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中的江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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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中的江城- 第3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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竦耐庖拢ㄎ髯埃雅谱拥纳瘫晗匝鄣亓粼谛渥由稀T谘兹鹊奶炱铮谴┳派亮恋乃砍癯纳溃岜】硭傻木埘ハ宋目阕印K前袯P机和手机显眼地挂在皮带上,而皮带在他们窄窄的腰上围个一圈半。他们把钱装在肥大的黑色皮夹里。他们对鞋子相当挑剔——多数男人穿深色的露福鞋(平跟船型鞋),总是擦得晶亮。这乃是我跟城里一群混得好的男性朋友吃饭时常干的事儿:我们先是把鞋擦亮,所有人坐在一排小凳子上,然后我们才去餐馆。
有些涪陵男人会把小指甲留两英寸长,因为这是他们不做体力劳动的标志。我的许多男学生有这种指甲,在他们那因为田间劳动而粗糙的手上,看起来女气地很荒唐。但没有一个学生打算回到农田里去,而他们的指甲乃是生活往前进步的清晰指标。涪陵多数长指甲的男人都在这类过渡的阶层中;他们往往之前是农民,而今找到了成功,做了的士司机,公务员,或者小企业主。真正富裕的人很少会留指甲,因为他们的财富已够明显了,在他们不菲的服装和手机中。
小指甲,像许多男性配饰一样,代表着钱——不骗你说,银行与商店里的男人偶尔会用其长指甲去数钞票。涪陵女人也有她们那种饰物,来显示其来自上等阶层,但总体来说,这些展示不像男人那般露骨,那般物质化。上层的男人甚至在拿皮夹的动作中,也比女人要显摆得多。当其中一个男人付账时,他会卖弄着打开皮夹,让旁边的人看见里头厚厚一沓现金。
很清楚,男人控制着大多数的钱——他们挣得快,花得快,谈得也快。他们的机会比女人多,她们不太可能去做生意,或者找到收益可观的独立工作,比如开的士。到得最后,钱对男人来说,就只是重要了。我很难想象在改革开放前涪陵的男人是什么样,因为如今的情况让我吃惊,金钱已经成了他们身份中的一个基础组成部分。
而它也可能是相当乏味的部分,至少在我眼里。在涪陵生活一年后,我发现我最不享受跟某个的特定的社会群落打交道:年轻有钱的男人。那里当然会有些例外,但当我试图来给这个群落做平均定义的话,我所见的是这么一个男人,他被一系列相当狭隘的目标与愿望驱动,成了某种男性气质秀的滑稽讽刺漫画。他倾向于对买BP机和手机相当热情,而他努力工作,是为了收集不断升级的VCD与卡拉OK机。他不停地抽奇声香烟。他喜欢大声说话,而且他对面子非常在意,有点趾高气昂的作派。在周末,他又会和男性朋友加入一场毫无意义的拼酒大赛,彼此挑战,一杯杯地干白酒。如果他想要些不法的乐子,他会到卡拉OK吧或美发厅去找妓女。
我意识到,我有点偏见,不太公平,在涪陵第二年的生活里,我与几个富有的年轻男人交上了朋友,他们不在那种刻板类型内。但不管怎么说,我发现跟中低层的人交朋友是最容易的。我跟孔老师那样的人在一起时,感觉舒服得多,他会思考,有趣,一点儿也不物质主义,而我多数的男孩学生也没有涪陵富人的那种洋洋自得的劲儿。即便黄小强那样的小企业主,他显然花很多时间去想钱,也不会去展示出那种男子气的正面造型,而它在那些相对有钱的男人中乃是普遍标准。事实上,这种正面形象通常薄如蝉翼,只需要一点时间就能刺破;但我还是没有那个耐心。除了少数特例外,我基本上把那一整个阶层的人都省略不提。
(何伟关于中国写作的志愿,乃是着重AVERAGE PERSON,普通人,老百姓。所以他的书中几乎从不提到任何中国当代名人或者成功人士,而他显然不是没有跟那个阶层的人交往过。涪陵后,他在北京当了几年记者,而美国记者很容易跟中国名人打上交道,跟他们一起吃大闸蟹啊什么的。何伟自有他的厚度与自信,当然,他的写作主要是给美国读者看的,这也是原因之一。)
