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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招安（6）
其实说穿了也很简单，因为关于宋江36人纵横京东一带的故事，正像鲁迅先生所说，是属于“讲史”系统的。既然是“讲史”，细节尽管可以创造，但大的走向是不能改变的，不管作者或说书人如何崇敬关羽，如何爱戴诸葛亮，写“三分”和说“三分”都不能改变他们抱恨而亡的结局，更不能不让晋朝一统天下，而像《反三国》似的把取得天下者换成蜀汉。宋江是被招安了，归顺了宋朝，这一点谁也不能改变。历史上宋江一伙，本来人数不多，但因为流动作战，冲击力大、威势大、影响力也大（不排除有许多冒充宋江一伙的小股造反者也在汴京四周和中原一带活动），所以为江湖艺人津津乐道。最初创作和演说宋江故事的艺人的感情倾向都在宋江一边（为什么会形成这种“一边倒”的情形，现在已很难确切知晓，可能与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有关，也可能与痛恨朝廷军队有关，更可能的是最早创作和演说宋江故事的艺人就是宋江的追随者甚至是部下），《水浒传》的作者在感情倾向上继承了这一点，因此他要为梁山、宋江张大其事，要把梁山写得“打遍天下无敌手”。作者凭借着艺术上的想像力，把梁山泊写成造反的英雄好汉的坚不可摧的革命根据地，把梁山团伙写成拥有数万精兵悍将的强大的革命武装集团，又有一流的军事领袖与谋士，并且得到广大老百姓的热烈拥护和真诚支持。梁山的事业正是如日中天，只要与宋王朝打仗都是事事遂心，一个成功接着一个成功，梁山的八面威风是做足了，于是，在处理历史的真实时就未免捉襟见肘（现代历史小说《李自成》也犯这个毛病）。在这一点上《大宋宣和遗事》写得比较简单，言宋江等人大闹东岳以后，“朝廷无其奈何，只得出榜招谕宋江等”。宋江等人顺水推船，“归顺宋朝”。而《水浒传》不仅张大了梁山反抗烈火之不可扑灭，而且还有忠奸斗争一条线索，朝中“四贼”处处破坏招安，这更增加了招安的难度。从小说情节所展示的生活的逻辑性来看，招安几乎是没有可能了。作者要写“招安”这个情节，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突出宋江对招安的积极性，而且积极得有些不近人情，为此，他不惜自降身份、自取屈辱，对一切可能有利于招安的人低声下气地表白和求助（注重“革命气节”的一些评论家便据此对宋江大加谴责），这与前七十回宋江的形象有很大的不同，例如梁山好汉对年轻女人多是采取斥拒态度的，对妓女更是这样。前七十回的宋江对阎婆惜的冷淡和仇杀都与其他好汉是一致的，可是在七十回以后，宋江对李师师的态度则与其他好汉大异；另外，高俅，这个梁山的死敌和许多英雄好汉悲剧的制造者，在被俘而受到宋江礼遇后，与他恩怨甚深的好汉并没有做出应有的反应。这是《水浒传》写作艺术上的一大缺点，每当情节的发展可能令作者尴尬时，他就如此处理。如秦明一家与扈三娘一家被杀后上山的表现。不知道作者是不善于描写这种内容的文字，还是作者不关心这类问题，或是认为这类问题无足轻重。
大家知道俄国作家托尔斯泰写《安娜·卡列尼娜》时，为了忠于作品中人物性格的发展逻辑，作者甚至违背了自己的意愿和感情倾向，人们称这是“现实主义的胜利”；而中国文学作品中人物形象只是受到作者意志的干预，叫他死他就死，叫他活他就活，任意性很大（《红楼梦》是个例外）。作者用自己的思想和感情倾向左右人物的命运和走向是司空见惯的，这在江湖艺人的作品中更为普遍。既然宋江“招安”的历史不能改，那么只有在宋江这个形象上做手脚了。
古代绝大多数平民百姓也把招安看作民间武装反抗者的惟一出路，因此，《水浒传》的作者特别注重招安这个情节，还是体现了古代社会大多数人们的善良愿望，他们希望宋江等人能有个“正果”，作者这样写也表明了他的感情倾向。
