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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建州范汝为，出身于贩私盐（宋代茶、盐皆为国家控制物资，私贩要靠武力，多是浪迹江湖的游民才敢从事这个行当）之家，因打人致死，才拉起杆子，领导当地饥民造反。他是向往招安当官的，因为他的造反军中有一些士人参加，因而对招安以后缺少安全保证有较清醒的认识，所以他被招安后始终不肯放手军队，也不解散军队，充“民兵都统领”，而且把朝廷派去招安他的官员拉到自己一方，增加自己的安全度，但因为他时顺时叛，最终还是被将领韩世忠消灭。
9统治集团内各色人等的想法
任何时代都有不称职和不负责的官员，在专制制度下则更多，宋代也是这样。像建炎、绍兴那样危险的时期，许多文武官员依然是缺少责任感，这些官员如被派去平弭动乱，他们对待所谓的“盗匪”，则多是“玩寇自重”，力主招安，并在招安过程中为自己捞取好处。这在范汝为的“招安—反水—再招安”的反复中也可以看得很清楚，不仅最初朝廷派去镇压的神武副军都统制、福建制置使辛企宗畏首畏尾，怯懦不前，遇到范军躲着走，就是被派去专职负责招安的官员谢响、陆棠、施逵等，竟秘密为范汝为出谋划策，告诉他如何在招安中讨价还价，为自己争得最大的利益。这从范汝为角度看自然是大大的好事，可是从宋王朝角度看，他们就属于“叛贼”一类，后来三人被追究，谢、陆自杀身亡，施逵改名换姓，跑到北方的金国，为其消灭南宋出力，官至翰林侍读学士。在“武官怕死，文官要钱”的政坛风气中，许多招安成为了造反者与执行招安者之间的交易。范汝为一案闹得太大太久，最后还是被揭了出来，许多官员因此获罪。
那些尽职而又称职的南宋官员中，反对招安政策的居多，尤其反对没有统筹安排的、盲目的招安。这方面在南宋建炎、绍兴间以李纲、赵鼎为代表。这些官员认为招安不仅不能平弭武装反叛，而且只能进一步刺激武装抗争，因为一些不逞之徒通过招安吃到了甜头。这些我在前面已经谈到。至于南宋初的名将如张浚、岳飞、韩世忠等，都是直接镇压民间武装反抗的骁将。钟相、杨幺、范汝为等南宋较大规模的武装反抗被镇压，他们都出了很大力量。
南宋高宗赵构在登基之初是力主招安的，那时他的帝位还不稳定，被金人赶得一直向南奔窜，一度还被赶下海。高宗主张招安不仅是因为他没有力量去镇压，更希望这些有组织的武装抗争能够去与入侵的金人战斗。到绍兴年间南宋政权逐渐稳固了，他的态度就有所转变。绍兴二十八年严州遂安出现民间的武装反抗，事情报告到高宗那里，高宗对宰相说：
招安非良法，命之以官，是诱之使为盗，不若移此以赏捕盗之人，盗知必见获，则可使无盗。”于是，大臣们颂扬说：“圣虑高远，非臣等所及。”（《中兴小纪》卷二十八）
自此以后，招安也就日渐其少了。
10余论
读者可能要问：你在行文中那么NB024嗦地用“民间反抗”、“武装抗争”、“武装反抗”，为什么不用“农民起义”、“农民战争”这类通用词语呢？这里说一下原因。
第一，何竹淇先生那四大本书虽然题名曰《两宋农民战争史料汇编》，实际上所收录的许多不是农民起义，特别是北南宋之交时，许多是散兵游勇叛乱，茶盐私贩的反抗，有的是占山为王的盗匪。但是不管这种武装抗争是什么性质的，共同点都是来自下层社会的人们对现存政权的暴力反抗。
第二，因为记载缺略，许多武装抗争甚至连具体内容也闹不清楚，史书只是概而言之曰“盗贼”，今人就翻译为“农民起义”，这是不准确的。所以本文使用了“武装抗争”这类较为中性的词语，以示慎重。
第三，即使参与武装斗争的群众大多是农民，其领袖与中坚人物也多是游民，其破坏性很大，也很难得到广大群众的支持，最后以失败告终。对于这一类的武装反抗如何定性分析，我还未完全想好，所以这里笼统地称之为“武装反抗”。