我产生这种偏见,还跟我自己作为一个男人在涪陵的行为有关,尤其当我参加那种男子气例行表演的时候,而那种活动在当地中上层的男性生活里扮演了一个很大的角色。在我们的第二年里,亚当与我都对宴请活动厌倦了——毫无意义的斗酒,不停的恃强凌弱,那白酒策略。在头一年里它还有点娱乐性,主要因为我们的社交活动极少,而有些酒局成了我最具幽默感的回忆。但它们也是最让人尴尬的。在第二年的圣诞,学校举行了一次酒局,碰巧有个重庆代表团的干部来了。随着酒精流淌,很难想象还有一个比这更吉祥的巧合,圣诞与干部——那就像把太阳系九颗行星排成一列那样。(十字是不详,成列是吉祥)。从我听说这次活动的那一刻,我就知道它肯定丑陋不堪。
酒局上的干部超过了三十个,而到了节日宴会结束时,亚当与我用四川话发着誓,拿着塑料玩具枪彼此发射,在餐厅里。至少这是我后来听说的;我对那最后的两个钟头已失去记忆了,只是从桑尼和诺林那里听来的(她们也去参加了宴会,虽然大多数的注意力都在亚当与我身上。)
在另一种文化环境里,我醒来时可能会满心羞愧,但在第二天早上起来,我没一点儿那意思。我仍有宿醉,身上不少瘀伤,但我知道没必要道歉,因为根本没人会那么想。也许每一个干部都曾在过去一年里,在一些酒局上把自己弄成一头蠢驴,毫无疑问,由于亚当与我的失控,他们昨晚的娱乐很是升级了。毕竟,玩具枪就是从那儿来的——一个到访的外国朋友推荐了那个礼物,而干部们马上发觉了他们作为圣诞礼物的潜力。有人从街上买了抢,上了子弹,然后放到我们的手中。
在涪陵,酒精总能作为男人行为不当的有效借口。在头一年里,一次我独自坐在学校食堂里吃饭,三个喝醉的体育系学生来到我的桌边,嘲弄我,向我大笑。我想要不理他们,但他们越靠越近,往我身上挤,而笑声越发大起来。最后我站起来,有一阵好似免不了要开架,但食堂的员工跑过来,把那些学生给推走了。但他们仅仅做了那个——他们没有记下任何人的名字,或者告知校方。他们确保学生离开后,向我道歉,解释说那三个男孩喝醉了。在他们的眼里,就只需要说那么多了——喝醉的学生不需要为任何事情负责。
男人的酒局是偶尔会导致挑衅行为,但我不喜欢它的原因,主要是它的冗长与无聊。当我回头看第一年里的那些场面生动的酒局时,当时文学杂志要找我去写关于狄根斯的文章,我把它看作一次幽默的事件,但也看到了许多浪费的机会。那桌上满是知识分子,受过良好教育的人,而几乎整晚的所有精力都花在逼赛老师喝酒上,而他并不愿意喝啊。它让我想到了高中时的PARTY,只不过这些男人都已经四五十岁了。在第二年的圣诞宴席后,亚当与我终于采纳了和平队最初的建议,拒绝再去参与任何拼酒活动。
但这个决定是我们自己要做的,没有别人期望我们行为要有责任感,而不去表现出喝醉的傻瓜的样子。到了后来,这大概成了我对涪陵男人最强的偏见,尤其是上层的男性——一般来说,我看不出有特别高的期望值在他们身上。这里看起来像是一个极度男性主导的文化,男人获得的自由空间太大,超出了健康值,而在涪陵,这情况变得尤其高调,当男性的自豪感因为赚钱的成就而膨胀的时候。
(何伟这个观察很有意思,从文化教养乃至谈吐举止上,当代中国社会对男人的期望值不高,然而,他们的沉重压力,往往是在赚钱上,在那方面,期望值又可说是过高了。)
我通常避免和有钱的男人打交道,而有时我忍不住想把这种偏见扩展到所有的年轻男人身上。这种态度乃是我极力想要抵制的,然而在某个程度上,这是对于涪陵所有针对外国人的骚扰的自然反应,这些骚扰总是来自年轻男性。我去城里的每一天,都有人对我喊叫,也许只有不到5%的这种嘘声来自女人。一般来说,这是男人想要显示男子气的结果:如果我见到三个年轻男人朝我走来,我敢肯定其中一个会朝我喊些什么,为了在朋友面前长脸。在这个道理上,它和美国发生的骚扰情形是一样,总是来自于年轻男性,不过在涪陵,它成为了日常功课。
用不了多久,我就得出结论,男人给我找麻烦的机率,远远多于女人,而我因此制订了我的习惯规则。如果我去购物,看见两个人在卖同样的货物,我总是先会去女人那里,因为她骗我或嘲弄我的机率要低很多。我知道别的和平队志愿者也是这么做的;这是一种偏见,然而它源于生活经验。