2江湖艺人的寄托：《水浒传》为什么写“招安”的原因之二《水浒传》这部小说虽然成书于明代，但其作为平话故事早在南宋初年就已经流传。北宋南宋之交，不仅“国已不国”、民族矛盾十分尖锐，而且游民人数激增（如前面所引叶适的话
“宣和失驭，天下安土乐业之民，皆化为盗贼”），为求生存，他们也是空前活跃。江湖艺人应该是属于游民范畴的，他们脱离了宗法网络，在城乡娱乐圈中为自己闯天下。他们在演说故事时，必然会选择一些城镇听众极感兴趣、又为自己所熟知的游民冒险的故事，这样宋江等人的造反活动就成了他们的首选题材。从历史的真实来说，宋江等人的武装反抗活动只是一股力量不甚强大，但是却十分强悍的、流动作战的绿林好汉。他们只有36人（江湖艺人把他们夸大为36伙），纵横驰骋于京西、河北、山东、淮北之间，有时剽掠至海边。36人之间团结十分紧密，有“来时三十六，去后十八双。若还少一个，定是不还乡”之说。这一伙人采取的是“打了就走”的游击战策略，以致“官军数万，无敢抗者”。这样的绿林英雄不仅特别勇敢，而且其行动必有传奇性，人们都具有好奇的天性，那些生活在宗法网络中的人们一生过的都是安全平庸、周而复始的生活，游民的冒险故事自然会对他们有吸引力；宋江等人驰骋江湖的经验和他们之间的团结精神，又会使得那些流落江湖、无依无靠、只是凭技艺糊口谋生的艺人们羡慕不已。演说宋江的故事不仅城市人爱听，艺人们也爱说。
中国人在审美习惯上是喜欢大团圆结局的，特别是宋代以后的通俗文学中，大团圆倾向更为明显。这与通俗文艺面向市场是密切相关的。日常生活中多有缺欠的平民百姓，为了求得心灵上安慰，更是喜欢大团圆的故事，买主既有这个要求，卖主就要使买主满足。古人早就认识到这一点。《古今小说》卷末所附的《绿天馆主人叙》中说：“大抵唐人选言，入于文心；宋人通俗，谐于里耳。”如果我们把这点不只理解为语言，其内容的“通俗”（例如大团圆的情节）也是为了满足广大听众的要求。不同类型的人，有不同的大团圆。青年人的大团圆是才子佳人，是有情人终成眷属；文人的大团圆是金榜题名，洞房花烛；官员们的大团圆是出将入相，连升三级；平民百姓是生活富足，子孙满堂……，那么什么是武装反抗的游民的大团圆呢？我想应该是发迹变泰，具体说就是成为帝王将相，最高的当然是做皇帝，最低也是招安做官。不仅江湖艺人这样想，观众听众也是这样企盼。宋江没有做皇帝是历史事实，谁也改变不了，于是，便采用了招安做官。这样的故事不仅寄托了创作者的理想，也反映了平民百姓的心理需求。所以说“招安”这个被现代人所诟病的“投降主义”，恰恰反映了广大平民百姓的善良愿望，它更是游民重要的爬升之路。
3民族的共同愿望：《水浒传》为什么写“招安”的原因之三南宋初年，北方蜂起的抗暴的武装力量大多转化为抗金队伍，蜷局在西子湖畔的南宋统治者感到昔日的“盗贼”，现在是他们的同盟军了。南宋初年，许多武装造反的人们被南宋朝廷招安，有的还被派往北方参加与金人的战争。这是因为金人大举南侵的铁骑，踏碎了各个阶层人的正常生活，引起全体汉族人民的一致反抗。此时游民领袖与最高统治者有了共同点，统治者用“官”的虚名（由于时局艰难，当时许多官已经没有了俸禄）招诱时时刻刻想改变自己门庭和地位的游民。北方游民与广大民众的奋斗屏蔽了南方，也给在南方刚刚安定下来的宋统治者以喘息的机会。这些造反者被南宋褒扬为“忠义人”，有的还遥受官号，给他们以鼓励和表彰。朝廷的做法受到举国上下的认同。用现代的说法，这就是民族主义的高涨吧！
