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举、中进士、做官。而且其取中的概率往往比博览群书的士人还要大，因为他只懂圣贤书，只会做八股，不会被其他学问干扰。
科举使得许多人一登龙门，身价百倍。这一点在《儒林外史》中有着生动的描写。范进在中举的当天连饭辙都没有，抱着一只鸡跑到集市上去卖。可是随着中举报单的到来，银子有了，土地有了，房子有了，奴仆有了，真是一步登天，这怎么能不激起人们的艳羡？就是“进了学”——考中秀才，这个科举中的最低层次的功名，在当时也是不得？
说科举（2）
4加强皇权的科举
科举制度的思想背景是“选贤任能”和选拔人材于寒俊之中。这种思想意识产生于西周和春秋时期，代表了沉沦下僚的士人们的期待。他们还编造了或改造了一些历史故事，来说明选贤任能的必要。如伊尹说汤，成为商的开国元勋，而伊尹只是个媵臣（陪嫁的奴隶）；殷高宗（武丁）从筑城的奴工中发现了贤人傅说；周文王师事姜太公；齐桓公相管仲；秦穆公以五张羊皮换取奴隶百里奚而命为相等。这些有的是传说，起于春秋间，有的是把历史改造了，如太公望乃是姜姓部族，进攻殷商时姬周与许多部族联盟，姜氏是其中的重要的一姓，儒家把它改造为一个落魄的隐士成为帝王师的故事。
这种拔擢下层人士进入最高统治层，其作用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增大最高统治者的权力。中国改朝换代频繁，最高统治者打天下时都要联合能够联合的力量，但坐天下后，以前的联合者必然要分享权力，成为最高权力的威胁者；太平时期也是如此，掌握权力过久的大臣也是最高统治者权力的威胁。解决威胁的最好办法，就是不断地拔擢小臣以取代权力日增的大臣。小臣被拔擢，则感激涕零，一定会兢兢业业地做好工作。小臣怎么来？西方一些统治者是提拔自己身边的亲信（包括一些侍从、奴隶），宋徽宗提拔高俅也与此类似。这不仅缺少规范，而且被选拔者的道德品行（不逢迎拍马很难被在上位者赏识）也受到怀疑，从而为人们所鄙视。而科举制本质上是一种制度化的选拔小臣的方式，它相对公正，凭才能和学问参加考选，因此被选中者不仅不会被人们鄙视，反而为人们所尊敬、推崇。出身于社会下层的小臣进入统治高层，确实带来了新的气息，是官僚层的新鲜血液（钱穆先生就无限夸大了这一点）。然而要记住，小臣不是下层民众推举的代表，他们只是了解下情，可作为施政的参考。他们是小臣，与最高统治者距离悬绝，是匍匐在统治者面前的。如果他们的思想意志与决策者差距太大，他们并没有改变决策者的能力，甚至不会有这个愿望，小臣只能改变自己以适应朝廷。因此，在小臣不断地替代大臣的过程中，皇权成为绝对的权威。科举制的产生不是抑制皇权专制的，恰恰是增进皇权的，当然，它也有一定的调节作用，使皇权不至于向畸形方面发展。
5制造平等幻想的科举
举制是最高统治者遴选小臣的制度，它是个选官制度，可是在史书中往往把科举与教育放在一起。孔子谈到老百姓富了以后怎么办，那就要“教之”；孟子表述社会理想时，常常提到“庠序之教”。可见，教育在儒家看来是达到理想社会之必由途径，科举似乎因与教育密切相关而伟大。三代两汉的统治者的确比较重视教育，《汉书》中有“循吏传”，所谓“循吏”就是重视教育的官吏（与其相对立的“酷吏”是力主严刑峻法的）。汉代最有名的循吏文翁之所以被人们称道，就是因为他在蜀中做地方官时积极办学，把当时最先进的中原文明推广到尚是荒蛮状态的蜀中。
自科举制完善以后，这种情况变了。京师以及各地还有学校，但作用越来越小。统治者的新策略是用科举拉动人们的学习热忱。办学、办教育不再是朝廷首先关注的政事了，因为科举遴选的标准成为士人们努力奋斗力争实现的目标，其读书作文都朝着这个方向努力，不用再施加外力。而且这个目标的实现不一定非要经过学校的正规教育，自学完全可以达到。州府县名义上的学校，在明清中后期只是管理秀才的衙门，对他们很少负有培养的责任。所谓的教谕、教授、训导，也不再是教师（但人们还称他们为老师），而只是管理秀才的学官。人们读书大多是靠自学，或者自费到州府县里私人或官家开办的书院听课学习。像汉代那样由千里之外负笈求学的现象很少见了。但应该说，明清时代培养人才的方式，更与小农经济相适应。这到底是进步还是退步呢？
