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两代史书关于宋江招安以后境遇如何都失去记载,但从现存的宋元两代有关“水浒”的文艺作品中来看,选取悲剧结局的可能性不大。因为从说话分类上看,这些作品属于“朴刀杆棒”类,这类作品主题是写游民奋斗的,但奋斗结果一定要“发迹变泰”,“发迹变泰”则是大团圆。《水浒传》这部小说虽然还有“大团圆”的痕迹在(如第七十一回写一百零八将排座次,有的研究者认为最初的《水浒传》就是写到这里),但最后还是以英雄寥落,“神聚蓼儿洼”作结,完成了悲剧结局。这可能与全书完成于明代中叶有关,明代对于各种反抗镇压的严酷在历史上是数一数二的。特别是明朝初年的洪武、永乐两朝,不要说对被统治者的反抗,就是对统治阶级内部镇压的恐怖也是骇人听闻的。那些特别忠心的臣民,如对某皇帝稍有拂逆,往往下场更惨。南宋的岳飞自不必说,明代靖难时的忠臣方孝孺、天顺时期的于谦,都是令有心人扼腕浩叹的。在镇压人民的反抗时,明代统治者虽然也有时使用“抚”的一手,但是当他们有力量时,反攻倒算、“杀降”也是常见的。《水浒传》作者也许有感于此,把宋江招安后的结局写成悲剧性的,其所批判的不仅是招安,其中也包含了对于“忠”的观念怀疑。
总之,招安是个复杂的历史现象,《水浒传》中的所写的招安折射出的历史现象更为复杂,对此,是很难用肯定或否定来判断的。
8作为好汉话语系统中的“招安”
“水浒”的故事流传之后,形成了一套反映游民意识并得到主流社会某种认同的话语,“招安”也是其中的一个。“招安”是宋代统治者处理武装反抗者的策略,武装反抗者也会运用各种手段与之对抗。南宋的范汝为在与统治者斗争中反反复复,连朝廷派来的与他谈判招安的官员都被他收买了,为他通风报信;招安之后,不肯放松手中所握的重兵,党徒也未遣散,就这样最后也未成功。这是现实斗争中的招安。而《水浒传》中写的“招安”主持者是那样反复变诈(作者把这个责任推到奸臣的身上),一而再,再而三地不遵守自己的诺言,节外生枝,并对梁山好汉的人格加以摧辱;而梁山的领导者宋江委曲求全,对朝廷一片忠心,向往招安之心,几经挫折,始终不变,最后还落了一个悲剧下场。这样,通过《水浒传》中对梁山好汉受招安的描写告诉读者,正义在梁山一方,不义在朝廷一方。这个情节的设置不仅具有悲剧的震撼力,而且把“招安”这个专制统治者对待造反者的政策,变为不被朝廷理解的、主流社会以外忠臣孝子向朝廷尽忠的行为表现。
《水浒传》及其有关通俗文艺作品的流行,使得“招安”成为造反者乃至江湖人的流行话语,他们用它作为一种手段,向统治者讨价还价,在生存斗争中争取到一个最好的结局。他们懂得招安的底线在哪里,梁山好汉的遭遇给他们以教训。主流社会、特别是文人士大夫谈到“招安”也能理解,认为这是造反者的出路,是协调社会矛盾的最佳选择,如果不是实际操作者,谁不相信这一点呢?
前面说过,宋代以后官方文件中基本上已经不用“招安”这个词了,但在“水浒”一类作品的影响下,“招安”与《水浒传》中其他反映游民思想意识和性格情绪的话语构成一个系统,并被频繁地使用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