所有这些反应与偏见,让我更难去厘清涪陵的两性关系。我个人的生活就是矛盾的:虽然我本能地学会了对男性更警惕,我却发现我亲密的朋友都是男人,而我和女人在一对一接触时要不自在得多。如果你是一个外国男性,在涪陵这样的四川小城里,立在你与女人之间的樊篱是很多的,而我回避越过,因为不想惹麻烦。和平队的工作人员曾经建议我们不要在这些小城里跟人约会,因为人们很容易对外国人大惊小怪。但即便没有这些建议,我一眼也能看出那问题会很复杂,而我们队里的男性成员都对此态度严肃。我们这儿有七个男人,而在这两年里,没有一个曾和中国女人发展出什么浪漫关系。
因为这缘故,当地女人总是有些神秘而陌生,也使得“XIAOJIE”成为进入我们日常英文谈话的第一个中国词。它意思是年轻女人,但也传达了涪陵女人的那种外国味儿,以及我们身为外国人感受到的樊篱。事实上,这个词几乎被所有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采纳,部分因为年轻女性工作者无处不在——服务生,商店售货员,火车乘务员——她们都只是被称作小姐。但同时,这个用语还有一个含糊的意味,因为它可以用在卡拉OK以及美发厅那些可疑的年轻女子身上。涪陵的人们把卡拉OK的女孩叫作“三陪小姐”。男人们可以和她们喝酒,唱歌,跳舞。而有足够的钱了,有些三陪女孩可以实现第四“陪”,跟客人睡觉。
不可能准确定义小姐的含义,因为其暗指的范围很宽泛。安妮是小姐,李佳丽,那个在茶室里缠着我的妓女,也是小姐。小姐是一个暧昧的用语,它也是合适的,因为社会对涪陵的年轻女子的期望到底是什么,很难准确定义。她们不像年轻的上层男子,他们的愿望可以很清晰归纳出来,我发觉对于一般的年轻女子,没有等同的简单定义。她被期望去早早结婚,生子,然而她的生育又被严格的法律所限制。她被期望去找一份工作,自己赚钱,然而工作环境中的歧视比美国的情况更严重。传统的道德规范在瓦解,但这一过程很不均衡,方式也不健康;卖淫变得普遍,婚外恋也是。我吃惊地发现,在涪陵,许多我的年轻已婚朋友在欺骗他们的配偶,然而离婚对女人来说,依然还是肯定的耻辱。
当一个女人与已婚男人发生恋情,人们说她偷人,偷男人。而对于偷女人,则没有同等的词汇。如果一个单身男子与一个已婚女人发生浪漫关系,人们形容她是水性杨花。再一次的,这个词汇不能用到男人身上;即便语言也在保护男性免受责备,原谅他们不谨慎的行为。中文的其他方面还有更直白的性别主义。如果你想骂一个女人,可以说她“臭三八”,因为三月八日是国际妇女节。
涪陵的女人生活在复杂的社会期望之下,而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压力似乎对她们特别沉重。在乡下,许多男人离开了,去城市找工作,而对应着每一个棒棒军或建筑工人,都有一个农民的妻子在家,独自种田。中国的农业劳动力中,66%是女人。社会学家认为这种不平衡部分导致了女性的高自杀率,它主要发生在乡下。这些乡村的自杀很少是出于贫穷;事实上,它多数是发生在相对富裕,受过些教育的农民阶层中。亚当的学生珍妮就是一个教科书式的案例:她并不穷,她有着读书的机会,对农民女孩来说是不寻常的。但珍妮的职业道路很可能会是回到家乡教书,对于一个如此聪明的人来说,可能是一个叫人抑郁的前景。我猜想,她可能清楚地认识到了自己的潜力,同样也看清了她未来人生的凄凉:去做一个乡村的教师,早早结婚,生孩子。到了后来多少就是如此——超出了她所能承受的。
(好像一个乡村版的林黛玉啊。)
当然,在世界的一些其他角落,情况还有更糟的。中国的女人可以比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女人走得更远;比中东地区就不用比了。而且,在中国也有明显的进展,解放后的改革让女人更容易去工作,而共产党总在发动打击贩卖人口的运动,同时支持女人的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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