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个原因，我想这种人就更多了，因为是受蒙蔽，激于一时的义愤，出于一时的好心，觉得我是在闹革命，要把一切旧东西砸烂。当然，我们说的这个”砸”字也是一种象化的说法，不是真的提倡去砸呀！打呀！抢呀！现在”三个字”的口号，可是不佳，叫做打、砸、抢，还有三个字叫抄、抓、揪。我看这六个字，我们都不要提倡，这是西安工人说得很对，他说：你打、打的是阶级兄弟，革命同学，你砸，砸的是国家财产，你抢，抢的是人民的东西。（鼓掌）现在居然有一种人，叫”革命的打、砸、抢万岁”。我看西安的革命工人同志回答得最好，就是要反对打、砸、抢。
随便抄家也不行呀，肖华同志的家，就那么一股妖风，把他抄了么！抄总政治部主任的家，可以不经过我们军委任何常委的同志知道，连阻拦也阻拦不住。
还有，揪人的事，把人揪去十多天，在什么地方，我们都不知道。前天我同我们国务院各院的造反派谈，有些副部长，揪去四十多天，我就不知道他的那里，找都找不到。军委的八项命令规定，这是不许可的，所以激于义愤是一回事，但激于义愤不能超过范围。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要怎么搞就怎么搞，完全不要领导，这不是我们无产阶级的民主，毛主席说得很清楚，有民主，还有集中，有自由，还有纪律，毛主席语录上讲得很清楚，这里就重复了。那些受蒙蔽的，出于好意的同志，是可以谅解的，而且，他们大都是年青的同志，象院校的同学，文艺团体的一些青年人，医院的医生、护士、工勤人员，工厂的工人，他们不明白全部的真相，激于一时的义愤，受了一时的宣传，但是，对他们是可以解释得通的。陈伯达同志就做出了一个例子。三座门被包围了六、七天，硬是不走，伯达同志，单人匹马一个去了，一讲就通了，有些人不是不可以说服的。许多看不得的大字报，也就是说不是高水平的，象资产阶级贴的海报那样水平的大字报，陈伯达同志要求大家这帮助，把它盖掉，很快就盖掉了。最近还有一些不应该的漫画，什么群丑图啦，罚跪啦，这样的照片，登在小报上，马上就传到了世界各国，丑化了我们的党和国家。这也是不应该，不允许的。
无产阶级的政治斗争，思想革命是高姿态的是向前进的，有些人要把我们拖向后退，我们就是要向这些人讲话，特别是那些青年的小将门，即不明真相，只凭着一时的热情，我们应该向他们进行教育，不要去责备他们。如果要责备，就责备我们老一辈，因为我们对他们教育不够，解释不够，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够。你们是做政治工作的，应该要求通过你们去向他们做解释工作，宣传教育工作，说服工作。（鼓掌）
这样，我们把这三个原因作了分析，那么，我们解放军，毕竟还是解放军，我们政治工作者，毕竟还是政治工作者。我们能够继续担当起面临着的全面的阶级斗争的新阶级 … 夺权斗争的阶段的任务。我们要看到这一点，这一点小的波浪，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并不是完全可以避免的。这么一次教训，对于我们做领导工作的同志，对于你们大家，对于我个人，都很有益处。把任何一件事情作为教训来看，作为经验总结来看，就会成为一种动力。推动我们前进。这样我们就会把工作比以前做得更好。证明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确实是无穷威力的。确实是我们伟大领袖亲自缔造的，林彪同志亲自指挥的，伟大的、英勇的军队。（热烈鼓掌、呼口号）
我们的政治工作，也是我们伟大领袖在古田会议所指出的，是军队的灵魂，是在反对各种错误倾向斗争中锻炼出来的。我相信，在这个检讨会以后，会使我们全军的政治工作，宣传工作，做得比以前更好更加有力量。 209） 周恩来参观八一学校“联动罪行展览”时的谈话
周恩来
1967。03。08
〖另一版本说是 1967。03。18 〗
总理详细认真地参观了联动罪行展览十分气愤，参观展览完后造反派向总理汇报了学校情况。我们首先十分气愤地向总理汇报了我们三月五日为砸烂高干子弟集中住宿制而召开的家长座谈会的情况，当我们谈到有的家长说：“不给我的孩子安排好吃住，我一年不转学，两年不转学……”的时候，总理连连摇头说：“这就是当官做老爷嘛！”当谈到一些别有用心的家长挑动其它家长反对造反派时，总理问：“是穿军衣还是穿便衣的？叫什么名字？”（我们汇报了情况，总理秘书宋刚同志记下了他们的名字）总理说：“我倒想和她谈谈，看看她是怎么想的。”有的同志讲这次家长会象苏联开会一样，乱叫乱嚷，最后一哄而散，这时总理笑着点头，总理问：“参加家长会的家长多少人？有女同志吗？你们有多少人？有学生吗？”我们如实地汇报了情况，总理说：“你们和他们辩论嘛？”我们说：“我们思想上没有做充分准备，把家长的政治觉悟估计太高了。”总理频频点点。
