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瓜、偷野菜来充饥。有一次打野外回来，一半的人口吐白沫，晕倒在地上。
槐生最后一次看见自己的母亲，就是一九四九年，乘着一辆火车，路过衡
山，匆匆要母亲来车站一会。十五岁离家的儿子，这时已经是宪兵连长，带着
整个宪兵队，经过衡山但无法下车回家。
槐生的农民母亲从山沟里的龙家院走到衡山火车站，一看满车官兵，蓄势
待发，慌忙中，她从怀里掏出个东西来，是一双白色的布鞋底。槐生要路过的
消息来得太晚，她来不及做好整只鞋，只好把鞋底带来。一针一线缝出来的，
粗粗的线，扎得非常密实。
在客厅里，爸爸把我们叫到他跟前，手里拿着那双布鞋底，走过大江大海
大离乱，布的颜色，已经是一种苍凉的黄色。槐生说，我要你们记住，这双鞋
底，是你们的奶奶亲手缝给我的？？
我们无所谓地站着，哎，这是哪里啊？这是一九六四年的台湾苗栗县苑里
镇耶，谁见过布鞋，谁管它是谁做的、谁给谁的什么啊？
槐生从裤袋里掏出那方格子手帕，开始擦眼泪。
等兄弟们都被允许﹁解散﹂了，我这唯一的女生又单独被留下来。
槐生坐进他那张矮矮的圆形破藤椅，虽然有个破电扇开着，他还是搧着一
把扇子，说，﹁来，陈情表。﹂
十二岁的龙应台，站在她父亲面前，两手抄在背后，开始背那篇一千七百
年前的文章第一段：
臣密言：臣以险衅，夙遭闵凶。生孩六月，慈父见背；行年四岁，
舅夺母志。祖母刘，愍臣孤弱，躬亲抚养。臣少多疾病，九岁不行。
零丁孤苦？？
城南小学早已拆了，听说，就迁到了龙家院的山坡上，现在叫做﹁百叶小
学﹂。我说，应扬，那陪我去看看。
到了山坡上的百叶小学，老师听说我是为了十五岁就离家的槐生而来的，
年轻的老师把﹁陈情表﹂第一段工整地用粉笔抄在黑板上，一班四十个孩子，
坐在墙壁斑驳的教室里，清清朗朗地念出来：
臣密言，臣以险衅，夙遭闵凶。生孩六月，慈父见背？？
这是第一次，我听见﹁陈情表﹂用湘楚之音朗诵；童声的混合音，从校门
口田埂走过的农民也听见了。那阴阳顿挫之处，跟槐生当年念给我听的，竟是
一模一样。
12
潮打空城
槐生真正满十八岁的时候，是一九三七年，中国决定全面抗战的那一年。
十八岁的槐生，长得特别英挺帅气，碰上的，正好是整个中日战争中最可
怕、最激烈、规模最大的战争：淞沪会战和南京保卫战。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爆发的淞沪战役，日本动员二十五万人，中国动员
七十五万人，日夜不停的绵密战火，打了三个月以后，中国军队死伤几近二十
万人，是日军伤亡的四倍半。前敌总指挥陈诚给蒋介石的报告中说，国军三十
六团第二连，守卫火药库，﹁死守不退，致全部轰埋土中。﹂12
当日军继续从淞沪战场往南京挺进的时候，槐生已经是驻守第一线雨花台
的宪兵团的一员。
我们固守南京雨花台一线，杀敌无数，无奈守将唐生智无能，使保
卫首都数十万大军，在撤退时互相践踏，加上日人海空扫射，真是尸
横遍野，血流成河。
自传的这一段，也是槐生说过的﹁桥段﹂之一。我们稍大一点了，高高矮
矮穿着初中高中的卡其布制服，这时会略带轻蔑地反驳他说，﹁爸爸，宪兵不
是只会到电影院门口检查军人看戏买不买票的吗？你们宪兵哪里会上战场打
仗？﹂
他就好脾气地看着我们，本来要说下去的下一个﹁桥段﹂，被我们冷水一
泼，也就不往下说了。
他本来要继续说的是，﹁退到一江门，城门竟然是关的，宋希濂的部队在
城墙上架起机关枪，不让我们出城，因为混乱到一个地步，守城门的部队竟然
没得到通知说要撤退！我拚死爬过一江门，逃到长江边，没有船可以乘，日军
的炮声已经很近，结果几万人堵在河滩上。在几乎要绝望的时候，我突生一
计，就和几个离散的士兵扛起两根大木头，放在水里，然后用手做桨，慢慢、
慢慢往对岸浦口划过去。﹂
