……”
“ 1967 年的‘ 3。10 '黑会，名为打倒城市老爷卫生部，名字是冠冕堂皇的，群众的心情是好的，会的本身群众要求开是好意的，客观效果很坏，起了放毒的作用，被阴谋家利用，被孙正利用……是反中央的，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
1970。11。09 ：
“‘ 516 '反革命阴谋集团是在一个光明正大的运动中专门搞阴谋活动的。……姚登山没有填表，他说没有必要参加。他就是 516 。……”
“‘ 516 '专案组把几件大事搞出来，弄清楚就行了，如 8 月 11 日批陈大会，围困中南海，谁参加了？谁的头？当时我在中南海，我就是不走，戚本禹对我说：要走。当时刘、邓都在中南海，我要走了，冲进来就不行了。……”
1970。11。18 ：
“……后来又利用了 48 小时的声明，这个事我应该负责，我批了。不过他们总是要找借口的，不是 48 小时他们也要找别的借口。那个时候，香港当局封了三个报馆，都是外围的外围。不是《大公报》，也不是《文汇报》。包括《晶报》在内，而且香港当局也只说封一年。事情没搞清就送来批，制造借口。他们利用这个借口，搞了火烧英国代办处，这是个阴谋。到现在还有人说火烧英国代办处是民族义愤，有什么了不起！现在还这样说法，不晓得是什么精神面貌！……主席和外国朋友谈起‘ 516 '，总要举例讲火烧英国代办处。……（原文此处一段不清楚）我们同英代表一说他们就懂了，英代办乖乖地躲到解放军的岗楼里，说有你们我们很放心，他们是活命哲学。……”
“六六年刚开完十一中全会，就得到一本北航出的《战略战术》，那是什么战略战术，把戈培尔那一套都用上了，说撒谎久就成了真的了。我一看大吃一惊，你说不对，他偏相信那些东西，不让他搞非要搞。”
“武汉的事情，本来主席只叫富治同志去，那里的部队原来是他指挥的，和他熟，陈再道这些人他都熟。王力后来也要去，说他们小萝卜头留下来干啥！富治打电话来说，‘他们也要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