近几十年来，历史学界一贯把“招安”作为批评对象，用极端的语言丑诋被招安的古代造反者。从这种逻辑来看，一旦造反以后只能有两个前途：一是推翻了统治者自己做皇帝（真做了皇帝也有罪名——背叛农民起义），起义者都做文臣武将；一是做烈士（这是被现代史学家认为最光荣的前途）。为什么这些造反者就不能与统治者达成妥协，造反者回家重新当老百姓，或被招募当兵或为官呢？为什么就不能尊重古人的这个选择呢？这是我读了一些关于评论招安的文章后百思不解的一个问题。
说招安（5）
要推翻旧王朝、夺取天下自己做皇帝，不是轻而易举的，这是需要许多条件的，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有许多有知识者参加，也就是说要有政治经验的文人士大夫的加入，并成为其谋主。没有游民或农民单独打天下而能成功的。北宋时的欧阳修曾指出，当时京西“盗贼”虽多，但没有为他们出谋划策之人：
若使其得一晓事之人，教以计策，不掠妇女，不杀人民，开官库之物，以赈贫穷，招愁怨之人，而为党与。况今大臣，不肯行国法，州县不复畏朝廷官吏尚皆公然迎奉，疲民易悦，岂有不从？若凶徒渐多，而不暴虐，则难以常贼待之，可为国家忧矣。（《欧阳问忠公集·论募人入贼以坏其党札子》）
这段话可以说基本上概括了两宋时代的民间武装抗争的状况，大多数民间的武装反抗是不能与打家劫舍的“盗匪”划清界限的，他们做不到“不掠妇女，不杀人民”，而且也是不能杀富济贫的。他们的武装反抗还没有构成政治行为，缺少宏谋伟略，因此，他们存在时间都不长，旋生旋灭。在没有新的意识形态传入时，要取得天下，必须遵从并灵活运用传统的政治文化。所谓传统政治文化就是以儒家思想为主体，融合兵家、法家、纵横家部分思想意识的综合体，包括其理想主义和操作性两部分。那些秘密宗教不管是属于佛教系统，还是道教、祆教、摩尼教系统，也不管这些秘密宗教在鼓励造反中起过如何重大的作用，但是它们都不能成为取得天下的工具，都不能把造反者推上皇帝的宝座。这一点被无数造反失败和成功的事例所证明。太平天国坚持“拜上帝会”，把传统的孔孟的著作统称为“妖书”，付之一炬，要靠洪秀全创造的教义打天下，虽然太平天国闹的声势很大，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这从反面证明了传统政治文化的威力。武装反抗的第二个结局是被镇压下去，这对统治者来说是寤寐求之的好事，对于造反者则是个悲剧。
武装反抗的第三个前途就是被招安，当造反者的力量还不足取代统治者的时候，又不想死，如果统治者来招安，这就是惟一的选择，也是自然而然的事。造反队伍中的领袖人物有可能比一般造反群众更热衷于招安，这虽然有企图投靠统治者和往上爬的嫌疑，但须知，把跟随自己造反的群众带出死境也是这些领袖人物义不容辞的职责。招安对大多数参加者来说不是最坏的结局。
上面说了那么多，其意在于说明“招安”这个政策，不管统治者在其中耍了多少手段，而且有些招安也不成功，成为统治者残酷镇压的另一种形态，但造反者对于招安的认同不能完全否定。如果统治者认真执行这个政策，它在历史上也是具有正面价值的。虽然招安是统治者的政策，往往也是他们主动实施的，但应该看到招安政策也是专制统治者无可奈何的一种选择，而不够强大的武装抗争的领导者和广大参加者往往愿意接受招安，以不多的成本换取自己所向往的东西。
招安的成功与否取决于多种因素。许多招安最后以失败告终，这里有深刻的社会原因，其中最关键的一点就是专制统治者不承认老百姓有权力争取自己的利益。