我总部郑玉富同志向总理谈到自己被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及摧残挨学生打的情况，总理亲切地和他握手，郑玉富说：“学生说他们是革命小将主力军”，总理摇头说：“这算什么主力军呢？”
我们又汇报了联动高干子弟破坏我校学生宿舍的情况，总理点头说：“我已经知道了，并且问到底谁是联动的头目，我们说“田耕、刘历运”，总理问：“他们的家长是谁？”
我们向总理汇报了育英学校的情况，说一派主张开学，一派反对开学。主张开学派给谢富治同志写了报告，谢富治把报告给师大复课闹革命联络站处理，师大同志进行了调查研究说：“我们不是实用主义，不能只是复课就支持。”总理频频点头。
在参观的路上我们向总理汇报了我们办学的打算，第一（原稿漏）的学校不能开学，第二，要办主席提倡的亦工亦农的学校，总理点头表示同意，有的同志向总理说：“有人说我们不开学是对抗党中央，”总理摇头说：“不能那样笼统地讲。”
总理从卫生所回来的路上向革命造反派的一些同志说：“你们是教师吗？”这些同志回答：“是”。总理说：“这样的学生那能教好？”我们说：“有人要我们开学！”总理说：“这怎么能开学？！”
总理参观了将近两个小时，在离开八一学校之前和革命造反派联合总部的同志们一一握手说：“感谢你们使我受到教育，使我上了生动的一课。”上车之前总理亲切鼓励大家说“你们继续努力！”革命造反派总部的同志激动地与总理握手，纷纷要求转达对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的问候，转达对林副主席的问候，对江青同志的问候，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最后总理和革命造反的同志一起高呼：
“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210） 周恩来李富春接见国家机关二十一个单位的讲话
周恩来 李富春
1967。03。08
〖时间：晚 9 ： 07 ～ 11 ： 20 ，地点：国务院小礼堂。〗
周总理讲话
今天是工业系统 21 个单位的革命造反派，共 179 名，各部领导，主要是党委成员共 127 名，加在一起共 306 名，大致比例是 40 ％，一个是 60 ％。
交通部我和李富春、先念，秋里同志已经接见过了。工业系统分开谈几次。从上次 1 月 26 日我和你们谈过之后已经过了两个月，需谈一谈了。今天光听我的，条子先不看。
今天我讲几点意见，上次讲时正是文化大革命进行全面夺权，夺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权的新阶段，现在快三个月了，你们紧张工作也快两个多月了。曾经想在进入夺权斗争后对各级领导排个队，那时开始有大联合、三结合的思想，以后就又发展了。斗争在中央各部看来发展是不平衡的。从上海工人阶级带头夺权后，在北京国务院各口还没有成熟的典型经验，还在摸索。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是建国 17 年以来由党中央领导的充分发动群众的，自下而上实行的真正的极其广泛的群众性的革命运动。这是史无前例的。这次夺权斗争可以说是 1949 年夺权的继续，但这次是最彻底的。 49 年靠军队打天下，自上而下实行军事管制，除国民党一小撮上层人员外，其它都接受下来，党政部门是我们自己的，企业、事业、学校都包下来了。政府机构也用了不少人，当然不是原封不动的用。这就使企业、事业、党政领导总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或是内部新生长出来蜕化变质的，或者是国民党资产阶级钻进来的，从 1949 年后不断进行这样的夺权斗争。农村清匪反霸后并不等于农村中的地富反坏右没有了，党内还会滋生新的。城市中的三、五反斗争十分激烈，先党内搞后党外搞，距离现在将近 15 年了。变化很大，有了新的还有死灰复燃的，钻进来的。 57 年划了几十万右派，从党内到党外，有的已经摘了帽子又重新进入党内取得了领导地位。 