宋江的故事本来发生在北宋末，后来被招安，这是与南宋建立后在北方的“忠义人”不同而又有相似之点的。江湖艺人在演说宋江等人故事时特别强调“忠义”这一点，在现在来看就是利用民族情绪给人们造成误读，仿佛在北宋宣和年间就已经有了招安造反者去抵抗异族侵略者的“忠义人”的故事。《大宋宣和遗事》中把宋江等人的根据地——“梁山ND056”前面非要加上“太行山”三字，仿佛“梁山ND056”是太行山的一部分。南宋龚开的《宋江三十六赞》中更是多次提到“太行”，如玉麒麟卢俊义赞中有“风尘大（太）行，皮毛终坏”；燕青，“大（太）行春色，有一丈青”；张横，“大（太）行好汉，三十有六”；戴宗，“汝行何之，敢离太行”；穆弘，“出没太行，茫无畔岸”等。这种地理的错位，《水浒传》研究者的解释是除梁山故事外，还有一个太行山的故事系统，只是这个故事没有流传下来罢了（王利器《耐雪堂集·〈水浒全传〉是怎样纂修的》）。我认为宋江故事的原始创作者之所以强调“太行”，是顺应了当时的民族情绪的。因为南宋初年王彦所率领的太行山上的“八字军”是被视为北方“忠义人”代表的。
说招安（7）
“八字军”，北宋末在河北都统制王彦率领下聚兵太行山，所部一万余人，皆在面上刺有“赤心报国，誓杀金贼”八字，用以表达自己的决心。他们是北方汉人坚决抗金的一面旗帜。绍兴三年随张浚入蜀，后来频繁在北方（汴京一带）、南方与金人作战，屡建功勋。绍兴六年七月，在王彦率领下“八字军”万人赴杭州，王彦官浙西制置副使（《宋史·王彦传》）。这些必然给杭州人留下深刻印象。宋江等人故事最初就是在杭州瓦子里演说的，把宋江等人与太行山的“忠义人”联系起来，这一方面是为了使听众对这些武装造反者更为理解，对他们的故事不再敏感，以取得合法性；另一方面也是借此指出宋江等人的招安行为就像“八字军”“忠义人”一样，在抗击外来入侵中是起积极作用的，他们的故事是应该受到全社会的一致欢迎的。
南宋初年是民族精神高涨时期，要把宋江等人的故事演说成为具有报国精神的故事是符合时尚的，后人在梁山聚义故事之后加上“征辽”也是这种精神的延长，然而这一切的前提就是接受宋王朝的招安。基于上述的种种理由，所以《水浒传》写作过程中前后作者都未放弃宋江等人被招安的情节。
4《水浒传》的“招安”
提到《水浒传》的招安，宋江的思想和作为给读者留下的印象最深，所以毛泽东发动“评论《水浒》”运动时就指出：“《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实际上所有的农民起义本质上都不反皇帝，即使是反对在位的皇帝，其目的也在于谋求自己做皇帝）。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仿佛招安都是宋江一人的过。梁山的一百零八将中主要由三部分人组成：一是游民，如李逵、武松、鲁智深等；二是各个阶层的边缘人物，他们多是官方文件所说的“不逞之徒”，如宋江、柴进、林冲、卢俊义等；三是朝廷大小官员——主要是各级将领、武官，宋代朝廷的“重文轻武”政策，使他们往往受到文官的排斥。这三类人，虽然地位差别悬绝，处境也有很大不同，但他们也各有自己的不如意之处，这些人也多有改变自己处境的意识，民众的武装抗争就可能成为这些人改变自己处境的一个契机。如何利用民众的武装抗争，道路只有两条，一是推翻现有政权，自己做皇帝；另外就是被招安做官。实现第一条路，需要许多条件的配合，而“招安”只要统治者愿意就可以了，因此，宋江努力争取招安的行为并没有受到梁山好汉们坚决的抵制和根本的反对。一百零八将中的活跃人士大多赞成招安，即使有些反对宋江过急做法的人士，也非反对招安，而是不赞成不讲任何条件的“招安”。这种“招安”不仅不能使他们变泰发迹，而且威胁到个人生命的安全。他们反对的是不成功的招安，要的是成功的招安。
“评论《水浒》”时期的许多大批判文章都把武松说成是反对招安的好汉，实际上，《水浒传》中最早说出“招安”两个字的就是武松。在第三十二回中，武松被宋江救下，二人同榻而卧，长夜谈心，宋江邀武松去清风寨，武松怕连累了他，要上二龙山，并说：
只是由兄弟投二龙山去了罢。天可怜见，异日不死，受了招安，那时却来寻访哥哥未迟。
这也是《水浒传》第一次出现“招安”。在“评论《水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