科举考试制度是面对全社会（除了少数吏人和操贱业的人士）的，这个制度设计使得通过科举考试从而出仕做官不再是少数人的事，虽然能够通过科举进入统治阶级圈子的是少之又少，但它的社会动员面却是非常广阔的。凡是有志进取，都可以投入其中。因为在人们心目中，它是平等地对待每一社会成员的。这是一场小投入、高回报的骗局。
科举选官，对皇帝来说是选奴才。统治者把教育纳入科举考试的轨道，它不仅把读书人固定在这个轨道上，而且成为整个社会认可的价值尺度。直至今日，老百姓还是佩服“考出来”的人（传统上有三个认可：血统、打天下、考出来的）。
在科举制度下，统治者成了受教育者的当然老师，实现了君师合一（类似中世纪的“政教合一”），这也是加强皇权专制基础。此时考生看重的已经不是真正传授给他知识的老师，而是主持考试的考官了。自己的文章内容和风格都要适合考官的口味，这样对于知识的评价标准，实际上是掌握在统治者手中了。科举中最高级的考试是殿试（清代在太和殿或保和殿），名义上是皇帝主持的，因此通过殿试（殿试只是为通过会试的进士定名次）的进士都是皇帝的学生，自称为“天子门生”，并以此为荣。皇帝不仅是这些官员的首脑，也是思想上的老师、统治者。
统治者通过科举死死把住入仕的关口，也就是做官的门坎，通过淘汰确立了教育合格标准。你不符合我的需要，不死心塌地臣服于我，你就不要做官。读书人只有通过这个入仕关口，才能确定自己士大夫的身份。这样即使不外出做官，在家耕读，他也是乡绅。因此，通过科举带动教育的做法本质上是个奴化教育，并由此确定了一元化的价值观。在这一元化价值观面前，人们似乎是平等的。
说科举（3）
6科举与八股文
明清两代的科举考试主要用八股文。为什么选择了八股？这种文章又称经义、制艺，这种文体就是用来阐述经书中所体现的儒家思想的。作者在文中要模拟圣贤，代圣贤立言，也就是要设想自己就是圣人、贤人。如果一个人数十年地设想自己是圣贤，这种思想意识必然是牢记在头脑里、融化到血液中了，最后还要落实在行动上了，这就是理学家的口头禅：“内圣”。因此做八股文的目的，就是使沉浸于此道者思想纯正，不受歪理邪说的影响。
另外，八股文一篇只有七八百字，分为八股，各有程式，考官衡文时容易有共识（本来对于文章好坏很难有共识的，八股则例外。这有些像现代体育竞技中给跳水、体操等项目打分一样，考官可以把一个连续的动作分解为若干片段后一一评判）。因此无论是从政治正确的角度，还是从考核操作的角度来看，用八股文取士都是了不起的一大发明。
明清士人给八股文定了三大罪状：
第一，八股使人无学无文。许多会写八股的秀才连个简单家信都写不了，这是事实。但学习八股文不是为了培养文章家、学问家的，它只是用来培养官僚的。做官僚的首先要熟悉统治阶级赖以论证自己的合法性合理性的意识形态。以八股为业，实现的就是这一点。
第二，八股束缚思想。但古代从经济上说是农业社会，从人际组织上说是宗法社会，政务相对简单，儒家经籍中基本上告诉了人们如何“牧民”，思想有所束缚对于官来说是必要的。
第三，以八股取士最便于乡曲之士。实际上这个制度设计就是要把最底层的读书人也纳入政权系统。
这种批评所触及的，恰恰就是八股所以被统治者乐于所用的原因。
通过读八股、写八股成为官员的人们，除了“圣贤”这一套外，对于其他是一无所知，甚至对于自己应该从事的政务都不太懂。因此科举除了奴化士人外，还有愚化士人的作用。所谓“愚化”就是使通过科举考试的人们除了政治正确外，知识面狭窄、处理事务的能力弱化。那么不会做官怎么办？在明清两代，地方官的一些纯技术性的工作都分给幕僚（俗称师爷）做了。诉讼有“兵刑”师爷管了；催租收税有“钱谷”师爷管了；连书写公文书信一类的文字，也有文案师爷代劳。这些秉持“内圣”的官员只要把握好原则就可以了。