讲到这里，他往往会再追加一句，﹁想知道我们划了多久才划过长江吗？﹂
我们四个不大不小的子女，做功课的做功课，看漫画的看漫画，通常没人
答腔；我也许会装出一点兴趣，用鼻音回复，﹁嗯？﹂
﹁我们划了整整一天半，才到浦口，﹂他自说自话地，﹁死的人，好多
啊。﹂
沉静了好一会儿，看看实在没人理他，他大概也觉得无趣，就拿起警帽，
干脆去办公室了。
我听见他出去后，纱门自动弹回来轻轻﹁砰﹂一声关上。
二○○九年五月十二日，我来到南京，想走一趟父亲走过的路。
站在一江门的城门前，仰头一看，看到三个大字，才知道，啊，这叫﹁挹
江门﹂。
城门高大雄伟，正中央挂着横幅，写着巨大的字，纪念的，倒是另一件
事：一九四九年解放军渡江后直击南京，是从挹江门打进来的！﹁挹江门﹂，
代表胜利。
在城门前美丽的法国梧桐树下，我展开手上关于宪兵参与南京保卫战的折
页：
？？宪兵部队到江边时，已过午夜时分？？我军尚有万余人壅塞江
边，这时日军已追踪而来，成半圆形包抄开火。我军在溃退中大部分
已手无寸铁，枪炮声中纷纷倒下？？宪兵部队就地抵抗？？历五个小
时激战，宪兵部队已伤亡殆尽？？宪兵副司令萧山令不愿被俘受辱，
射出最后几颗子弹后，举枪自尽，杀身殉国，年仅四十六岁。13
在退到江边之前，英勇作战到最后一刻的萧山令宪兵副司令，守的就是槐
生说的雨花台。翻开另一份史料：
民国二十六年十二月九日，日军进逼南京，我宪兵动员官兵六千四
百五十二人捍卫南京，由副司令萧山令中将指挥所属部队，与日军血
战四昼夜，最后因弹尽援绝，壮烈殉国者一千两百一十人，受伤五十
六人，生死不明两千五百八十四人。14
史料看多了，现在我已经明白，﹁受伤﹂的兵通常不治，﹁生死不明﹂通
常是﹁死﹂，因此六千多宪兵在南京的保卫战中，其实牺牲了五分之三。
从挹江门到长江畔的下关码头，只有两公里路，当年万人杂沓的逃命路
线，现在是郁郁苍苍的梧桐树林荫大道。
史料拿在手上，梧桐树从车窗外映入，在我的史料纸张上忽明忽暗，我有
点不能自已——在父亲过世了五年之后，我才知道，他真的是从那血肉横飞的
枪林弹雨中九死一生走出来的，他才十八岁；满脸惊惶、一身血污逃到长江边
时，后面城里头，紧接着就发生了﹁南京大屠杀﹂。
我想起来，初中时，槐生喜欢跟我念诗，他常吟的两句，是刘禹锡写南京的﹁石头城﹂：
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
如今站在下关长江边上，长江逝水滚滚，我更明白了一件事：我们有缘跟
这衡山龙家院的少年成为父子父女，那么多年的岁月里，他多少次啊，试着告
诉我们他有一个看不见但是隐隐作痛的伤口，但是我们一次机会都没有给过
他，彻底地，一次都没有给过。
13
四郎
台北的剧院演出﹁四郎探母﹂，我特别带了槐生去听——那时，他已经八
十岁。
不是因为我懂这出戏，而是，这一辈子我只听槐生唱过一首曲子。在留声
机和黑胶唱片旋转的时代里，美君听周璇的﹁月圆花好﹂、﹁夜上海﹂，槐生
只听﹁四郎探母﹂。在破旧的警官宿舍里，他坐在脱了线的藤椅中，天气闷
热，蚊虫四处飞舞，但是那丝竹之声一起，他就开唱了：
我好比笼中鸟，有翅难展；我好比虎离山，受了孤单；我好比浅水
龙，困在了沙滩？？
他根本五音不全，而且满口湖南腔，跟京剧的发音实在相去太远，但是他
嘴里认真唱着，手认真地打着拍子，连过门的锣鼓声，他都可以﹁空锵空锵﹂
跟着哼。
遥远的十世纪，宋朝汉人和辽国胡人在荒凉的战场上连年交战。杨四郎家人一个一个阵亡，自己也在战役中被敌人俘虏，后来却在异域娶了敌人的公
主，苟活十五年。铁镜公主聪慧而善良，儿女在异乡成长，异乡其实是第二代
的故乡，但四郎对母亲的思念无法遏止。有一天，四郎深夜潜回宋营探望十五
年不见的母亲。
卡在﹁汉贼不两立﹂的政治斗争之间，在爱情和亲情无法两全之间，在个
人处境和国家利益严重冲突之间，已是中年的四郎乍然看见母亲，跪倒在地，