宋代一些文人士大夫更希望“招安”最好行于民间武装反抗之前，因为这种政策有利于保持社会的稳定、有利于国家和百姓，其中最关键的是安抚好可能成为武装反抗的领袖人物。宋代的重文轻武的政策不仅使得尚武之风下沉，而且把许多可以为主流社会所用的“豪杰之士”赶到了造反者一边。华州狂士张元（他曾写下“战退玉龙三百万，败鳞残甲满天飞”的诗句）就是一例，当他在主流社会不得意时，科举屡考不中，便抛弃了家园，跑到西夏，鼓励夏主元昊造反，给宋王朝造成严重的边患。北宋的秦观认为：“臣以为销亡大盗之术，莫大于笼取天下之豪俊。”（《淮海集·盗贼》）苏轼说得更具体：“昔者以诗赋取士，今陛下以经术用人，名虽不同，然皆以文辞进耳。考其所得，多吴楚闽蜀之人。至于京东西、河北东西、陕西五路，盖自古豪杰之场，其人沉鸷勇悍可以任事，然欲使其治声律、读经义，以与吴楚闽蜀之人争得失于毫厘之间，则彼有不仕而已，故其得人常少”。而这些人中的“德不足而才有余者，困于无门，则无所不至矣”，因此苏轼主张，“不专以文辞取人”，“别开仕进之路”，并打通“吏”与“官”，使优秀的“吏”可以晋升到“官”，让那些豪杰秀士得以脱颖而出，而不至于成为民间造反者的领袖或中坚（《东坡七集·上皇帝书》）。南宋末叶的华岳还在《平戎十策》中说要注意访求沉沦在社会下层、但又特别具有才能与能量的胥吏、将校、江湖领袖、“山林标准”乃至干犯刑法的罪犯和流放犯（转引自《反刍集·再论宋江》），把他们招致到主流社会中来。从消极方面来说，这有利于稳定；从积极方面来说，可以有效地抗御外敌。有眼光的士大夫主张招安于出乱子之前，而平庸的统治者只是在出了乱子之后，把招安当作不得已而采取的手段。
二、《水浒传》中的招安
《水浒传》中的“招安”是很令读者瞩目的故事，首先，“招安”是《水浒传》精彩篇章的终结，读到这里，仿佛是《三国志通俗演义》读到“陨大星汉丞相归天”，《红楼梦》读到“林黛玉焚稿断痴情”，从此而后，一回比一回更败人意。似乎中国古典小说作家都不善于写收尾。招安给人的负面印象是如此之深，向慕“打遍天下无敌手”的英雄的读者，对“招安”故事感到扫兴，进而发展成为气愤，近几十年来更是把它上升到意识形态的高度，加以口诛笔伐；思想较为正统的读者，认为老当“强盗”也不是个了局，“招安”也不失是一条出路，但对施耐庵写的那种悲剧性的招安不满（这是“大团圆”意识作怪），有的续写者甚至把《水浒传》剩下的残余好汉送到海外去当国王，给喜爱《水浒传》英雄好汉的读者一些安慰。至于那些现实生活中的“梁山好汉”怎么看待“招安”？当他们的力量还没有强大到可以“招”正统王朝“安”的时候，他们也是常把它挂在口头的，作为一种向统治者讨价还价时进退自如的手段。例如到了明代，“招安”这个词儿已经在官方文书中隐退（这与明统治者对民间的反抗镇压更为严厉有关），而那些民间的造反者仍然常常据《水浒传》而大谈“招安”。崇祯十五年（1642年），刑科给事中左懋第上给皇帝的《题本》中说，“盗贼”李青山等窃据梁山，“日日破城劫狱，杀人放火，而日日讲讲招安，以为玩弄将吏之口实”，并且研究如何“招安”（转引自《水浒传资料汇编》卷四）。可见“招安”不仅在统治者那里是弭“盗”之策，在“盗贼”那里也成为一种斗争策略，所谓“打打谈谈”也是这一策略的发展。因此《水浒传》中“招安”故事给民间武装抗争的影响也不完全是负面的，这一点后面还要详述。
1“讲史”体例的约束：《水浒传》为什么写“招安”的原因之一《水浒传》写了梁山“招安”这个情节，使得现代一些研究者感到迷惑不解。刘茂烈提出梁山两赢童贯、三败高俅，宋王朝倾其全力，想要一举消灭梁山全伙，但最终以惨败告终。此时“按照事物的发展逻辑，梁山军理应乘胜追击，‘杀到东京’，推翻黑暗腐朽的徽宗王朝，建立梁山军的政权，实现‘八方共域，异姓一家’的社会理想”。令刘氏感到“奇怪的是，宋江并没有这样做，甚至连想也没有这样想”，而是积极筹备招安。（《坐游梁山泊·梁山军何以走向毁灭之途》香港中华书局）
说招安（6）
其实说穿了也很简单，因为