朝廷六部九卿的官僚也是如此，技术性的工作都有吏胥去做，而吏胥几乎是祖辈传流的。因此，南宋的叶适就感慨地说，“官无封建，吏有封建”（官不世袭，而吏世袭）。这种胸怀“内圣”的呆瓜做了官，基本上还是守臣子的本分、不会犯上作乱的。这就是“外王”的最低标准。因此从皇帝角度来说，科举制和以八股取士都是成功的。
古代中国的科举制，促进了社会的垂直流动，使得社会活跃起来。然而其结果却是使权力完全集中在皇帝一人手中，人才的流动恰恰为这种集权提供了保证。中国的“中世纪”延续了两千多年，是多种因素促成的，科举制也是其中的一个因素。
7废科举的必然及余波
科举制是个选官制度，并以此来拉动教育，实际上也破坏了教育。虽然教育目的在不同的时代有所差别，但它还是有个共同点的，那就是，经过教育之后其素质要有所提高。而“奴化”、“愚化”这两点就有违于这个共识。因此，八股取士产生不久即受抨击也就不奇怪了。
科举制还使得受教育者都把读书当官作为惟一的目标与出路。这样教育也成为一元的、单向度的。由此出发，其评价体系也是一元的，就是要求受教育者都能达到掌握“孔孟之绪言”，领悟经典的“精微之奥旨”的程度。这与孔子时还讲究的“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四科”（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比起来，也是远远落后了。孔子的教育反映了当时的知识水平，囊括了当时大部分知识（只是缺少医农）；到了科举时代的读书人，不能说全部，但其中的大多数人是除了孔孟的糟粕外，别无所能了（如《儒林外史》的范进、周进）。这种教育和选官也会遇到不可克服的困难。
第一个困难是官位有限，读书人数无穷。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读写印刷技术的进步，读书者越来越多，这样读了书而做不了官的比重越来越大。宋代就出现江湖游士，靠奔走于官僚豪贵之门为生；明代山人之多成了社会的灾难性问题，因为进入统治阶层的窄路根本无法容纳那么多读书人，所以被挤在外面而又对里面的利益无限艳羡的读书人，就只能采用更加卑微和流氓化的方式寄身于权力阶层的末端，以图分一点残羹。这在《万历野获篇》中有生动的记载。而读书人的这种生存方式，对于知识和知识阶层应有的尊严，其戕害之大是不言而喻的。清代则更是如此。这些都成为令统治者头痛的问题，但又无法解决。
其二是1840年后，中国在西方列强压迫下逐渐向近代社会转化，社会对知识需求的多样性产生了。外语、声光化电、医、军事、政务等等人材都是只通过科考造就不出来的。他们需要有计划、有步骤地教育培养，于是统治者感到有开学校的必要。
新式学校，不是明清那种有名无实的学校，这是西方工业社会造就人才的工厂。这种培养人才的方式与中国传统主要靠自己读书的方式来实现是根本不同的。它要通过上学、听课、试验、分科教学、考试等许多种教学方法，来系统和批量地培养具有严格标准的人才。这种工业化或说标准化的批量生产人才的方法，与农业社会中以手工业方式培养人才的方法是根本不同的。学校与科举不两立，科举的废除成为必然。
1905年废科举后，中国近代教育正式开始。然而，数千年的传统和社会心态也不是说变就变的。从统治者方面说，他们废科举、兴学校，改革教育，无非是要培养能够维持其继续统治的能臣（说到底就是培养能适应新的需求的奴才）；而老百姓接受教育，无非是要读书做官，使自己有个好前途，改换门庭。这样新学校的等级也要用科举来比附，如小学毕业相当于秀才，中学毕业相当于举人，大学毕业相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