62 年党内产生了右倾思潮，三自一包，包产到户、三和一少都是修正主义的东西，是一股逆流。经过毛主席在十中全会进一步阐明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学说，作了形势分析，阶级斗争又提到纲上来了。本来从 1949 年七届二中全会上主席早就提出，现在又进一步阐明了。 63 年开始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四清运动，搞了快三年，首先是农村，然后把企业内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搞下来，当然出现了形左实右的机会主义右倾观点，这是刘少奇搞的。后来是文艺改革，一个一个地改革， 64 年是戏剧、舞蹈、音乐的改革，出现了为工农兵服务的现代戏的新典型……，这一系列都是夺权斗争。或在领导机关，或在某一方面为无产阶级思想革命做准备工作，这次由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自下而上的由无产阶级革命派夺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这是史无前例的真正的最广泛的群众革命运动。十月革命没有这样大的规模，中国也未曾有过如此广泛的群众运动。只有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我们才能进行这场无产阶级思想革命，进行夺权。这一阶级斗争更加复杂，更进一步地触及人们灵魂深处。主要要求夺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不是普遍地夺，这是狭义的讲。从广义来讲，夺私字的权，建立公字的权，这是红色小将提出来的，很好，这带有普遍意义，包括参加夺权的革命造反派，正就是林彪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来的，既是革命的力量，又是革命的对象。总之斗争有双重性。斗争进入了更复杂的阶段。
从地区说，实行了革命派大联合，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解放军代表和已经亮相得到革命群众同意的领导干部三结合夺权的，到现在为止经中央同意的还只有上海、贵州、山西、黑龙江、山东五个省市。现在要出现的还有北京和天津。经过快三个月了，地区的夺权才这样，其他条件都还没有成熟。每个省市的夺权，都要经过中央和中央文革弄清情况，看是否成熟才能同意批准。至于部门拿中央各部来说自一月中旬号召夺权，不管有无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起码有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革命造反派就首先把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夺过来，以前实际上有这个权没有合法化，现在让它合法化。业务可以监督。有的实现了，有的还没有实现，这还是夺权初期的情况。以后，就提出这样的问题：大联合以后怎样实行三结合呢？有两种。开始的一种是革命的领导干部。革命的中层干部和革命群众的代表的结合。但现在还没有建立这样的典型。在当时我们还没有想到，已经夺了权的单位，既然不是所有的干部都不好，也应有军事代表。还有一种，象地区性一样的三结合有军事代表参加，这在《红旗》第五期社论上写上了，各部还没有用这种方式，还没有找到一个这样的。前几天我和卫生部的谈了一次，他们问他们是否够革命的三结合，我们检查的结果认为还不够。机关部门未出现这种典型，但可以树立。地方上，如报纸上登的，省市有上海的经验、厂矿有贵阳的经验，不完整，还不够。北京这样的经验也没有，但要争取。
一般地是领导文化大革命监督业务，革命的要求也在催促我们，对中央直属的厂矿企业也要看出个眉目，夺权斗争就是要有这个样的眉目，二、三、四、五月建立革命的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明年思想上触及灵魂的革命推向进一步深入，临时权力机构就可以推广到县、公社和大队以及一切机关企业事业单位。需要夺权的单位要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