崩溃失声，脱口而出的第一句话就是，
千拜万拜，赎不过儿的罪来？？
我突然觉得身边的槐生有点异样，侧头看他，发现他已老泪纵横，哽咽出
声。
是想起十五岁那年，一根扁担两个竹篓不告而别的那一刻吗？是想起大雪
纷飞，打碎了一碗饭的那一天吗？是想起那双颜色愈来愈模糊的手纳的布鞋底
吗？是想到，槐生自己，和一千年前的四郎一样，在战争的炮火声中辗转流
离，在敌我的对峙中仓皇度日，七十年岁月如江水漂月，一生再也见不到那来
不及道别的母亲？
一整出戏，他的眼泪一直流，一直流。我也只能紧握着他的手，不断地递
过纸巾。
然后我意识到，流泪的不只他。斜出去前一两排一位理着平头、须发皆白
的老人也在拭泪，他身旁的中年儿子递过手帕后，用一只手从后面轻拍他的肩
膀。
谢幕的掌声中，人们纷纷从座位上站起来，我才发现，啊，四周多得是中
年儿女陪伴而来的老人，有的拄着拐杖，有的坐着轮椅，有的被人搀扶。他们
不说话，因为眼里还噙着泪。
中年的儿女们彼此不识，但在眼光接触的时候，沉默中彷佛交换了一组密
码。散场的时候，人们往出口走去，但是走得特别慢，特别慢。
第 二 部
江流有声，断岸千尺
14
夏天等我回来
那天，在香港机场送你回欧洲，飞力普，你说，嘿，你知不知道，香港机
场是全世界最大的什么？
最大的什么？机场面积？载客运量？每分钟起降频率？香港机场是我最喜
欢的机场，但是，它是最大的什么？
﹁它是全世界最大的一张屋顶。﹂你说。
真的喔？没这样想过。于是我马上停下脚来，仰脸往天花板看，还真想干
脆在那干净明亮的地板上躺下来看，就像晚上躺在篮球场的平地上看星星一
样。
我的儿时记忆中，也有一个大屋顶。那是一个直通通的大仓库，在我七岁
小女孩的眼光里，就是全世界最大的屋顶了。
里面住着数不清的人家，每一家用薄薄的木板分隔，有的，甚至只是一条
肮脏的白被单挂在一条绳子上，就是隔间。两排房间，中间是长长的通道，男
人穿着磨得快要破的汗衫，手里抱着一个印着大朵红花的搪瓷脸盆，趿着木
屐，叭搭叭搭走向仓库后面空地上的公用水龙头。女人在你一低头就看得见的床铺上奶孩子，床铺下面塞满了乱七八糟的东西。大一点的孩子一旁打架、互
相扭成一团，小一点的在地上爬。
下雨的时候，整个仓库噪声大作，雨水打在一定是全世界最大张的铁皮
上，如千军万马狂杀过来；屋子里头，到处是碗、盆、锅、桶、瓮，接着从屋
顶各处滴下来的水，于是上面雨声奔腾，下面漏水叮咚，婴儿的哭声、女人的
骂声、老人的咳嗽声，还有南腔北调的地方戏曲，嗯嗯唉唉婉约而缠绵，像夏
夜的蚊子一样，缭绕在铁皮顶和隔间里的蚊帐之间。
一个头发全白、黑衫黑裤的老婆婆，坐在小隔间门口一张矮凳子上，一动
也不动。经过她前面，才发现她眼睛看着很遥远的一个点，不知在看哪里，你
感觉她整个人，不在那儿。
那是高雄码头，一九五九年。
我知道他们是﹁外省人﹂，和我家一样，但是，我都已经上一年级了，我
们已经住在一个房子里了，虽然只是个破旧的公家宿舍，而且动不动就得搬
走，但总是个房子，四周还有竹篱笆围出一个院子来，院子里还有一株童话书
里头才会有的圆圆满满大榕树。
这些用脸盆到处接漏雨的人，他们是哪里来的呢？为什么这么多人、这么
多家，会挤到一个码头上、一下雨就到处漏水的大屋顶下面？他们原来一定有
家——原来的家，怎么了？
然后我们又搬家了，从高雄的三号码头搬到一个海边的偏僻渔村。我们住
在村子的中心，但是村子边缘有个﹁新村﹂，一片低矮的水泥房子，里头的
人，更﹁怪﹂了。他们说的话，没人听得懂；他们穿的衣服，和当地人不一
样；他们吃的东西，看起来很奇怪；他们好像初来乍到，马上要走，但是他们
一年一年住了下来，就在那最荒凉、最偏远的海滩边。他们叫做﹁大陈义
胞﹂。
到了德国之后，你知道吗，我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